家乡的弄堂（外一篇）

家乡的弄堂（外一篇）

徐耘

弄堂是江浙、沪上一带特有的民居形式，类似于京城的胡同。我的老家在浙东的一个小镇上，那里老屋悠悠，街弄交错，弄堂是小镇的经脉支撑，也是小镇的乡愁记忆。这些弄堂蜿蜒幽深，深浅不一，宽窄不等，石板铺就的路面，岁月的步履早已把它磨得溜光，两侧店铺、民宅鳞次栉比。弄堂两边，跨过台阶，穿过屋檐，有的宅院庭院深深，进去后别有洞天；有的则“螺丝壳里做道场”，房子非常狭小简陋。

在我的记忆中，家乡的每一条弄堂内，似乎都蕴藏着一些令人难忘的故事和生动的细节。

豆腐弄原称“铁店弄”。短短的豆腐弄，很狭窄，因为常去买豆腐，印象特别深。现在想来，这条小弄可能早先因铁匠铺而得名，但打铁这个行当，随着时代的发展慢慢地被湮没，而豆腐店则愈开愈兴旺，人们总是喜新厌旧，就慢慢地称豆腐弄了。自古至今，豆腐物美价廉，人人喜爱，而且豆腐作为配菜做法很多，也可直接凉拌食用。豆腐一坨一坨地叠放着，每一坨有个专用的木托，上面盖着薄薄的纱布，因着重复使用，薄纱早已染成了豆浆的颜色。新的一垞豆腐一搬上柜台，掌柜的师傅就手舞一把豆腐刀，“沙沙”比划几下，将其切成“井字型”方方正正的一块块。此时的豆腐块既柔又嫩，似乎还会微微晃动，但又结实有形。我上小学时，独自去买块豆腐、“舀”斤老酒，家长还算放心的。我去买时会带一只大大的碗，或者带一只铝饭盒，一般买1至2块，多买几块必定家里来客人了。印象中当时买2块正好一碗，需要6分钱，还要付豆腐票。

祠堂弄已成网红打卡地。小镇上最长最宽敞的要数永锡弄，后来又称“祠堂弄”。该弄的一头连结着镇上唯一的中小学，平常人来人往挺热闹，可以走自行车、手拉车，偶尔还有拖拉机开过。在该弄的弄底，曾经有过一家规模颇大的祠堂，有大堂、东西厢房、天井、侧院等，里面飞檐翘脊，雕梁画栋，还有很多粗硕的木廊柱、木屋架等，据说原本是俞姓祠堂，当我有记忆时，这个祠堂已变成小镇上唯一的幼儿园。

祠堂弄的东西两侧还有数条横弄相连，朝东有文魁一弄、文魁二弄和晴明弄；朝西有一条与白果弄连接的弄堂，弄名我已不记得，这几条都属祠堂弄的支弄。最称奇的是文魁一弄，弄内墙高路窄，最窄的地方还不足一米，两个行人交会需要侧身通过，抬头望是一条狭长的天空，有“一线天”之说。

那时候祠堂弄口曾有一甘蔗摊，摊主姓俞，卖的是清一色的青皮甘蔗。摊上的甘蔗洗净后切成段整齐地排列着，上面覆盖一片薄纱，摊主常拿着一把用竹丝片制成的刷镬帚，俗称筅帚，经常蘸上清水去洒摊上的甘蔗，估计是为了甘蔗保湿吧。那卖5分钱一段的甘蔗又粗又长，汁多味甜，实在诱人；也有卖2分和1分一段的，那货色就次不少了。我等囊中羞涩的小孩，偶尔买根1分一段的，或者1分一小堆的甘蔗梢头解馋。

后来，这条弄堂因一份美食——崧厦臭豆腐而出名成网红。弄堂深处开出一家臭豆腐店，这一家的臭豆腐油炸后呈浅黄色，外脆里嫩，配上特制的酱料，闻着香，吃着鲜，号称“臭豆腐的祖师爷”，曾上过央视“舌尖上的中国”栏目和美国《时代周刊》。每天下午3点左右，老板娘会准时出来摆摊，这时店门口往往已有食客在排队了，来这里买臭豆腐的以熟客为主，也有慕名而来的远路人，一些远方的游子也很惦记着家乡这道美食。因为每天制作数量有限，去迟了往往空手而归，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听说前几年，曾有人花500万想买这个臭豆腐的配方。美食飘香的背后，是扎实的豆腐品质，独家研制的苋菜梗汁浸泡，加上精湛的加工手艺。

我忽生奇想：以后呀，这条弄堂是否应改名为“臭豆腐弄”？

小弄堂里也要“反帝反修”。我小时候最熟悉的是茶亭弄，离家最近，去的也最多。这条弄呈S形，只有百余米长，因弄内有家周学记茶店而得名。弄堂南边连接着镇上最闹猛的朝南街，原先有街河，后来被填平，朝南街和朝北街就连成一体。弄堂口右手边有一家卖日杂的南货店，木结构的廊房店铺，店面很小，但商品种类挺多。印象特别深的是柜台上面那几只大大的雪花膏玻璃瓶，斜斜地放在架子上，里面装有白色、粉红色等不同色泽的雪花膏。当有人去买时，店员会用竹签现场刮入小小的雪花膏盒子里，几分钱就能装满，这是当时每家每户几乎都在用的护肤用品，尽管当时生活条件很清苦，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小店里有个叫阿冲的阿姨很喜欢我，每次看到我总是问长问短，特别和蔼可亲，有时会用手抚摸我的小脸。

在上个世纪“文革”期间，茶亭弄曾被改名为“反帝弄”。这个颇带政治色彩的名称昙花一现，现在好多人早已忘怀，大家心目中认可的还是原名。附近的祠堂弄也同时改为“反修弄”，这真是那个时代的奇葩。

小镇的东市头伩昌米行边有一条善人里弄，据传，因一位富商的善举而来。有位乡贤叫潘炳南，老家是小镇潘家人。他从杭州鼎记钱庄执事起家，曾参与发起“中国救济善会”，一生行善不倦，赈灾济困，捐资出力，被尊称为“潘善人”。当时，小镇上大多是木结构建筑，用火不当容易引发火灾，而房子连着房子，往往一次小小的火灾会带来惨重损失。潘炳南个人出资，到沪上购得一台20多匹马力的消防水龙，俗称“洋龙”，捐给了小镇，并筹建起第一支义务消防队，为镇上的消防发展破了局、起了头。后来，为彰扬这位乡贤的善举，小镇把他所居住的伩昌弄改名为“善人里弄”，一直至今。

 还有一个称“下桥头”的地方，看上去似弄又非弄，普通平常，里面住着一位景姓学弟，他后来学有所成，成长为中科院院士、国内天体物理学方面的权威，成为小镇引以为傲的杰出乡贤。

也有以姓氏和果树命名的一些弄堂，如朱家弄、顾家弄、王家弄、施公盛弄，金桔弄、白果弄，大多因弄堂里集中居住的姓氏而得名，或者是比较醒目的果树而得名；还有糖坊弄、柴行弄、卢江弄、酱园弄、雅房弄等，从弄名来看，几乎都有些来历和故事。

近些年，我回老家时也偶去附近的几条弄堂转转，找寻一点儿时的印记。有的弄堂已面目全非，保存下来的弄堂大都改建得宽敞明净，里面住户的生活条件也改变很多，但特色保存比较完整的不多。总觉得今天的弄堂里缺了些什么，可能是缺了些当年那种大家庭般、轻松自然、其乐融融的味道吧。

岁月悠悠、欲归无地，往事如烟、亦真亦幻，弄堂依然守候着。

一条悠长悠长的小弄，一个丁香花般的姑娘，打着一把细花雨伞，款款走在小镇淅淅沥沥的春雨里……

晒谷场

农村里干农活离不开晒谷场和队屋，所以，当时老家的每一个生产小队几乎都有自己的晒谷场和队屋。 我老家大门一出就是一大畈水田，边上是何家生产大队第6小队的晒谷场和队屋；而隔一条水沟，对面又是第2小队的晒谷场和队屋。孩童时代，这里是农村里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也承载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晒谷场其实就是村堡里比较平坦的一个场地，有几块已被水泥硬化，有的还是泥地，边缘用石条拦一下，归生产队集体使用。而队屋则用来堆放了集体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

晒谷场就像一个勤快的劳动力，农忙时节它很忙碌，而农闲时节它也不停息。春备耕时，队屋里的一些开沟、犁田、插秧等农机具都会搬出来用于生产一线；夏收夏种时，这里要晒早谷、油菜籽、小麦、棉花、蚕豆、花生等；秋收冬种时，则要晒晚谷、芥菜、萝卜、番薯等。

“春天孩儿脸，一日变三变。” 那时候，气象预报就是报个大概，远没有今天那么精准。早谷开晒了，刚刚还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忽然就乌云密布雨水哗啦啦，真叫人手忙脚乱、反应不及。逢突然下雨实在来不及把谷子收进，只能把晒谷的竹笪反转过来，一半盖在谷子上。好在这个竹笪编得细致缜密，也能抵挡一阵子雨水。逢阴雨连绵的日子，收获的谷子堆在队屋里，得不到及时摊晒，那个时候又没有烘干机，只能耐心等待天晴，时间一久，谷子会发霉甚至抽芽，那个心焦呵。

晒谷场上不仅仅开展打、晒、捡、扬、堆等各项农事，还要分粮食、分塘鱼、分柴草等，有时生产队里也在这里开个露天会。周边村落特别大的几片晒谷场，还要放露天电影，那更热闹了。

过年之前，晒谷场边的队屋里要搡一段时间的年糕。这一段时间里，每家每户约定时间，挑着浸过、沥干又磨好的“水磨粉”，自带柴火排队去搡。队屋离我家很近，所以我总是溜出家门去看他们搡年糕，就喜欢闻那个蒸粉从下宽上窄的蒸桶里出炉时醉人的清香，也喜欢看壮汉们在石捣臼上举杵搡击时力量和技巧的融合。有时候，碰上热心肠的大伯大妈，还能“相”一点刚刚搡好的热年糕，解一解馋。

当春小麦晒干，队里第一次分配时，每家每户都会挑着竹箩筐挤在晒谷场上，喜气洋洋的。到了这个时节，很多人家的谷柜和米桶里，几乎已快见底，有个别户已靠借粮食吃。大家只待新小麦一分到户，晚上敞开肚皮饱餐一顿。

晒谷场也是夏天纳凉避暑的好场所。酷暑里，知了不知疲倦地鸣唱着，每天夜饭前，我们几个小伙伴会拎着铅桶，把河水泼在晒谷场上。因为地面温度高，洒上去时水泥地面还会咝咝作响。晚饭过后，微风渐起，月上枝头，周边的邻居们陆陆续续来晒谷场上纳凉。有的背着竹椅子，有的扛出竹凉床，最不济的也拿一件草席，抱个枕头，各自占个地盘，躺的躺，坐的坐，开始度过闷热的夏夜。这个时候，邻居老何伯总会捡点枯枝树叶，加上些秕谷子，堆在晒谷场边，用火点着后再泼点水，做成“焖烟堆”，用来熏蚊子。纳凉时，年长的会讲点老底子的事对对课，毛头小伙子会弄只小收音机玩玩，妇女们则张家媳妇长李家女婿短搬点小是非，孩子们此刻是最开心快乐的，数数北斗星，捉个迷藏之类。

那个时候，没有空调，没有电视，没有冰箱，没有可口可乐，也很少有电风扇，常赤着个膊，把一把扇子舞得哗哗作响，偶尔有只井水浸过的西瓜，那是最奢侈的享受，甜到心里面……

真不可想象，那个没有空调、没有手机、没有抽水马桶的日子，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