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华
一
粗略了解了顾志坤先生的创作历程,既为他感到欣喜,也颇受逼压和激励。在文学已然失去它的光环的今日,不少人无论是对时世,还是对文学无不有一种叹惋、寂灭或是怅然之感。文学的声音似乎越来越趋于统一或同质化。但顾志坤精心结构的这些大题材、大容量作品却在若干年内建树了引人瞩目、实实在在的文学业绩。他倾情于故乡的历史文化,描摹现实世情以及人们的心灵变迁,洞视世相,凝集深情,催人省思。他的许多作品深切植根于本土现实历史土壤,力图书写生生不息的上虞人民的精神史诗,影响波及业界内外,以自己的方式不断证明着文学的力量与魅力。
当然,这中间令人思考的问题可以是多元的、多维度的。首先,是他的作品对上几代人生命历史、精神状态的鲜活呈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我们仔细探究当下时代生活的样本?其次,是他基本以传统写作模式完成的多类型作品,是否能够从一个侧面依然证明文学的故事性及其经典文学魅力的长远存在,进而来判断当下文学阅读的状态和趣味?再者,如何整合好现实体验与文学经验的交互关系,对新时代现实中各种文化、人物、权力、情志及利益因素的融合变化做出更深入更犀利的把握,对生活现实中未完形的,或者创新性经验具有更强的思想与表现能力,这些都一直是当下作家包括顾志坤这样的后发作家要实现创作突破面临的整体性难题。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来讨论顾志坤作品的某种不容忽视性,会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
顾志坤关涉故乡上虞的文学创作,在令人称奇而感喟之余,能够留给人们的至为紧要的思索便是,无论是历史人性命运还是人民视点的文学叙事,都是需要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吮吸历史与现实生存深部丰厚醇美的养分,才能弘扬家国情怀,延续人文血脉,传承宏大的爱国主义源流与不屈不挠的民族斗争精神,让文学叙说体现出富有意味的独赋地理图标的多重文化元素。
首先,作者浓郁深切的家园情结浇筑了他作为“真正的乡土作家”(叶辛语)的当下文学价值。正如当代有位诗人所指谓的,他一直携有“家山”情怀,又负有“天命”般的初心使命。多年来,他沉入上虞独有的地域风土中生活浸润和洗礼,创作的大量长篇小说、传记、报告文学,几乎都是围绕着家乡展开衍生的,在多体裁之间交叉跑位,游刃有余,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饶有兴趣探究的现象。本来,文学就是关注人以及人性、历史、命运的文学,时代变徙带来的精神困境、人们渴求心灵皈依的状态使之急切地希冀确证自我身份,而回返历史境况、前喻文化想象类比则易于成为作家确立自我方位的重要路径。因此,顾志坤近年来主要以特定年代真实历史中的峥嵘岁月作为大背景创作的几部作品,譬如《突出重围》《北撤》《阻击英雄沈树根》《英雄的旗帜》《血战许岙》《美人弄1号》等,某种程度上就是作者对于社会历史与命运予以反向探究的结果,在过往的沉浮与人性的多元塑造中实现一种当下的精神询唤,为现实生活提供不竭的情感动能。对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它能够生动再现国家民族命运兴衰与荣辱浮沉以及革命先辈投身时代大潮勇毅前行的英雄事迹,生活气息浓烈,人物刻画细腻,渗透进作者的精神追摹、淬炼加工以及旁人不可投入的生命感悟,已然可谓是一种成功的书写。何况,顾志坤还常常能用非常真切可信的笔触还原、再现严酷历史情状下的错综繁杂场景,个体命运的悲喜沉浮,同时,又成为作者顽强察访经验与精神寄寓的投射体。这些都证示着传统文学叙事本身是作家文化想象经验的虚拟架构,是一种将真实的现实历史他者化的审美性营造,依然具有其不竭的创写活力。
三
顾志坤以传记、纪实文学为主的多类型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接续、暗合和构建了文学史图景中大主题、大容量历史叙事所惯有的情节跌宕起伏、语言简明平实的特征与风格。一个优秀作家毫无疑问是具有自身清晰的心灵坐标的,其创作也更易于唤起人们的精神期待,更富有感召力,对涉猎的写作难题有着清醒的究察与探视。而顾志坤的革命英雄主义叙事创作系列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类似相应的叙述表征。它能够注重在历史真实与创作虚构之间寻求一种书写的平衡,从当下的探察和人性复杂媾合的角度出发,既达成了重新讲述历史的意图与感性、理性两者间的矛盾兼容,又在文本编配中建构了带有某种个人化视角与色彩的历史。同时,作者在经年累月聚积的巨量讲述中,相较于其他众多的纪实类文学作品,又明显显现出其特有的一种从容、平实、沉潜的审美基调,一种历史回望与伟大斗争精神相互叠合的双重视角和站位,这都是它在文本价值上值得首肯和赞许之处。因为一切历史叙事本质上都是一种当下叙述,顾志坤的创作自然也概莫能外,只不过它在语言叙述与组织层面还可以做得更为绵密、坚实、丰厚,叙述视点和视野可以更加多元,更为宏阔,这些对他而言或许只是某种源自于有限性的叙事缺失。瑕不掩瑜,顾志坤的作品最值得称许的地方就在于它在描写浙江上虞一带的世情风土、俗常生活时,非常注意细节的描摹与镂刻,叙述和缓晓畅,所塑造的人物虽然大多平凡庸常,却栩栩如生,独具秉性,与人们由不同途径接触理解的乡土生活世界颇为切近和贴合。
四
有关顾志坤这一系列作品中的地理书写的特征和特色,可能他只是给批评阐析提供了一种思考向度。极富意味的是,这一批评视角能够用以理解其叙事如何表征、塑造和影响社会空间,抑或是作品所呈现的特定时态下的环境构架。这样一种过程又可以称为文学制图。在地理批评论者看来,他首先认定的是一个作者明晰强烈的“处所意识”,并通过细密的阅读来完善作者潜在的有形无形展现心灵绘图的全过程写作。
作家笔下特定的地理场域,不仅是一个个真实的地理坐标、文化场景,而且还是许多个体兼备的多感官体验和现实历史经验的复杂载体,它的意义指向来自人们的多重视角和文化沉积的复合与叠化。与此同时,地理批评使我们真切地认识到,文学作品中的空间和空间关系是活跃且显在的,它们不断改变着故事的所有因素,积极地影响角色、事件等故事构成的完型过程。而且,无可辩驳的是,实质上作者、读者和文本某种程度上乃是一个更宏大的时空整体的一部分,只有这个整体才会真正产生和凝集成文学经验。
地理批评可能让人们确信,我们对文学作品中特定空间和地理历史的前喻性的感知,在很大程度上规约、挈领着我们对世界、历史文化以及作品内部所有人物、事件环节的态度。地方、空间和空间关系无疑在竭力地塑造着我们,凝固并强化着我们的主体感受,影响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迫使我们不断地进行自我返观和深省。这些相互促进、相互错动和相互交合的过程,凸显了某种普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处所意识”,揭示了从地理书写视角来阐释作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对顾志坤的这一系列作品来说,这样一种批评的描绘、审视和探索,或许不无必要。
五
值得关注的是,顾志坤的革命英雄主义创作系列作品再度全面集聚了他的才情禀赋以及写作能力,尤其着意于人物性格命运塑造的多面性、立体性和饱满感,使得历史情节和日常生活的娓娓叙述中都力求灌注进一种直面严峻时世的生动感和传奇性。在他的笔下,历史史实讲述中的各类主要人物在革命斗争风云变幻里的性格生长、命运起落,在民族家国紧要关头面前大义凛然的气节风范,都没有进行简单化、平面化的呈现与推进,而是多少可能渗透着现实时运的触动与斧削,蕴含着地域文化元素以及审美风尚鞭辟入里的影响。如此而来,让这些革命英雄在严酷斗争环境里曲折成长的路向与印迹显得更具可信度和吸引力。这些方面,都是顾志坤的系列作品在浩繁多样的纪实与虚构类创作叙述形态中突显出来的亮色与特色,值得细加考量与勘察。
六
当然,我之前也一直提出过一个问题。多年来,像顾志坤这些并不张扬,一直低调劳作,活跃在文坛现场的“基层作者”,其作品倒非常引人关注,受到不少普通读者的喜爱,个中缘由令人深思。他们已经进入了后中年写作阶段,有丰富的现实生活经历、成熟的思想价值观和创作技巧,也有过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梦想,创作是高产优质的。但他们在文学之路上如何超拔自我,如何臻至更高远的境界,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顾志坤先生自己曾经这样表述:“我的所有的作品,都是与故乡密不可分的,没有故乡,也就没有我的这些作品。”“我对生我养我的故乡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他的写作出自对故乡的热爱和感恩。故乡是人生命中永远的磁场。一个人无论走多远,总走不出故乡冥冥中的牵引。故乡是根脉,是有祖先曾经栖居游历的地方,是人文血脉赓续之地。用文字把故乡定格在纪实或虚构的文学作品中,使之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美丽、抒情和感伤的意象和精神依托,其实是他个人对故乡、对家山与天命的一种另类报答与回应。
同样,我们在顾志坤的作品中,无不能够深切感受到他浓郁的家园情结,真切体察到在乡土伦理价值日益淡薄的社会状况下,人们试图重新走出乡土世界而面临的各种生存困惑与挣扎,凸显出人们在严峻的现实历练中精神成长的艰辛与失落,奋争与无奈。在中国乡土社会现代转型的艰难过程中,本来就有许多新现象、新经验层出不穷,需要作家不断地探索。有作家学者早就提出:对当下的乡土叙事来说,现代有尊严的健全的人格意识,当代农民的精神建构和新的精神个体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值得关注的问题。我想,顾志坤的一部分创作也是对这一问题的一种文学应答,至于能否成为同类写作中的一种有独特性、拓展性的表达,也需要我们进一步辨析。也许,顾志坤先生的写作还会坚持下去,那么,我们唯有希望他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书写方式,提高写作难度,更真切鲜活地表现处于城市文明与乡土伦理双重挤迫下当代人的精神背离与游荡,以及自我灵魂的漂泊、不安与躁动。
如今的文学并不景气,但顾志坤的“革命英雄主义六部曲”还是给了我们不小的惊喜和冲击。如果说要让我们对他的作品有更高期待的话,那就是他如何持守自己的文学情怀,在书写方式的变与不变中张扬自我,使作品更能召唤起读者心灵的震撼、警醒与深思,真正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有价值的文学存在。
我愿意相信并期待,顾志坤先生肯定会从激励鞭策中找到自我加压、砥砺奋进的动力,增强对于文学写作中时代、故乡、历史、文化以及地理时空多重关系的理解,构建和明晰自我身份,深度关注人性及人物心灵塑造,实现写作的自我擢升与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