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前几天，女儿兴致勃勃的打来电话，说她生日要到了，问我要送她什么。我说，送一份特别的礼物，不过现在还没能公开。女儿可沉不住，晚上打电话缠着我，问到底是什么礼物。我说，等到她吹蜡烛许愿的时候自然会给她。后来，她连惯用的那一套，撒娇、威胁都用尽了，还是不能得到半点信息。每次，都让她扫兴的挂了电话。可又满怀期待的等待生日的到来。

生日终于到了，晚上8点钟，女儿准时给我打了视频。从视频里看见，在她们宿舍里，舍友们已经给她准备好了蛋糕，并点上蜡烛，把她围在中间。大家对着镜头，一一礼貌的跟我打了招呼，然后迫不及待的，齐声冲我喊：“礼物……礼物……”摆出一副得不到礼物誓不罢休的阵势。我懂得，肯定是这个活宝跟舍友们炫耀了，我要送她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看来，不给是不成的了。

我说：“等下挂完电话马上发给你。”

女儿说：“太老套了吧！又给钱？还讲特别先。”虽然有些不乐意，但还是挂掉电话查看我送她的所谓特别礼物。

没到一分钟之后，女儿又打来电话说：“什么玩意儿啊？一份破旧的入党申请书就把我糊弄了？还搞得这么神秘？太欺负人了，不想理你。”

我说：“你不是说，今年一过完生日，就马上向学校申请入党吗？入党是件大事，得慎重。这份入党申请书我珍藏了20多年，今天给你了，你说这个礼物够特殊吧？”

女儿说：“我是想入党啊！大学生在学校入党就像小学生加入少先队一样容易。”

听到女儿对入党这件事，这么漫不经心，我心急如焚。于是，把这份入党申请书的来历，当场说给她们听。

这份入党申请书，是用“下老乡人民政府”的专用信笺写的，顶端上印制的单位名称，火红的字体很耀眼。信纸上用钢笔工工整整的写满了两页，还沾着血迹，信纸已经有些泛黄。

这是父亲临终前，转交给我的，他的入党申请书。我一直放在抽屉里珍藏着，不敢忘记。此时，那刻苦铭心的记忆又在脑海中浮现，仿如昨日。

1997年的腊月二十八，各家各户都在忙着置办年货，整个寨子沉浸在浓浓的年味里。但这欢悦的氛围，却被我家突如其来的变故给搅乱了。那天早上，父亲起床后，像往年一样，摆好八仙桌，备好笔墨，就要开始他忙碌的一天。每年的腊月二十八到大年三十，父亲都在家里摆摊，免费为寨上写对联。父亲是寨上唯一会写毛笔字的“文化人”。那时，家家户户贴的对联都是手写的。从早到晚，我家里三层外三层的，都有人等着写对联，也有看热闹的。每年的这几天，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母亲常常为此和父亲红脸。但不管母亲怎么吵，怎么闹，自知理亏的父亲就是不还嘴。但凡有人来，不管有多忙，他随时放下手头活路，热心为大家写对联，从来没有拒绝过。

对联都还没开始写，忽然，父亲肚子一阵绞痛，痛得整个人都蜷在地上，缩成一团，动弹不得。

我们兄弟几个，赶忙招呼寨上的兄弟们过来帮忙。爬了３个多小时的山路，才把父亲抬到乡卫生院。可查诊后，医生通知我们，乡里面没有办法医治，赶紧转到县医院。全家人都慌乱了，这境况我们这些农村娃仔哪里经历过, 憨厚的母亲也慌得六神无主。后来，经家人商量，由我和大哥护送父亲到城里医治。我们托亲戚请了一架手扶拖拉机载着父亲，颠簸了一天,终于在天黑前赶到县医院。经医师诊断，父亲得的病是急性阑尾炎，必须马上做手术。当晚，父亲被推进了手术室。当时县医院的医疗卫生条件还很差，设备很简陋。看病基本上由老医师诊断。3个小时后，当父亲被推出手术室时，我们都认为手术成功了，刚松了一口气。却被医生告知，父亲的病不是阑尾炎，误诊了，需要观察再治疗。我们心情无比沉重。半夜里，麻药散后的父亲，意识开始模糊。接着，触目惊心的病危通知单一张连着一张，不停的下。

抢救室里的一分一秒都是痛苦的煎熬！惨白的病房，惨白的墙壁，惨白的床单上是父亲一样惨白的脸色。唯一打破这惨白氛围的是父亲手术刀口渗出的点点鲜血，鲜红鲜红的……父亲的身躯已经扭曲得不成人形。此时，他没有一丝力气，连动个手指头都困难。嘴巴、鼻孔插满了管子，不能开口说话。我们知道，父亲快不行了。直到最后，他拼尽全力，伸出手指，艰难的指了指我的胸口。他那个黑色的上海牌人造革公文包，我一直挂在胸前。我领会父亲的意思，他一定有某样重要的东西要向我们交代。可包里就有一本存折，一块上海牌手表，一本笔记，一本《中国共产党的70年》和几页信笺。存折里面有1500块钱，是前个月母亲卖了两头牛存下来的，原本讲留给我下个学期开学用，后来父亲病重就拿来先用了。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写了读《中国共产党的70年》心得体会。除了这块表，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从包里一样一样的拿出来，递到父亲面前。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父亲那沾染鲜血的右手，紧紧抓住那几页信纸。信纸上是父亲用钢笔工整书写的一份入党申请书。之前我听他说过，他打算过完年就向党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书。

父亲努力睁开模糊的眼睛，看了一眼入党申请书，再交到我手上。然后，心有不甘的闭上眼睛，滴下一滴眼泪，便停止了呼吸。那布满针眼的粗糙的老手仍紧握我的小手。此刻，我只感到无尽的留恋和关爱在这一握里传来。懵懂的我，并不知道那充满缺憾的眼神，包含了何种深意！

那年，父亲未满50岁。我16岁，刚到巴马民族师范学校读完第一个学期。

虽然父亲早逝，但有一种精神，一直在支撑着他在短暂的40多年里，创造了许多生命的辉煌。

民国末期，父亲出生在桂西北与黔南州交界的一个贫苦的壮族农民家庭。他一生坎坷，饱经风霜。父亲是独子，他7岁的时候，祖母便难产去世，只剩下他和祖父相依为命。据父亲生前所说，我家先祖很重视教育，每一代男丁都送去读几年书。父亲也不例外，但11岁那年，他刚读完高小，祖父就因为在民国时期做过甲长，被拉去批斗，最后死在狱中。父亲也因此辍学了。从此，他一个人孤苦无依，拼命成长。

父亲从小就跟祖父学会置办农田，插秧、薅田、打谷子样样在行。可能从小营养不足的原因，父亲个头不大，所以干起犁田耙地这样的重体力活还是很吃力的。

1956年秋，百塘生产队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层层梯田被冲毁，洪水夺走了生产队的全年口粮。在天灾面前，大队党支部动员农民群众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参加水利建设。党支书王少光说，洪水冲走了一个百塘生产队的小寨子，我们要再建一个新大寨，咬紧牙关一定要把困难扛过去。大队青壮年积极响应号召，掀起了“学大寨，赶大寨”的热潮。这一年，13岁的父亲，自带口粮跟随生产队的青壮年劳力，投入到修建百塘水库的建设大军里。修建水库大坝，全靠人力。没有机械化工具，只有凌子碾、跃进夯、有轨土车、无轨土车、土老吊、拉车滑车、流绳辘轳、大桶木排船等木制工具，条件十分艰苦。父亲常常饿着肚皮拉土车，在工地上晕倒，那是常有的事。最要紧的是，晚上，几个生产队的上百号人，都挤在工地简易棚里睡觉，父亲刚铺好的床，经常挨大人霸占，他只好在外边另外铺个茅草铺睡觉。冬天赶上下雨，被子被打湿了，就瑟缩成一团，挨到天亮。

在工地上，父亲最敬佩的是，那几个从人民公社下来，指导工程建设的党员领导干部。他们文化高，见识广，而且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还跟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一收完工，人们赶在天黑之前做好饭菜，父亲却跑到领导的棚子里，讨要旧报纸来读，常常因此耽误了吃饭。报纸读完了，就缠着他们讲共产党怎么领导人民群众抗战，建设新中国，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后来，他才知道，那几年，住进生产队的大军，原来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威武、廉洁、热情的形象，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共产党的种子在他幼小的心田里播了下来。虽然每天做工十分辛劳，也常常被大人欺负，但父亲感到很充实。因为，他在这里找到了人生的信仰。

父亲常常梦想，有一天能像公社的领导一样，成为有文化的共产党员那该多好。他人小精灵，一来二去的，跟那几个领导接触多了，很受他们的赏识。

后来，因为工地上识字的人不多，幸运的是，父亲得到领导重用，在工地做了记分员。从此以后，他不用干体力活，只负责给大家记工分。那些霸占了他床铺的大人，也主动的让了回来。

百塘生产大队，筑坝修田，用3年时间，让群众吃饱饭。不光没要党和国家的救济，还向国家缴纳粮食，支援国家度过最艰难的“三年困难”时期。那时候，党员就是人民群众的主心骨，是一面旗。它将人民群众凝成一股坚强的力量。

水库建设完工后，父亲还参加了天峨到下老的公路扩宽建设。建设队伍分成好几个作业小分队。父亲被分到青年突击队，负责开山爆破，既辛苦，又危险。

有一天，突击队打好炮眼，装好炸药。等到中午，各队员全部撤离回来吃午饭的时候，突击队就开始放炮。刹那间，满山的炮炸声震得人们的耳膜都要破裂。等炮声停下来后，队长发现还有一炮没有响。队长很着急，哑炮必须及时排除。要不然，所有建设队员的生命都受到威胁。很快，突击队找到了那枚哑炮。到底是导火线燃到一半断了，还是正在燃着；或者是雷管出了问题。什么原因，没有人知道。队长急忙组织大家撤离危险区，然后讨论由谁来排炮。大家都在犹豫,毕竟太危险了。时间就是生命，这时候，父亲想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住进生产队时，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舍己为人的革命精神；还有修建水库时，公社党员干部不怕苦不怕累的高尚品质。父亲坚信，要追求信仰，就要冲向一线，用争当排头兵的精神去追求。他自告奋勇报名排炮，队长同意了，喊大家马上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可还没等父亲走到炮眼跟前，忽然，“轰”的一声巨响，整坐山都被炸得摇起来。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父亲被炮浪振飞到远处，跌落下来，人事不省。队友们赶忙把鲜血淋漓的父亲抬到公社卫生院救治。父亲被碎石砸得全身是伤，头部最严重，被砸成一个深深的口子。经过七天七夜的抢救，人总算救了下来。

在农村，娃仔到十六七岁，家里面就开始张罗对象了。可父亲是孤儿，和别人家，门不当户不对。邻村的，没有哪家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贫如洗的父亲。但是他很倔强，他一直不甘心在土里刨食。他想去看看外边的世界，挣挣庄稼地之外的钱。于是他跑出村子，拜师学艺，干起木匠行当。

解放后的农村，人们思想有了新的变化，各家各户都想送子女上学读书。但是生产队没有学校，要读书只能跑到公社的公办学校读。百塘生产队离公社远，要送小娃儿读书很困难。后来，生产队自己筹款办了一所民办小学。机会终于来了。19岁那年，父亲受生产队邀请，到百塘小学做民办老师。那一年，父亲的远房表妹，也就是我的母亲嫁给了他。几年后，因为工作积极认真，加上做老师练得一手好字，父亲被下老人民公社招聘录用为干部。从此，他距离实现梦想又近了一步。

穷苦人家出身的父亲心怀感恩，他知道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干部，完全得益于党和人民的培养。从此，工作更加努力。后来，乡党委领导看见父亲工作任劳任怨，吃苦耐劳。多次找父亲谈心，希望他向党组织靠拢。父亲再三思考，觉得自己和一名真正共产党员的标准差距还很大，还需要进一步锤炼。可在等到他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却带着遗憾离开了，入党的心愿，最终未达成。

参加工作以后，我第一件要做的大事，是立即向党组织申请入党，了却了父亲的心愿。

这么多年来，不管在工作的路上，还是在开展扶贫的途中，遇到多少困难。我始终以父亲为榜样，努力变成像他一样的好干部。

父亲那份未曾上交的入党申请书，是他遗留给我的唯一精神粮食，也是我后来努力工作的动力。它时刻提醒我，要像父亲一样，感恩党的培养，听党话，跟党走。

听我说完那份入党申请书的来历后，女儿和她的同学们，都在沉思着，久久没有谁说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