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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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蕉，产于马达加斯加。我国闽粤各地，也有栽培的。据说，在马达加斯加旅行的人，可从它的叶柄基部，割出汁液解渴。
我常想：在人生旅程中，曾多次给我们及时“解渴”的老师，不就像旅人蕉吗?
1955年深秋。塞北高原，风卷黄沙，犹如一把把铁钉子似的，抛入天空，撒进旷野，投向行人。“呜——”一列客车风驰电掣般地朝呼和浩特车站驶来。有一位二十五、六岁的闽北籍女青年，不时地透过车厢玻璃，朝窗外眺望。“啊!内蒙古到了……”
她叫黄华燕，毕业于福州大学中文系，而今却不留恋武夷风光、西湖美景和颇有前途的浙江团省委的工作单位，自愿申请调来这里。她晓得，内蒙古更需要大量的建设者啊!
第二年，就在黄老师任教的呼和浩特机械制造工业学校里，又调来一位男青年教师。他叫李铁生，出生于风景秀丽的扬州市。1952年他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由于同在一所学校任教，他与黄华燕老师结识了。后来共同的理想、信念、意志，使他与黄老师组成了一个社会的细胞。在突如其来的风雨中，虽说他被扣上什么“帽子”，黄老师也在中学无辜受到所谓“审查”，但他们合力把生活之舟的帆绷得更紧了，使它朝着正确的航向前进......
我是在升入高中一年级后才开始认识黄老师的。她是我的班主任。或许因我由于家里原因长年住校，或许因我学习成绩好，总之，她对我比较关注，同时，也对我要求比较严格。
黄老师个子不高，平时沉默寡言，可讲起课来却能引人入胜。她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问题。他的普通话里，偶尔夹杂点她的乡音。记得有一堂课，她讲鲁迅的《祝福》，就穿插了她自己的身世。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人们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妇女倍受压迫与欺凌。由于家里贫困所迫，她一生下来就被亲生父母卖给了别人。她小学毕业后还想继续上学，但就因为她是个女的，养父母便不供养她，只好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凭自己刻苦勤奋，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学习，才考取了公费的简易师范，后来又入女子师范。
在此期间，她以当家庭教师、到裁缝店里缀扣子来挣点钱供自己读书。解放后，人民政府保送她到高等院校深造。她说，如果没有解放，如果没有共产党，她的路最终也是走不通..她边讲边哭，使我们听课的全体同学都潸然泪下，倍受教育。这一讲使我们对祥 林嫂这个典型形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也使我们再一次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求得翻身解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人民获得自由、幸福!
在狂热的日子里，特别岀现了“白卷英雄”之后，有的学生头昏脑胀，步入了歧途。他们自己不学习，还不让别人学，课堂上捣乱，下课后打群架。对此，黄老师从未埋怨过自己的职业，她认为越是出现问题，则越加重了自己对下一代的责任。她从不发火，也不气馁，总是耐心地、循循善诱地阐明学习文化的重要性。学生们久渴的心田，注入了生命之水，使理想的种子萌芽了。学生们不得不冷静地思考：不学无术，用什么去建设社会主义.....
黄老师是1971年从呼和浩特市第五中学调入十五中（现已恢复为土默特中学了）的。她的家在内蒙古工学院，距离十五中只一投之遥。她让我到她家去看看有无想借阅的书，并说，我如遇什么困难时，就吱一声。
她的家非常简朴，在两室的楼房里，除有几个书架、两把藤椅外，其它如床、办公桌等均是向学院借的。
李老师高高的个子，宽阔的前额，敏锐的大眼睛里闪烁着睿智的光。他埋头于教研、科研工作。我们去时，他一般仅仅打个招呼。
就在李老师那间卧室兼书房里，他曾有过多少个难眠之夜，有过多少个灯火通宵之夜啊!他在知识的海洋里潜游，在思维的天空中翱翔，在教案的原野上耕耘，在翻译、写作论文的战场上冲锋……
1978年，是我高中毕业后的第三个年头。这时，我已在一家集体企业当工人了。这年我参加了高考。我的考试成绩超过了最低录取分数线28分；另有加试俄语成绩64.5分。政审、体检均合格。在等待录取期间，只见别人一个个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而自己没有，我便心急如焚，坐卧不安。黄、李二位老师得知我的情况后，捎话让我到他们家里去。他们对我进行了认真的谈话。他们意谓，我的考分不算太高，所以应耐心等待，要做好现职工作，请相信国家的政策吧……果然，就在扩大招生时，我终于被录取了。我飞也似地奔去向他们报告了这一喜讯……
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也觉得很可笑。我是那样的幼稚，那样的荒唐，那样的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然而当初假如没有他们及时的指教，真不知我会走到何种地步呢!从这件事中，也可窥出，黄、李二位老师对祖国的教育事业倾注着何等强烈的热情啊!
在黄老师所当班主任的班中，能升入大、中专院校的学生人数往往是比较多的。比如1979年高中毕业的那个班共49人，有30多人的考分上了最低录取分数线，最后有26人被大学录取、4人被中专录取。其中有一名残疾学生，其考分很高，但由于没有适合他的专业，未能上学。这位学生很是悲观，总觉得他这辈子永远也上不了大学了。黄老师便多次到他家，鼓励他不要灰心，要继续复习。1980年，这名学生居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内蒙古大学，攻读化学专业；大学毕业后，他主动要求，到阿拉善盟工作去了……
黄老师总是这样，在学生感到最困难时，她便伸出友谊之手。那还是在呼市五中时，有一名学生家庭经济非常困难，临近隆冬时，黄老师给他买了双棉鞋，送了他一顶七、八成新的棉帽子。还记得我们有一位班长得了血癌，黄老师经常去医院看望他，给他带点她都舍不得吃的大米。要知道，在那吃“钢丝面”的岁月里，她能从南方弄点大米来，是要费好大劲的啊!由于在病人身旁呆得时间略长，再加之她自己的心脏不太好，她竟然晕倒了，经医生打针后，才醒过来。这使我的这位同学在他临终前的昏迷状态中，嘴里还念叨着：“黄……老……师……”来自农村的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中，有些女娃娃星期六晚上到她家看电视，时间晚了就在她家住下来.....她就是这样，赢得了多少学生和家长源自心底的敬重啊!
黄老师的同事们戏谑地称她为“老黄牛”。诚然，无论是教初中还是高中，她始终是呕心沥血地备课讲课，一丝不苟地批改作业，对班主任的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各科都很重视。她爱护、关心班里的每一个学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地描绘着一个人民教师极不平凡的人生画卷!
李铁生、黄华燕老师分别于1979、1981年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们几十年的夙愿，总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
1985年8月，我调到呼和浩特市电子设备厂从事专职翻译工作。九月的一天，在我翻译一份有关国际先进科技项目的资料时，遇到了难题，这使我又想到了李老师，便决定前往就教于他。
傍晚，我来到了内蒙古工学院。经打听，方知李老师一家已搬入了新盖的“高知楼”。李老师于1982年从英国进修学习归来后，担任了内蒙古工学院副院长，后来又调到内蒙经委任副主任。我心里暗自为李老师祝贺。但同时深感到李老师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他们住在三楼上。我按动门铃后，开门者正是黄老师。她显得苍老了!
她让我坐下后，转而去端来一盘切成月牙的红瓤西瓜。
我告诉她，这些年我在《呼和浩特晚报》副刊和内蒙古电台发表了数首诗，还有不公开的文艺刊物登载过我写的诗歌、小说及翻译文章，当然都是些稚嫩之作，算不上什么……听罢，她很高兴，随即鼓励我说：“要不断进取……”
当我们谈到李老师时，我说：“李老师回国时能带回几大件吧!”
黄老师微微一笑，说：“嗨，他才不那样呢!省吃俭用，积攒外汇，买回来的尽是资料、书籍……”
唔，我明白了，怪不得他们家里的摆设还是非常的简朴呀!
“李老师现在还有时间搞他的专业吗?”我问。“虽然他担任了行政工作，但仍不愿丢掉自己的专业。每周有几个晚上去兼课，带专业英语或辅导毕业设计，一些外地的大学还把研究生毕业论文寄来让他评阅……”
她还告诉我，内地曾有好些大学欢迎他们去工作，可他们并未动摇。因为在他们看来，内蒙古就是他们自己的故乡啊!
按照黄老师的估摸，今天李老师开会，可能要回来得迟些，所以我打算改天再来吧，可还没等我跨出门，楼下“嘟嘟”两声——李老师回来了!他一进门，我微笑着问道：“李老师，您不认识我了吧?”
“你不就是内蒙师院外语系毕业的嘛!”他干脆说。
“是的。”我心里真佩服他的记忆力。这使我想起了李老师教过的学生对他的评价：李老师反应敏捷，记忆力强，讲课深入浅出，重点突出，干净利索，风趣盎然……只是在这时，我才注意到他有些消瘦了，乌黑的头发中也夹杂上了几缕银丝。
有人称李老师为“杂学家”。确实，他爱好广泛，博览群书。他曾当过内蒙古工学院材料工艺系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1979年他被评为副教授。他精通英、俄等外语，并翻译了许多教材和专业度很深的科技论著。他把电子计算机应用于塑性加工理论中，对“矩正算子法”很有研究。他就有关专业范围撰写了不少文章。他是内蒙古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内蒙古钱币研究会副理事长、内蒙古质量管理协会理事长、全国锻压协会理事。
李老师挽起袖子，准备要做晚饭，这时黄老师朝他打招呼道：“饭我做吧，周繁荣有几个问题，你看能不能帮他解决。”
没用太多时间，在他的帮助下，我把翻译上的难点就解决了。他们要留我共进晚餐，然而时候也的确不早了，我只好道谢告辞。临走时，李老师借给我一本印有英文说明的风景影集。他要求我树立好正确的人生观，好好工作。从此以后，我为了向他学英语，以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无论是打电话还是交谈，尽量使用英语......
如今，黄老师已到了退休年龄。她把全部心血和热情都倾注到了浇灌祖国花朵的事业上。她多次被评为“优秀班主任”和“先进工作者”。
李老师虽然在内蒙经委的工作更繁忙了，但他还深入工厂，调查企业的改革情况，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他说：“没有一代人的牺牲，就不会有另一代人的幸福。在今天改革、开放、搞活中，也同样需要一批人作出自己应有的抉择……”
可当我告诉他们，我已开始写有关他们的文章时，他们却多次推辞。李老师说得很坚决：“我们是很平平常常的两个人，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请不要写我俩吧!”
而我，我们同学们，遍布祖国大江南北、献身于各条战线的他们的“桃李”，是如何看待的呢?有的说黄老师和李老师像蜡烛，有的说是南来的大雁，有的说犹如蓝天中两朵洁白的云，而我脑海里却浮现出这样一幅图景：
盛夏。塞外。
贫瘠的沙丘、戈壁滩上，有一条崎岖、蜿蜒的征途。
附近，高耸着旅人蕉。其干顶成一扇形，长叶苍翠，长柄坚韧，仿佛宝葫芦一样。
一个个跋涉者在干渴之际，用小刀划开叶柄，积液滴入口中，甘霖沁人心脾。
之后，跋涉者继续朝着他所憧憬的未来奋勇前行。他们不时地回头凝望，把旅人蕉的形象深深地刻印在自己的记忆里……
【END】
（原载《内蒙古工人》1987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