啾啾
网站用户
1974年初冬，秋粮收割入库后，县里开展路线教育时组织宣讲团，我们六七个进过党校的农民走到一起，对各乡农民兄弟宣讲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向勤劳朴素的种地人讲授李卜克内西、巴枯宁、拉萨尔、俾斯麦，也不管他们需不需要听不听得懂，对种粮种菜有没有用。在文化与知识遭受“噩运”的年代，我们却传播着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传播中享受着单纯的农民因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敬重而迁延到我们身上的连带性敬意。每到一处，公社都腾出住处安排我们，并组织有一定“身份”的农民到公社礼堂听我们宣讲团上大课。燕和我两个半拉子农民（下乡知青）‘混迹’于主讲者中，现在看来乖谬的事当时被我们看作是一项极其艰巨重大的政治任务。
那一站，我们来到史称古城“西伯利亚”的人民公社，照例有公社干部和有头有脸的一帮“泥腿子”接待我们。那个素有“直壁坎”别称的公社在全县排名几乎垫底，公社里不通电的村庄恐怕比通电的还多。但是，贫穷并没有影响他们追捧马恩列斯的热情，我们一行数人被安排住进的一幢木质结构两层小楼，满眼望去斑斑驳驳坑坑洼洼，破败是破败了点，不晓得是什么年代所建，但据说整个公社再也找不出比这像样的公有住房了。
那天下午，阳光从裂变的木窗照进来，破旧的房子里顿时有了生气，斜斜的光柱里活跃着细小密集但却强大活泼的尘埃。地板上凌乱地散着一些书，像是主人匆忙搬迁时挑剩后留下的，有政治、哲学书籍，有农业、天象知识读物，还有文学读本，完好的撕坏的还能将就看看的都有。我和燕蹲下来，像一头猎犬在一堆似乎可以裹腹饱肚的猎物前，神经瞬间兴奋起来，手忙脚乱地挑出各自喜欢的书籍，然后塞在泛黄的枕头底下。
那晚天很冷，我和燕在夜幕四合的土路上走了一会，便缩着身体走进小楼，踏上“吱吱”作响的木楼梯。楼上鸦雀无声，偶尔传来低沉的有点混沌的声音。燕和我会心地相视一笑。我们从漏光的木板缝隙里张望，果然又依稀瞧见宣讲团男团员或埋头翻阅演讲稿，或手执笔静坐床沿在摊于膝盖的纸上划拉着；还有的轻轻地在房内来回踱步，反背着手的指间里夹着纸，重复地念念停停，看得出又在孜孜不倦地矫正家乡普通话。
那时我和燕刚满十八岁，我俩是“一伙”的，吃饭、走路、闲逛、闲聊都形影不离。我和燕（尤其是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享受着年轻带来的轻狂、好奇和无遮无拦的率性。脸上固执地盘踞着青春痘且极不好看的我，和眼睛里不时流淌出湖水般光泽的燕，都喜欢诗歌，又都习惯把生活和诗歌纠缠在一起。当别人正在为自己做好一个《哥达纲领批判》演讲者的时候，我和燕把夜晚许多时间消磨在看闲书、听广播剧、听红色电影录音剪辑上，然后在午夜前讨论读到与听到的诗情画意和那时算作曼妙的故事，并且搜肠刮肚把以前读过看过的‘香花’与‘毒草’统统从记忆里倒出来，小声却肆无忌惮地讨论《红与黑》里的司汤达，谈论普希金的那场角斗，说安娜·卡列妮娜，评茶花姑娘，讲意大利烧碳党人，讲牛虻，讲法尼拉·法尼尼。我们常常被对方的讲述陶醉，睡意袭来，阵阵哈欠粘在文学涟漪上，但话题依然被共同喜欢的诗人或者小说家所牵引。我们忘记了季节，忘记了当时还是风霜飘摇的历史上的冬天。
走进小阁楼，我拉了拉通电的一根悬空细绳，昏暗的灯光照着那间只有板墙、板床、两张两斗抽屉的木屋子。我坐在一条漆色褪光的长板凳上，阅读下午捡来的书。那是一本封面已残的诗集，作者应修人*。那时离我“文革”前读普希金诗歌已有十来年没碰过婉约、漫浪的诗作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倒是偷偷读了不少禁书（小说），但好像带‘毒性’的诗歌根本没地儿找。那晚突然读到应修人《小小儿的请求》《海参崴的海》《妹妹你是水》等这样质朴清淡、文雅细腻的诗歌，这样向往美好、崇尚自由、憧憬爱情的短歌，真的大半夜头埋在“湖畔诗社”里手不释卷。午夜时，我干涸的眼睛被诗人尘封的光芒似乎灼痛，甚至呼吸都有点异样，心上的潮湿一点点洇开来。一种柔情，一种呼唤，一种明朗在心中饱涨。在这穷乡僻壤，有谁偷偷拜读与“革命时代”格格不入的文学作品呢？后半夜我躺在一翻身就吱吱呀呀作响的简易的竹板床上忍不住去想。
从那天起的大半个月时间里，白天我把伟人的鸿篇巨作“兜售”给那些裤腿粘着泥巴的种地汉子，夜晚驰骋在一本破书里，要么吟应修人的短诗，要么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觉得自己像个‘双面人’，昼夜在至高无上的思想家纲领性文献与柔情缠绵的诗篇之间轮换，像一个经验老到的农民在土质、养分完全不同的两块地里躬耕、轮作。
从此，那个弥漫着书香和时光尘埃的阁楼，在许多时间结点上如春光乍现般点亮我心中的明媚，让我死心塌地地记忆了四十多年，它不曾远去，是我心中永远傲然矗立着的一座时间的砖木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