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唱到绝唱方为绝——诗歌历史简考

 　诗歌唱到绝唱方为绝
——诗歌历史简考

诗歌最初的功能就是歌唱，自然那是不争的事实——关于诗歌唱的功能和唱的渊源，其实完全可以追述到，没有文字但有了语言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流传至今的劳动号子应该算是人类最古老的歌声，或依然蕴藏着原始时代人们情怀的歌唱了，从协调和统筹人们集体动作的口令口号演变而来的号子，就是人类原始蒙昧时代最有魅力的歌声，祭祀和敬天的人类活动丰富着歌声的种类和旋律的加强，从单音到多音，再到多语多字以及更多的活动，号子般简单的歌声，进化到祭祀时肃穆惊摄纷围下的与天地神灵对话歌声，进化到人类集体活动：婚殇、嫁娶、狩猎、劳作以及生活中的各种需要表达喜庆或悲伤的事情和场合中的歌声都应运而生。

诗词歌咏 旋律千载回响
辞赋曲调 音乐万古流芳

作为歌声中所表达的思想和情怀，自然也会随着语言文字的出现，而被流传或记载了下来，这其实就是最初的歌词或最初的诗词——诗词在歌声中理所当然地诞生，没有语言或没有文字时期的歌声自然都随岁月一起流淌而去，但有了语言和文字的时代的歌声却不一定就全都能流传下来，人类从最初的哼哼哈哈、咿咿呀呀号子般的单音声调，逐步进化到多音节的吟唱不知用了多少时间或年代，直到3000多年前，才出现了能够流传至今的真正诗篇——被后人奉为：诗经·风 雅 颂，其时自然也没有人去考究什么格呀律呀的，只是在传唱时有了家国情怀和人文关怀，变成了人类文明的载体，也就成就了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诗起风雅颂 唱颂千载有据
歌有辞赋骚 离骚百世浪漫

诗歌发展进化到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以及秦汉，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文化也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诗歌的形态也有了较之于风雅颂时期，又有了大的发展和变化，楚辞（《楚辞》由刘向编辑成集，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楚人屈原 、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十六篇，后王逸增入自己的作品《九思》，共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的形式）——作为中国首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屈原创作的这种新诗体，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后世因称之为“楚辞、离骚或骚体”。? 而中国文化中四大文学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其身影，“楚辞学”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作为当时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朓(464左右--499)，他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格律诗形成过程——格律诗是在南朝永明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随着“四声八病”和“永明声律论”的传播，人们逐渐认识到其中的弊端，将其整理修改，出现了更为简便“粘对律”，并由此演化出“平仄律”；五言律诗的定型是由宋之问、沈全期于唐高宗及武后时期完成的，他们不仅提倡诗歌应讲究声律和对偶，而且提出平仄相粘的规律，即即一联的对句要与出句相对，下一联的出句与上一联的对句要相粘，并把这个规律贯穿全篇；后来经沈全期、宋之问、杜审言、李峤把这种规律运用于七言歌体中，最终在唐中宗景龙年间形成了七言律诗的定型。

平仄声调 缘起南齐永明
格律诗词 绝唱唐宋其间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38首《感遇诗》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格律诗作为古代汉语诗歌的一种类型，是唐以后成型的文学体裁，主要分为绝句和律诗——按照每句的字数，可分为五言和七言，其篇式、句式有一定规格，音韵有一定规律，变化使用也要求遵守一定的规则；这种古老和传统的诗体，结构严谨，字数、行数、平仄或轻重音、用韵都有一定的限制——即它不仅句数是一定的，而且要求讲究平仄和押韵、押韵和对仗。例如：“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其实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格律诗，中国有:五言绝句、七言律诗，而西方则有：十四行诗、五行打油诗、四行诗、西班牙的八行诗、意大利的三行诗，而日本俳句(俳句，是日本的一种古典短诗，由“五-七-五”，共十七字音组成；以三句十七音为一首，首句五音，次句七音，末句五音,要求严格，受“季语”的限制)则是从中国泊来的形态和形式(俳句是中国古代汉诗的绝句这种诗歌形式经过日本化发展而来)，都是固化了格式的诗体。

诗歌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使得诗歌这个词组的链接也变得愈来愈不真实或无以为继了，也为最终诗与歌彻底分离奠定了基石，词就成了取而代之的新的文学体裁——诗词与音乐歌唱的分离，诞生了与歌唱紧密结合的歌词，当然歌词一直沿用至今，虽然已经不是像宋代那样固化了的词，但依然是与歌唱更紧密结合的歌词——

诗歌唱到绝唱方为绝
辞赋咏出词赋才有词

词本来是汉语言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但在到了宋代后，词同时也是一种诗的别体，成了独立的文学体裁——词萌芽于南朝，是隋唐时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最初称为“曲词”或者“曲子词”，别称还有：近体乐府、长短句、曲子、曲词、乐章、琴趣、诗余等，是配合宴乐乐曲而填写的歌诗，其词牌则是词的调子的名称，不同的词牌在总句数、句数，每句的字数、声调上都有规定，到了宋代，经过长期不断的发展，进入到词的全盛时期，所以说起词的话，人们往往会说宋词，与盛唐时的唐诗并列，成为中国文化中重要的文学体裁。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诞生了中国的现代文学，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当然在新文化运动中，自然亦有提倡格律诗的学派，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的诗也表现出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其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具有他们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些特点对整个格律派都产生过重大影响。除了闻一多，徐志摩(1896--1931)也是新月社的重要诗人，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其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虽然新月派曾经竭尽全力，意图再现格律诗的辉煌，但终究无法大众化的文化趋势下得以实现再度辉煌，慢慢地除了留下受众很小的领域和极度匮乏的爱好者群落，格律诗已经快要被送进博物馆里珍藏了，这当然是势所必然，就连闻一多徐志摩这等高材，也无法力挽狂澜和颓势，就可知是天意如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然格律诗即使是在博物馆里也依然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这一点我们应该永远都感到自豪才对），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慢慢地会，心态会回归到最初诗歌产生时的无拘无束和自然而然，大众文化毕竟是大众的精神食粮，大众的胃口才是其继续发展的契机和活力。

格律诗词在唐宋时期的兴盛和巅峰，是的后人再也无法超越或创新了，近千年的模仿或固化反而又束缚了诗歌的发展；从元明清的固步自封，到近代五四时期开展的科学民主自由的新文化运动中，由白话文和新中国实施的简体字，构建起来现代大众文化时代为止，诗词作为传唱得主体早已不再辉煌了，慢慢地退出了歌坛戏剧等领域，慢慢地沦落到了只供有闲阶层消遣或附庸风雅的摆设了，真正还在完全地按照平仄格律吟诗填词的人已经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了，大多数都是在打酱油，即使是方方正正、整整齐齐地借用所谓的格律诗的格局，也很少有人在平仄上非得拘泥什么所谓135不论，246分明的死板而已过时的格律，只是借用其五字或七字的形态和格局而已。

格律诗虽然已经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尽了力，达到了辉煌和巅峰，如今已经基本上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珍藏到了博物馆里，但其余辉自然还是很令人瞩目和向往——那些散去光华、解除束缚的身段格局，以及形态和形式依然还在被很多人所亲睐，君不见打油诗社遍及天南地北，广布网络纵横天下的景象吗？律虽死，格没亡，打油诗的兴起就是最好的明证：整整齐齐、方方正正，既然汉字赋予了其独具特色的形态，五言诗或七言诗的美感审视起来永远是玉树临风、亭亭而立，况且是衔去了束缚和枷锁的摸样就更是为大众喜闻乐见了。

五言四行、七言四行，五言八行、七言八行的诗歌华丽转身，自由自在自然大快人心，人们虽然幽默地称之为打油诗，但其油菜却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其间不乏高水准的油菜和高质量诗作，五言、七言的诗歌再度兴起，虽始于打油，但也会终于打油；其焕发出来的光彩，能不能笼罩或遮盖住其在格律下曾经的辉煌，其实已经不很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形式和形态的复活能给人们带来多少快乐，能给中华文化带来多少的空间和地域上的拓展，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中华大众文化走向世界，不久的将来我们或许就会看到在世界文化领域里中文化七言诗和五言诗再度焕发出来的风采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