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关漫道的红色记忆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雨（里格）绵绵，（介支个）秋风寒……”每当听到这首赣南民歌《十送红军》，我都会想起于都，因为景仰，因为寻根，我曾经踩着草鞋的印痕，先辈的足迹踏访——

雄关漫道的红色记忆

——探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藏文物背后的故事

长征，是一个光耀千秋的英雄壮举，是一首惊心动魄的远征史诗，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感人歌曲……长征，是我们心中永恒的红色记忆！

因为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于都这个赣南小县城，又重新走到了大众的面前。作为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地发地江西省于都县，曾为革命的延续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有姓名可考的于都籍烈士达1.7万人，其中，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达1.1万人，从于都县共走出16位共和国将军。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1934年10月17日至21日拂晓，中央第一野战纵队、第二野战纵队与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789名中央红军将士，分别从于都梓山乡的山峰坝，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的孟口、鲤鱼、石尾、渔翁埠等8个渡口渡过600多米宽的于都河，踏上了“西征”即后来举世瞩目、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之路。

踏入滨江大道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看着还保留着的那些风华岁月中无数英烈用过的遗物：被单、草鞋、箩筐、藤篮、锅碗、渔船……一样样都饱含着感人肺腑的革命故事，一件件都带着令人动容的红色记忆。

走近这些文物，仿佛走进了那段历史，那段往事……

一

白色底纹，浅灰色蝴蝶花纹，虽然年代久远，颜色已经泛黄，但看起来依然洁净光滑……

“这是一床珍贵的绸缎被单，它记录了项英同志和于都百姓的一段‘亲密友谊’。”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肖迪榕小姐向笔者介绍，关于它的由来，这得从当年红军留守于都时说起。

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长征后的1934年12月，以项英、陈毅为领导的中共苏区中央分局转移到了黄麟乡井塘村，项英等中央领导被安排住在村民谢招娣家里。听说红军要在家里落脚，谢招娣十分高兴，一家人一边为项英等人腾房间、打扫卫生，一边忙着帮红军搬东西，安排住所，但她并不知道项英是红军的高级领导。

随后的日子里，谢招娣时不时地送一些黄元米馃、花生、鞋垫等食品和生活物品给红军战士，帮助他们洗衣服、洗被褥。项英的妻子张亮和红军战士们也经常帮助谢招娣犁田、砍柴、劈柴、打扫卫生，长期的相处让彼此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都把对方看作是至亲至爱的亲人。

转眼到了1935年春节期间，革命形势对留守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十分不利，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加紧了“清剿”，红色苏区只剩下于都部分区域，且日益缩小。为了轻装上阵，更为了表达对谢招娣一家人的感激之情，中央分局离开井塘的头一天晚上，张亮（项英妻子）把随身携带多年的一床绸缎被单送给了谢招娣。

红军走后，谢招娣一直不舍得用绸缎被单，视为宝贝和生命进行保护，她决定等红军回来后再交回给红军。不久后，国民党兵来到井塘村搜查，把全村的老表赶到村中的晒谷场上，威胁老表要把收留的红军伤病员和红军物品统统交出来，否则，一旦查出就格杀勿论。

老表们一声不吭，守口如瓶，更不用说主动交出红军的伤病员和物品。于是，国民党兵在井塘村挨家挨户地搜查，幸亏，老表事先把红军伤员和赠送的东西藏到了深山的岩洞里，敌人在全村翻了个底朝天也一无所获。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谢招娣一直珍藏着这床珍贵的绸缎被单，去世前，她把它交给家属钟正予保管，并叮嘱其一定要好好保管。2004年，于都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在进行文物普查工作期间，钟正予主动把它捐献给了县博物馆，珍藏至今，那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也让大众广为所知。

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展厅里的一口锅格外显眼，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笔者也好奇地走上前打量起来，看上去，这口锅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灰铜色，敞口，折肩，深腹下敛，平底，除口沿处有4个对称铜系外，还有两个铜环拉手，只是锈迹斑驳中显得有些“苍老”。

“这是一口行军锅，还带有枪眼呢。”讲解员话音刚落，游客们个个睁大眼睛，好奇万分。接着，行军锅的故事把我们带进了那段峥嵘岁月。

时间追溯到1935年元宵节后的一天。讲解员说：那天一大早，驻扎在于都县黄麟乡井塘村的项英把房东钟伦扬叫起了床，说要把一口行军锅送给他。“我们这次行军要轻装上阵，这几天给你们家增添麻烦了，这口锅就当是红军的一份礼物送给你们了。”推让再三，钟伦扬最终高兴地收下了锅。

国民党军撤离后，钟伦扬把被枪打了个洞的锅背回了家，由于没法再用了，他便留起来做纪念。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钟伦扬去世了，他儿子钟正予把这口锅交给了于都县博物馆。

听完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游客们感慨万千。“为了一口行军锅，于都人民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真是太伟大了。一位来自广州的游客如是说。

二

在纪念馆里，还收藏着一只小藤篮。篮子提手底部已脱离篮外壁散开；篮壁多处有霉烂断裂、虫蛀现象；篮底霉烂严重，已形成两个大破洞，面积占底部的一大半。

说起这只藤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黄华讲述道：“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医务人员用来育婴的摇篮，是革命的摇篮，原来有5只。说起它们，可有一段珍贵感人的往事。”

那是1934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快要推进到中央红军根据地的腹地，战斗非常激烈，前线红军的伤病员源源不断地向设在于都县新陂乡车脑村的红军后方医院转来。当时，医疗条件相当差，所有的伤病员都被安排在一处姓氏的宗厅里。

这天傍晚，护士二组组长宁蓝安顿好几个新进的伤病员后，又毅然接下了院长安排的任务：“这些都是英雄的孩子，要好好照顾他们。”

看着5个睡梦中的婴儿，最大的10个月，最小的是刚出生，宁蓝和同组的姐妹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护士二组共5个人，原来承担了四五十个伤病员的护理工作，每天都要量体温、打针、上药、抢救，外出找药配药，忙得连吃饭、睡觉的时间也没有。现在，为了照顾好孩子，姐妹们又干起了“妈妈”的行当，背着孩子忙前忙后，累得直不起腰来不说，同时来往忙碌的颠簸使得孩子不断地哭喊，这为年轻的“妈妈”们增添了新的苦恼。宁蓝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夜深了，院子里渐渐静了下来。宁蓝做好最后一遍医护检查工作后，又像往常一样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刘阿婆家走去。只是这次得背着孩子。刘阿婆年老体弱，行走不便，媳妇因难产离开了人世，前些日子，又把儿子送去参加了红军，孤苦伶仃的。为了帮助老人，宁蓝每天都会“撑”着眼皮子，到刘阿婆家忙前顾后直到阿婆安静入睡。

“又要照顾病人，又要照顾孩子，可累着你们了，以后就别来照顾我这个老婆子了。”

“孩子就放我这吧，我来帮着照顾。”

“阿婆，我不累，您照顾好自己就行了，那边还有4个这么大的孩子呢！”

宁蓝把刘阿婆的换洗衣物清理干净后，又安顿她睡下了。

第二天下午，刘阿婆住院了，脚踝肿起了一个大包。乡亲把她送来的时候，还带来了5个小竹篮。原来，刘阿婆知道医院送来了5个英雄的后代后，一早便拄着棍子上山扯藤编篮子，不小心在半山腰滚了下去，摔伤了腿。

“把孩子放篮子里，躺着舒心，大家也安心。”刘阿婆笑呵呵地说道，“不用管我，我老了，照顾好他们就行。”上完药后，阿婆架在乡亲的脖子上硬是拖着伤腿走了。看着阿婆远去的背影，宁蓝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多好的群众啊！有了这样的群众，还有什么难关过不去呢？

在乡亲的帮助下，5个篮子都用粗绳子串着，顺顺当当地挂在各个病房的角落。这样，孩子们有了自己的“婴儿床”。打针、上药、晃篮子……护士们在照顾伤病员的同时，又能照看到房内的婴儿了。

两个月后，后方医院随着中央红军的大部队转移，摇篮和摇篮里的孩子曾先后辗转到了于都县的银坑、宽田等地……

三

走进纪念馆3楼，笔者看到一担破旧的箩筐，它由两层竹篾编织而成，在两层竹篾中间有一层厚实的棕衣，箩筐配有箩盖，外表和普通的箩筐没有区别。

“就是这样一担普通的箩筐，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时为红五军党代表的滕代远担着它完成过一次次‘光荣的使命’。”纪念馆副馆长钟敏饶有兴趣地向参观者说起了这担箩筐的光荣往事。

1929年3月7日，彭德怀与钟声楼率领的红五军和桥头地方革命武装500余人，首次攻占了于都县城。妄图围歼红五军的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知悉后，便马上命令进剿部队转向于都县城。彭德怀当机立断，于当天下午3时，率部队离开县城，南渡于都河，经小溪、马岭向安远县挺进。同时，在里仁党组织的支持下，彭德怀把身负重伤的滕代远、参谋长邓萍及中队长吴贻沛等一批伤病员安置在当地群众家养伤治病。

被安置在林列圣家养伤的滕代远并没有闲着，而是千方百计打探国民党的作战信息。林列圣家做爆竹生意，经常要挑着箩筐走家串户卖爆竹。滕代远灵机一动，把自己乔装打扮成卖爆竹的小商贩，他在箩筐的底部装上革命文件，在文件的上面摆上爆竹，挑着这担箩筐来到于都县城搜集旧报纸及相关文件，侦察敌情，为红五军作战指挥提供情报。

1929年5月，滕代远伤势好转离开了里仁，这担装过重要文件、为革命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箩筐一直保存在林列圣家中。2004年，于都县博物馆开展文物普查工作，林列圣的儿子林金寿把它捐献了出来。

“小小的箩筐蕴含着无比的智慧，这是苏区时期红军战士革命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情怀的集中体现。”黄华说道，面对战争时期的艰难险阻，红军战士凭借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智慧和力量，以一担箩筐运送珍贵的情报，给予敌人一次次沉重的打击。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正如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中描写的那样：“秋天的于都，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红军在夏天征购大批稻米，而且一直在进行不同寻常的扩红。”在经过有步骤的准备后，这次空前大胆的军事行动———万里长征的大幕即将拉开。

为了使红军能顺利渡河，中革军委要求在近百里的于都河上架设多座浮桥。80余年前的于都河上并没有桥。4天4夜的时间里，8万余名红军将士或架浮桥，或摆渡，或涉水过河。当时，于都河沿岸群众协助红军工兵，在于都河近70华里的河段上，仅用不到4天时间，就突击架起5座临时浮桥。为了不被敌人的侦察机发现目标，军民们每天下午4时开始架桥，晚上8时架通，次日凌晨再拆除，不留任何痕迹。一时间，于都人民汇集起800余条大小船只，成千上万的木料、门板奉献出来供红军架设浮桥之用。

而“曾大爷捐寿材搭浮桥”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县城东门有户姓曾的人家，儿子参加了红军，媳妇生孩子刚满月，将自己睡的床板也贡献了出来，母子两人在地上铺了禾草，上面垫上草蓆，就地而眠。一天，曾大爷听说架桥工地上缺门板，回来跟媳妇商量，媳妇为难地说：“哪里还有门板啰？各家各户都捐出去了。”曾大爷说：“现在情况紧急，红军就等着这几块门板铺桥呢！呃，不如将给我准备的那副寿木拆了，给红军送去。”媳妇一听，着急地说：“不行不行，老爷子呃，你走路都摇摇摆摆，万一……”媳妇背转身去，偷偷地抹泪。曾大爷看出了媳妇的心思，笑着说：“你是怕我死了没法埋？哎呀，用张草蓆将我裹了，往黄土里一埋，不就归仙了？”说着，从屋角拿出了一把斧头，媳妇见大爷果真要砸棺，急忙扑上前去，声嘶力竭地喊道：“不，爷爷，你不能这么干！”说时迟，那时快，她扑在棺木上，用身体护住棺木，痛哭道：“爷爷，要砸，你就往我身上砸。”爷爷叹了口气，举起的斧头又放下了。他给媳妇说起了自己的辛酸家史。

原来，曾大爷一家靠打鱼为生，红军未来之前，终日以船为家飘泊在于都河上，受尽了渔霸劣绅的欺压。1929年，“朱毛”红军从井冈山来到于都，建立了于都第一个红色革命政权。共产党带领泥腿子斗地主分田地，曾大爷一家才分到一间房子，二亩多地，日子逐渐好了起来。曾大爷的儿子还娶了媳妇，成了家。半年前，红军扩红，曾大爷的儿子踊跃报名参加了红军。曾大爷语重心长地说：“好儿媳，难得你有这片孝心，现在，我们把寿木捐出去，稍后的日子，我们攒足了钱再买，现在，红军是火烧眉毛等着这几块板救急啊！”媳妇见拗不过爷爷，只好含泪让爷爷将棺木拆了，媳妇又耽心地问：“爷爷，不晓得我们将棺材板送去架桥红军会不会嫌？”曾大爷说：“嫌什么，按我们于都人的说法送棺材又送官又送财，送给红军这是大好事嘛！”说得媳妇也笑了。于是，两人高高兴兴将寿木送到架桥工地。

正在架桥的工兵连长知道了此事后，向前来工地视察的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汇报，周恩来为此曾动情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

如今，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内还陈列着搭浮桥用的门板、渔船，还有船篙。而其中的渔船和船篙，一样有着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这艘陈列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渔船和竹篙，是当年于都船工李声仁摆渡红军时使用的实物。“父亲当时和爷爷在鲤鱼潭河段撒网捕鱼，一听说红军要渡河，马上积极响应并召集起十几条渔船。”李声仁的儿子李明荣在讲起父亲的故事时，依然满怀激动。

李明荣退休在家，没事的时候，他便喜欢到长征渡口看一看。他向笔者介绍：1934年10月16日，正在于都河的鲤鱼潭河段撒网捕鱼的李声仁几人被红军招呼到岸边，并被告知说：“我们有大批队伍要在晚上渡过河去打国民党反动派，想请你们帮忙渡河。”当听说是自己的队伍要渡过河去打“白狗子”，李声仁心里高兴极了，二话没说，当即答应下来。

下午5时，李声仁和父兄等人就把十几条渔船撑到鲤鱼潭河段的北岸（也就是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是过河的8个渡口之一，位于于都县罗坳镇的石尾渡口）。6时左右，红军官兵分批依次登上了他们的渔船。李声仁和爱人同撑一条大渔船。他在船头撑，爱人在船尾撑。当时的于都河有600余米宽，且河水湍急，波涛汹涌，最深处有20多米。同时又在晚上，必须全神贯注，奋力撑船，稍不注意就会翻船。当他们把这支红军队伍全部送过河时，已是凌晨4时了。

第3天，又有一批红军队伍要渡河，李声仁和父兄等人从晚上7时开始，将一船又一船的红军官兵送过河去。当时，由于情况十分紧急，他们一直没有休息，直到早晨5时才把红军全部送完。虽然这时他们个个累得骨头像散了架似的，但他们心里却充满了自豪与喜悦。当时，他们也不知道渡送的是哪支红军队伍，后来才知道是红军中赫赫有名的左翼后卫红5军团第13师。

红军渡河不久，国民党军队就占领了于都，并开始疯狂地搜捕李声仁等送红军过河的船工。为了躲避迫害，他们只好远走他乡，常年隐姓埋名漂泊在江西泰和县、万安县、赣江十八滩一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这片红土地的老百姓。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下，我们一家开始了上岸定居的生活。后来，我们这一代也有机会到学校念书。像我还读了中专，出来以后，进了医院当了医生。”说起过去，已是祖父的李明荣在享受着幸福晚年生活的同时更有了诸多感慨。

如今，虽然已经过去80余年了，但透过这艘陈旧渔船，我们依稀还能感受到当年群众对中央红军的拥护和爱戴之情，更感受着新中国对红土地人民的反哺与关爱。

四

今天的于都，当地人总爱用“长征源”来指代自己的家乡。这三个字，浓缩了一种历史自豪感。

2001年上映的电视连续剧《长征》的主题歌《十送红军》，艺术地再现了当年红军告别苏区踏上长征之途的动人场景，被喻为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悲壮别曲。剧中演唱《十送红军》的红妹子的原型，就是于都县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谢红莲，其小名叫红妹子。

红妹子的丈夫叫刘家富，刘家世代在于都河上打渔为生，长期受渔霸的压迫和剥削，虽然一家四口三个劳动力，家境仍然十分艰辛，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红军来到于都后，他家分得一条船五亩地，日子逐渐过得好了起来。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时，红妹子动员丈夫刘家富参加了红军，自己也在家乡积极参加苏维埃政府的工作，1933年，开始担任于都县苏维埃政府的妇女部长。红妹子人长得美，噪子又好，她唱的山歌很能打动人心。嫁到刘家后，很快成为于都河畔有名的歌女。红妹子担任妇女部长后，经常组织妇女歌会，配合各地开展“扩红”、征收粮款、拥军优属等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受到时任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长征之途，为了表达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惜别之情，激励红军将士多打胜仗，红妹子根据县苏维埃政府的安排，组织妇女歌会的同志，到红军渡口为远征的红军将士唱山歌。她们每个人打着火把，穿上平日不舍得穿的新衣裳，在渡口一侧排着整齐的队伍，为红军将士唱告别歌曲。她们歌唱得是那样的娓婉动听，那样的催人泪下，使得许多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不能忘怀，在他们后来的回忆中每每提起。

中央红军长征后，敌军于1934年11月占领了于都县城，红妹子和于都县苏维埃政府机关的同志一起深入乡村，开展安置红军伤病员，坚壁清野的工作。1935年2月，革命形势不断恶化，红妹子编入县游击大队，在于都南乡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后来，县游击大队被敌人打散，红妹子被迫潜回家乡，却被当地恶霸还乡团长刘贵发现抓了起来，敌人要她交待红军和伤病员的情况，她宁死不屈，始终没有给敌人以任何线索。在牢里关了半年后，刘贵见局势已经平稳，就答应红妹子只要写一份自新悔过书就可以出来，但红妹子出来后就被刘贵强行带入家中要她做小老婆，红妹子宁死不从，刘贵只好将她安置在家里做杂活。1946年，红妹子在恶霸地主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下抑郁而终，当地百姓无不痛惜。她的丈夫刘家富也在长征途中英勇牺牲。

今天的于都县城，有三座大桥横跨于都河上，分别是“长征大桥”、“红军大桥”、“渡江大桥”。这三座大桥的位置，当年正是红军渡河的三个渡口。大桥脚下，依江修起了栈道，沿着栈道散步，已成为不少于都人的习惯。栈道的位置，便是当年红军夜渡于都河的八大渡口之一——“东门渡口”。

“1934年10月17日晚，中央红军就是自此渡河，毛泽东、周恩来也是从这个渡口渡河的。”黄华指着一块一人多高的巨石，侃侃而谈。巨石上书“长征渡口”四字，为杨成武将军手书。渡口已不见当年的沙石滩，而是用青砖重新修葺的台阶。巨石一侧的小叶榕树高达十余米，亭亭如盖，“这是2009年汛期，随江漂来扎根此地的。”黄华说。

黄华本是一名公务员，后来执意应聘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为更多的人讲述长征，被黄华视为责任，“因为我是红军的后代！”

黄华的太爷爷叫黄润发，当年随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时，已过而立。黄润发本是个农民，红军给他分了地，妻子已身怀六甲，他本想守着这简单的幸福。

但蒋介石部队对苏区的“围剿”，打破了黄润发平静的生活。他报名参加红军，他要拿起枪，捍卫自己的土地和幸福。

黄润发参加红军不久，就开始了长征。跨过了于都河的他，再没有回来，牺牲在长征的路上。

讲着太爷爷的故事，黄华一直盯着长征出发纪念广场中的五角星。那五角星代表着自此长征的红军部队。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战争意味着巨大的牺牲，慷慨前行的牺牲精神，也是战争中最令人动容的力量。

亲人虽未归，但红军的印记已渗入家族的血脉，成为于都人心中不灭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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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 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