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巴金的“家”

名人故居，既是一座城市文化的象征，亦是这座城市的文化资源。了解一位作家和他生活的寓所发生的故事，就仿佛见证了他的传奇人生。

位于上海市武康路 113 号的巴金故居，无疑已成为千万读者心目中的文学圣地。在这里，“人民作家”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这里也是其半生漂泊后最幸福、安稳的家，绿荫如梦，繁花如画。

今年，正值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我又推开那扇绿色铁皮大门——

走进巴金的“家”

秋天的暖阳中徜徉于梧桐树影婆娑的上海西区长度1183米划出优美弧线的武康路上，仿佛走进时光隧道，虽居闹市，却完全感受不到车水马龙的喧嚣；上海百余年的历史，浓缩在两侧约30处各式花园洋房、公寓、新式里弄中。时间馈赠给辟筑于1907年“永不拓宽的上海小马路”的，不仅仅是表面的风情，更是历史“炖”出的生逢其时。

1979年上映的“长影”经典黑白电影《保密局的枪声》片头，雨天的夜晚，中共地下党员刘啸尘拖着疲惫的身躯刚回到寓所内，被眼前一位端坐在转椅上，气质端庄的大姐扭亮台灯问道：“先生，这是福开森路42号吗？”

福开森路，便是如今抖音、微博、B站、小红书上大火的网红马路——武康路。沿着散布在路的两边，宛如被穿起的风格各异的建筑一路走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也随之展开，众多叱咤时代风云的人物在天幕上忽隐忽现，淡入淡出。

对我来说，更为亲近的原因是，武康路113号，那是巴金的家。

一

巴金，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23年初夏，巴金与三哥李尧林毅然走出让他俩感到窒息的大家庭，坐船从成都顺江而下，一起来到上海，从此他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后来的写作、成家均在上海，上海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因为，小学语文课文《海上日出》，我曾依据史料记载和个人所知，对巴金在上海的旧居进行了寻访，发现由于战乱等因素，巴金数度搬迁，住所竟达十余处之多。

1949年后，在霞飞路霞飞坊59号（今淮海中路927弄59号，又称淮海坊59号）居住的巴金，应邀出访了波兰、苏联和印度，创作并出版了《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他还两度率“朝鲜战地访问团”赴朝鲜战场深入生活，历时一年有余。后根据积累的素材撰写出了一批讴歌志愿军指战员勇于献身、保家卫国的军事题材作品，如小说《团圆》（后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

50年代初，巴金的妹妹与继母到巴金家同住，再加上儿子李小棠（笔名李晓）的（1950年7月）出生，原本不宽敞的住房显得更为局促了。刚巧，西区有幢小楼腾了出来，于是在1955年9月，经陈毅市长特批，巴金一家就从淮海坊迁入了这幢独门独院、环境优雅的花园住宅。此楼建于1923年，上海解放前为一个法国侨民租用，后来业主退租回国后，曾做过苏联驻沪总领事馆商务代表处， 主楼为欧式假三层的样式建筑，双坡屋面平缓，细卵石墙面，深绿色木窗，建筑整体简洁素雅。建筑南立面底层原为敞廊，上为跌檐式山墙；北立面入口设有白色拱形门。北辅楼原为车库和锅炉房。巴金生活俭朴，家中并未购置汽车，车库曾以藏书为主，放满了书架和书。南辅楼一楼原为储藏室，现作为游客服务中心使用。二楼为1982年故居修缮时加盖。

巴金把积累多年的藏书从淮海坊运来后，三层楼上的书架全排满了，他又把花园边上的副楼也用来存放了书，最后还将汽车间改作书库之用。女主人萧珊在淮海坊就已开始翻译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她与巴金很喜欢屋前的这片草坪。闲暇时，萧珊在花园里种上了月季、栀子花和牡丹花，又种上了巴金喜爱的樱花、玉兰树，还设想着在草坪上安个白色的摇椅，好让巴金在花园里有个看书小憩的地方。

五、六十年代，巴金的社会活动繁多，忙于开会、出访、迎来送往等活动，常不在家，家中的里外事都由萧珊承担着。巴金是一位从不拿国家工资、靠稿费生活的作家，但萧珊仍把子女的学习和平时的家庭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井井有条。

50年代，萧珊每天记录的家庭账本，从那工整的字迹和收支分明的明细账上。我随意摘录两则：“七日，收款430元，付芾甘的国际书店书钱，付菜金及水果4元，付稿纸、牙膏、肥皂2元。八日，付菜金2元，付父亲购物2元，付点心1元……”萧珊不甘于家庭主妇式的生活，她想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做些工作，同巴金商量后，征得作协领导叶以群的同意，她到《上海文学》编辑部当了一名不取报酬的义务编辑。其间，她为编辑部组到了许多好稿子。可她没想到，这一点竟在“文革”中也成了她的一条“罪状”。

在那颠倒黑白的岁月里，巴金的家数次被抄，二、三楼全部贴上了封条，一家几口只能蜗居在底楼的客厅里。萧珊为了保护巴金，自己挨了不少打。花园里百花凋零，野草疯长。尽管苦难重重，但巴金夫妇仍互相搀扶着艰难地行走着。

1979年1月16日，巴金回忆道：“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给人当‘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曲、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 （《随想录》第一集）。但是，萧珊最终也没能等到胜利的那一天，1972年8月13日，带着满腔的遗恨离开了人世。

二

当巴金重新拿起笔写作时，在第一批写就的文章中就有他萦绕心头多年的《怀念萧珊》，由此便开始了《随想录》的写作。他不顾年老多病，谢绝了耗时耗神的各种应酬，苦苦思索，在一张简陋的小桌上，以八旬高龄完成了40余万字的《随想录》（五卷本）被海内外誉为“讲真话”的书。他在谈及《随想录》的缘起时说：“50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60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后，我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应当像人一样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他真诚地告诫人们：“记住历史教训，不让悲剧重演！”

一部《随想录》，就是一部“遗嘱”般沉重深刻的“忏悔录”。

1979年春天，巴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再访巴黎近三个星期，这是晚年巴金与1927年1月，23岁的巴金从上海搭乘“昂热”号邮船，前往法国留学精神行程的一次连接。刚刚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巴金，思想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旧地重游带给他的不只是兴奋、亲切，更是对历史的反思。“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巴金谈到重返巴黎时说的这番话，绝非一般地泛泛而谈，而是有着非常具体的历史内容。

在《随想录》中，巴金一再提到他在“文革”初期被迫不停地写交代的经历。应该说，在革命风暴中，这样的交代并不会给当事人增加多少新的罪责。但即便如此，写交代的经历对巴金心灵无疑是巨大的折磨。一个在“五四”时代狂热信仰安那其（无政府主义）的人，一个曾把真诚、勇敢作为做人的道德标准的人，怎能不对自己的软弱行为、对人格被扭曲而感到痛苦呢？巴金这样说过：“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巴金的内心。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自责，在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不住地折磨着巴金。正是这种精神的痛苦，成了巴金晚年写作的动力。他直面“文革”对民族带来的浩劫，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三

记得第一次参观巴金故居，是由上海老洋楼研究者孔昕小姐带着去的。作为上海文化的地标性建筑，巴金故居在开放之初，巴金先生的女儿李小林就叮嘱：这里过去是巴金的家，今后也要是家的样子，有家的氛围。因此，巴金故居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貌，室内的鲜花经常换，连沙发套也分春夏和秋冬两季。

步入故居，便见到画家黄永玉在2011年10月，专为故居开馆而画的《巴金先生》。早年间，年轻的黄永玉在上海谋生时，曾借住在巴老创办的出版社里。

巴老家主楼的一楼是会客室，二楼是卧室和书房，客厅陈设十分简单，进门就是一排“顶天立地”的大书橱。西墙边安放着一架钢琴，是萧珊用翻译得到的第一笔稿费买的。靠内走廊的一只装饰柜里摆放着各国友人赠送的纪念品，北墙的壁炉上方挂着林风眠赠给巴老的一幅鹭鸶画，厅中央摆放着一圈沙发，是萧珊在50年代搬来时买的旧沙发。

在这间客厅里，巴老接待过很多批外国友人，也多次在此举行颁奖仪式，如逢巴老生日时，这里更成了“花的海洋”。

为了向读者早日“交考卷”，他每天连续工作八、九个小时以上。当他校阅完26卷本的《巴金全集》（10卷本）最后一卷，已累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的时候，还在卷末的《最后的话》中深情地说道：“笔在我手里如千斤，无穷无尽的感情也只好咽在肚里。不需要千言万语，让我们紧紧地握一次手，无言地告别吧……”

1994年秋，对于巴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他在校阅完《巴金全集》后，着手进行《巴金译文集》的整理和校阅。不幸，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在他起身取一本书时，不慎摔倒，造成第8节胸椎压缩性骨折，需卧床治疗三个月。从此，延安西路221号的华东医院成了巴老晚年的一个特殊的“家”了。在10余年的住院中，他先后住过北楼、东楼和南楼。在北楼，他把在家里未了的工作带了进来，边治疗、边工作。在医院的小餐桌上，用一双颤巍巍的手为《巴金译文全集》作序跋，直到握不住笔时，才改用口述，让马少弥、外孙女端端作笔录，最后由他反复修改。

1995年3月，译文全集的序跋同一批尚未收入《巴金全集》中的文章被合编成《再思录》一书。巴老手拿样书，对此书的总策划陈思和及责任编辑杨晓敏说：“如身体好些，还要继续写下去。”他连下一本的书名《三思录》都想好了。可是，此事没能如愿。过后，他在病房里只写过两篇“长文”。一篇是闻知老友曹禺逝世的消息后，他满怀悲痛之情边忆边述，李小林执笔，历经数月，完成了3000多字的《怀念曹禺》一文。另一篇是1989年春动笔，后因种种原因没写成的《怀念振铎》，他断断续续地边写边修改，直到1999年2月8日，突患重病，留下了一篇写了整整十年还未完成的文章。

在医院中，巴老仍关心着文学事业的发展。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已有多年没开了。1995年春，刚上任的作协领导商定把四届主席团会议移到上海召开，让代表们围坐在巴老身边共商大计。开幕式原定在巴老病房隔壁的会议室召开，负责会务的同志见会议室太小，无法容下会议代表和记者，感到十分为难。

巴老闻知后，首先想到的是在医院开会会影响其他病员的休息，就说：“我到虹桥迎宾馆（改革开放前，西郊宾馆的分部。那时不叫宾馆，代号“415招待所”。“414招待所”是西郊宾馆）大会场去！”此话一出，一道难题虽然迎刃而解，但大家知道巴老卧床三个月刚能坐起，还在恢复阶段，出了问题怎么办？医院经过研究，特准了巴老两个小时的假，并派医务人员陪同随往，为防万一还随身携带急救器械和氧气袋。那天，当巴老身穿塑料马夹、坐着轮椅徐徐来到会场时，代表们不约而同地起立并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团结、鼓劲、活跃、繁荣”的红色会标映衬下，巴老坐在会场正中，望着从各地赶来参加会议的代表，微微招手，向大家致意。巴老的出席使多年没开起来的会议开得很成功圆满。

四

巴老的活动范围虽仅限于病室，但天下事知道的并不少于其他人，曾有人笑称他是“消息灵通人士”。每天清晨，在病床上他都按时打开枕边的收音机。晚上，准时坐在电视机前，边吸氧边收看“新闻联播”节目，还时常听人读书读报。只要听说哪里发生了自然灾害，就会托人到灾区的驻沪办事处捐款。1996年，在病房内，巴老接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总编辑专程送来的《家》、《春》、《秋》再版稿酬4000元港币，一转手就交给了女儿，并说：“在序言中我已谈到稿酬交给现代文学馆，讲真话是我的主张，我要说话算数。”又说：“让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起点作用。”巴老重病卧床多年来，捐款从未中止过，无论是帮困助学、地震、水灾还是“非典”，都有巴老的捐款，每年总会有好几次。1998年长江洪水，巴金让工作人员捐助了20万元，并嘱咐不要留名。

2004年12月26日，星期天，中午时分的新闻报道：当地时间上午八时，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附近的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和大海啸，造成数千人死亡。稍后的报道更为具体：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附近的印度洋洋底，发生里氏8.7级的大地震，为40年来世界上最强烈的地震，地震引发的海啸波及周边七个国家，共有8700多人死亡……

12月27日，……地震引发的海啸殃及东南亚和南亚十多个国家，遇难者总数已超过2.4万，此外还有大量人员失踪。死亡和失踪人员中，有不少是来自非受灾国家的世界各地游客，他们正在东南亚沿海地区度圣诞节和新年的假期……

很快，更多的新闻扑面而来，大量的现场画面出现在电视、互联网和其它媒体上。看着那死里逃生惊魂未定的幸存者，看着那痛失亲人悲恸欲绝的不幸者，看着那满目疮痍的废墟，看着那人尸伴着鱼尸横陈海滩的惨景……令人揪心、令人屏息、令人震撼！

没等有关方面动员安排，他就把刚收到的两笔稿酬6万元托人转交给红十字会。无论到“希望工程”还是慈善机构或红十字会捐款时，都不用家喻户晓的“巴金”之名。

五

翻看巴老生前拍摄的照片，客人中来得最为频繁的还数水上勉、中岛京子、古川万太郎、白土吾夫、岩佐敦史、千田是也等日本友人。

1991年5月8日，千田先生一行在音乐家孟波的陪同下来到巴老家。千田一头长白发，戴着宽框茶色眼镜，笑声洪亮，很有艺术范儿。刚入座，千田就与巴老叙起1986年底，与栗原小卷一起拜访巴老时的情景。他说那次是带着由他执导、栗原小卷主演的布莱希特舞台剧《四川好人》来上海访问的。巴老听了补充道：来访的还有东山魁夷先生，他是个大画家。那天，千田兴之所至还与巴老议论起各自的年龄。欢笑的谈话，就如走亲戚一般轻松自如。

1986年12月3日，千田、栗原小卷做客巴金寓所。那天，巴老身穿藏青呢中山装，手提拐杖与千田坐在一起，栗原小卷坐另一侧沙发上。他们仨都面露笑容，能看出正谈到开心处。我从《随想录》中读到了巴老当时的谈话。他写道：“去年，我在家中接待来访的日本演员栗原小卷，对她说，我看了她和田中绢代主演的《望乡》，一连写了两篇辩护文章……要是没有看到《望乡》，我可能不会写出五卷《随想录》。”（《随想录》合订本新记3页）

1978年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还未对外发布。这时，日本影片《望乡》在中国几个大城市上映，影片引起了激烈争论，遭到了无端指责，有人甚至提出禁演此类“毒害青年”的“黄色影片”。巴老读了剧本，还看了电影，他为饱受战争苦难的“南洋姐”流了泪，感到难过。他在一个月里接连写了《谈〈望乡〉》、《再谈〈望乡〉》两篇“随想”。文中充分肯定栗原小卷出色的表演，他写道：“她（指栗原小卷）不讲一句漂亮的话，她用朴实的言行打动对方的心……她做得那样自然，那样平凡，她交出了自己的心，因此也得到了别人的心。”（见《随想录》第一集《再谈

2015年6月13日上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栗原小卷再次访问巴金故居，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她是带着缅怀之情走进武康路113号的。三十年后，坐在当年同样的位置，拿着当年的照片，栗原女士感慨万千，她与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汪澜回忆起当年她拜访巴老的情景，仿佛一切都还历历在目。巧合的是，当年栗原女士来访的新闻正是由《文汇报》记者汪澜报道的。福地重聚，在客厅里聊起当年的情景，分外亲热。也许，栗原小卷想找回已过去将近三十年的那温馨一刻，她仍坐在曾坐过的那张沙发上，左手边摆放着巴老写《随想录》的小书桌和靠背椅，《随想录》和笔摊放在桌上，让人感到巴老只是有事稍作离开……

巴金故居得知栗原小卷重访故地的消息后，特意以高仿巴老的《谈〈望乡〉》手稿相赠。照片上的栗原小卷戴起了眼镜翻看着手稿。《谈〈望乡〉》一文中提及：“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门诗抄》的作者和读者为例吧，他们比我们那一代高明得多！他们觉悟高，勇气大，办法多，决心大……”此外，还将高莽先生所绘巴老像《一个小老头》复制件赠送给栗原女士，这幅卷轴上有臧克家等诸多名家题词，其中不少是栗原女士的朋友。

后来，我看到栗原小卷在重访巴金故居时的日文题词：“今天访问了尊敬的巴金先生故居。栗原小卷。2015.6.13。”她把在巴金故居度过的温暖时光定格在留言簿上了。

三个月后，在日本庆应大学举办的“倾吐不尽的感情——巴金与日本作家文献图片展览暨学术研讨会”上，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栗原小卷朗诵了巴老的《谈〈望乡〉》、《再谈〈望乡〉》文章片段。洋溢中日两国人民友情的故事在延续……

六

华东医院1号楼每个楼层都有警卫守卫，一般人不能乘坐电梯上去。巴金曾经住在这里。他的病房有内外两间，连接阳台的是一扇落地玻璃窗，从窗外可以看见下面的一个花园。喜欢绿色的巴金只要一扭头，就能在病床上看到花园，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宁静的时刻。

1999年2月8日早晨，巴金突然发烧至39度，呼吸急促，医生为他插好管子，给他吸出好多痰。巴金被转入重症监护室。为了吸痰，医疗组考虑到插管长期插在鼻子里，嘴巴合不拢，下巴脱了臼。于是，院方为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用呼吸机呼吸，从而使呼吸道畅通。进食是更加特殊的过程。由于不能吞咽——吞咽会反流，引起感染——他每天的进食都是通过鼻管，一天分6次打进胃里，食物是特配的流汁：热量、高蛋白、脂肪都是根据人体需要配好的。他的病情并不稳定，隔一段时间就会反复一次。

从1999年卧床一直到2005年去世，长达6年时间经受各种治疗，身体无法活动而神智清醒的巴金，其间遭受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尤为主要的是，1995年2月6日，巴金的好朋友夏衍去世，对他的影响很大。夏衍去世前非常痛苦，因此在与家人谈到夏衍的死以及自己的生命时，巴金先生说：“如果我也到了这一天，希望不要进行抢救，要安乐死。”

这是他第一次向家人提到“安乐死”这三个字。此后，每当病重需要用药时，巴金总是艰难地对医生说不要浪费国家的药，“我已经没用了。”

巴金和冰心的友情在文坛尽人皆知。从上世纪30年代相识，60多年来他们一直以姐弟相称。

1999年2月28日，冰心去世，所有人向巴金封锁这一消息。正是在这一年，巴金也重病进行手术。3月的一天下午，巴金从抢救室转到监护病房。已有20多天未开口的巴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冰心。眼看着身边的朋友和亲人接连去世，巴金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亲情、友情，是生命中的明灯。”巴金经常这样说。假如生命中没有亲情和友情，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

七

作为一位世纪老人，作为一位在国际文坛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家，抢救巴金的生命十分重要。主治医生崔世贞很了解他的病情：帕金森氏病确诊多年，慢性支气管炎也有几十年历史。高血压和低血压等多种疾病使他情绪不能波动，否则就会产生晕厥，丧失意识。因此，医院制定了严格的制度：除家人和工作人员外，任何人见巴金必须特批。

读者们也始终热爱着这位老人。2003年底，“感动中国”评选颁奖会上给巴老作的颁奖词中说的那样：“他曾创造过，他曾经真实过。他的创造和真实使他成为一个标尺和符号，所有的人都在诚恳地挽留他。忽然离去和残酷挽留的拉锯，给百岁华诞的老人蒙上了悲情和壮丽。属于一个灵魂的痛苦和属于许多灵魂的依恋交织在一起，感动难以避免。”

2003年11月25日，巴金百岁生日那天，国务院在上海授予其“人民作家”荣誉称号。2005年4月，医生在对巴金进行检查时发现，他的腹部有不少腹水。经反复会诊、检查，诊断为腹腔间皮细胞瘤。10月13日，巴金腹腔大量出血，医生紧急检查，确诊是恶性间皮细胞瘤。医院对巴金的病情十分重视，专家治疗组立即展开工作。当时，专家组的目标是帮助巴老度过百岁寿辰。因为，11月25日又是巴金的生日，甚至更乐观的估计，是有信心长期保持他的生命延续。但是，巴金终究年老体衰，回天乏术，于2005年10月17日晚19：06分，在华东医院与世长辞，享年101岁。10月24日下午，巴金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成千的读者、市民、学生们前来送别巴金。他们排着队，在巴金的遗体前三鞠躬。并绕行遗体瞻仰巴金的遗容，把手中的鲜花摆放在巴金的遗像前。

他让人相信，文学可以超越生死，影响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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