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传承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一种历史文化的出落与生成，与厚重和鲜活粘连，它应该是这个地域，乃至是这个国度的幸事。

敦煌莫高窟，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大幸事。

看到敦煌，看过莫高窟的佛陀、壁画，站在大泉河边，回望九层楼的那个瞬间，我忽然想到了这些。

  王道士栽下的那片白杨林，它们刺向天空的那些枝干线条舒展劲挺地样子，简洁、凝练，似乎还浓缩着一段对于常常历史的速写。

三危山的山脚下还有成片积雪，风很大，很大。沿着踩出的山路向上爬，再向上爬，常书鸿先生的黑色大理石墓碑就跃入视线了———　

常书鸿先生墓的右侧，有很大一片地方，安葬着常书鸿时代以来的很多敦煌学人，那是守护、研究敦煌莫高窟的先辈们安息的墓园。但望着那些土包和墓碑，却还是让心一缩一揪，只有在父母坟前行跪拜礼的我，在风中还是朝这片坟头跪下拜了几拜。

此行前一个多月，段文杰先生走了，而到兰州市区的敦煌研究院拜会杨富学先生，杨富学说：贺世哲几天前刚刚离世。杨富学有些黯然，他张罗之下本打算让我访谈王惠民，可贺世哲去世后，王惠民因为恩师丧仪之事的张罗忙活，加之心头沉沉地怀念，真得又太需要休息了，因此，面对王惠民这样的爽约，虽有遗憾，但也只有理解，再理解。

这会儿，我坐在这片墓园里，看那些鼓起的坟包，就觉得这土包下浓缩着一个个人活在那段历史、那个时代的悲欢。此刻，他们成为阵列，蹲坐在三危山上。这样的天做之合，总能勾起你的一些思绪，去想此前读到过的有关他们的一些生前文字。

敦煌，是他们人生追恋之下，一道永远都不可能绕开的死结。

段文杰先生有句话：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这是他到敦煌莫高窟第一次进洞看佛像、看壁画时的感言，这句话他生前说过很多次。其实，对很多追恋敦煌且命中与敦煌绑定给打上死结的人来说，这种感受是共同的。

说到底，他们在艺术的路上，曾经都是一头都永远填不饱肚子的饿牛，后来在历史逢遇中都被套在了“敦煌”的辕驾上。

两个人的“饿”牛岁月

牛，闯进“菜园子”的黄牛意象，让我想到常书鸿先生，常先生来敦煌之前已经功成名就了，即便是他在回国前的巴黎那会儿，实际上他让西方的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等画风滋润的很丰足，而且名声已经在巴黎艺术界渐起，但真正让他内心有了“饿”牛一般的饥渴，是因为对敦煌艺术的一次品茗。

常先生第一次品茗到敦煌艺术，是在巴黎，此时伤心的敦煌莫高窟，因为敦煌遗书，因为斯坦因、伯希和的掠夺，一门包含着大国伤感情绪、彰显着掠夺国炫耀的敦煌显学正在世界上悄然诞生。

此时，敦煌莫高窟的很多壁画被它的掠夺国印制成画片，法国，巴黎街头，正是这纸小小的纸片，让常书鸿感到西方的现代派、“野兽”派，统统抵不过这一纸敦煌艺术穿越千里、万里的精神传达。

“我的根，我追寻艺术的根在中国！”常先生忽然生发这样的感想，于是，敦煌就成了常先生一个浓的化不开的梦：回去，回去！

回来了，先是北平，后来到了陪都重庆，而来到敦煌，决计长期留下来好好尝尝敦煌的“鲜”儿，常书鸿作为艺术家头上还顶着1942年国民政府一个很难让人高就的官职，敦煌艺术研究所副所长。

所长，是陕、甘、宁、兰、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这人只是官场安插的官员，这样的人基本上不会如同被发配一般吃、住、拉、撒在敦煌莫高窟的洞子里，而常书鸿这个副所长他得喝大泉河的水，点上寺的那盏灯，经受这里的风吹雨打。事实上常书鸿刚来的那段日子，所经受的磨难今天很少有人说得出。

很多时候想：常先生一定为了洞窟的初期管制和进香的光顾者理论过，甚至还在那群已赶进莫高窟领地臊哄哄的羊群里，和一脸不屑的羊倌们争吵过，甚至会还冲着三危山为一个愚昧的民族呐喊过。

  常书鸿，这头牛，为了回报敦煌给予自己艺术精神的那口“鲜活”之气，他把自己的一生也活进了敦煌莫高窟的鲜活纷呈中，让自己活成大漠一样的冷、野，让生命活成为艺术、为敦煌艺术的厚重，而成为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神。

常书鸿到敦煌两年后，和常书鸿一样怀着满心满腹的大心思，段文杰来了，段文杰刚从国立艺专毕业，而且此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爹了，来敦煌时，他连和妻儿见面打声招呼也没有，因为想蹭一辆车，就这么走了。

段文杰来之前，常先生在敦煌的日子先是给莫高窟的外围筑了一道墙，接下来是让自己的日子过丢了自己的老婆，这一切给了段文杰以吃更大苦的大准备。

已经有些传统绘画功底的段文杰，没有常先生那样的“洋”背景，他这头扑进洞窟一口气饱餐的饿牛，迫不及待地钻进每一个洞窟，开始了他精神上的探索。

段文杰洞察着莫高窟佛窟壁画的潜在奥秘，他希望把每一个线条都要看明白，把每一种在光阴力摧下有些变幻的色彩搞清楚，最初的临摹是极不成功的，最终段文杰发现：是长久以来养成的西洋画意识成了他总不能临摹成功的“拦路虎”，而壁画中最传神表达的屡屡失败，也终于找到了症结，这是学识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需要补读佛学，还有就是如何根据壁画不同的构图、形式寻找规律。可以说，在敦煌壁画的临摹与复制方面，段文杰“饿”牛时期所作的努力和探索，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进洞，是佛像、佛画；出窟，是大泉河和三危山日复一日的风景，只有集中在上寺和下寺的那些树和天气，告诉他们季节。除此之外，连水的苦涩滋味、打嗝和放屁的滋味，在这一些人中间，是没有区别的。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单调、贫乏。段文杰这头“饿牛”心中只有佛，念想中满满地只有莫高窟这一个“窟”了。

而段文杰再与四川老家的妻小相见，竟是在十一年以后。

青春，他们活在敦煌莫高窟

孙儒涧来敦煌，是在段文杰之后。

1948年旧历四月初八，莫高窟九层楼前。这一天的热闹对于二十三岁的孙儒涧来说，他在周围高亢的秦腔声里，在眼前这一群敦煌本地人的眼里，看清了自己的份量。

孙儒涧已经在和佛窟里往来的香客发生争吵了，本地的那些香客们，有农民，有地主，也有商人，他们进出莫高窟，依然一副进出自家门的心态，也许此前经历过常先生的“围墙”隔阂所带来的进出不便，眼下，孙儒涧的一口川腔，根本阻止不了这帮人抽完一锅旱烟在佛窟壁画上随随便便磕烟灰的举动。

孙儒涧是学建筑的，和段文杰一样来自富饶的巴蜀，和孙儒涧前后那段时间一起前来莫高窟的还有史湘苇、李承仙、欧阳琳、黄文馥，李承仙此后不久成了常先生的夫人。

孙儒涧是学建筑，来之前刚从四川成都润记营造厂调到重庆总厂做技术工作，在1947年7月重庆的酷热中，一份来自成都的电报把孙儒涧召唤到了敦煌。在兰州，走访孙儒涧先生那天，耳朵严重失听的孙儒涧带着助听器在家中的沙发上与我大声说到此处时，话锋突然一转，来了一句：燥热的天气影响了我的判断！

孙儒涧在和段文杰、李承仙、史湘苇、欧阳琳、黄文馥等一批人，每天跟常先生拎着暖壶进入佛窟，所不同的是常先生和段文杰、李承仙等他们一大拨人是做临摹绘制，而孙儒涧和却是和几个工人一起清理洞窟中的淤沙，为此，孙儒涧和常先生想过很多办法，譬如引大泉河水冲击淤沙，譬如修筑并加固防沙墙等，这在早期莫高窟的抢救治理当中，还是起到一定效果的。

青春，包括常先生在内，他们都活在了他们一生中最值得感喟的艺术青春岁月。他们的心火煮沸了大泉河的一川水，而留给他们在劳作中汗水中品茗的大泉河里的那口水，却是苦涩的。

苦涩的水，打发着苦涩的日子，孙儒涧却在闲暇时常想一个人，那是自己的意中人，那个在他离家走向敦煌时将他送到车站的女孩儿，她就是李其琼。六年后，李其琼离开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美术队，带着六年来两人情真意切的“两地书”来到孙儒涧身边。

孙儒涧和李其琼结婚后，两人觉得：这辈子可以扎在这里，不走了。

敦煌学人，一杯五味杂陈的酒

吐蕃敦煌学大家耿升先生说：写敦煌，你一定要到敦煌看看，想要知道更鲜活的敦煌，你一定要到莫高窟的大佛脚下去看看，了解那些把心、把爱、把生命交给敦煌的人。

我又想到了在兰州、在敦煌，怀着一些敬畏，近距离走进这些敦煌学人的日子。

提起常书鸿、段文杰，他们必以“先生”相称，李正宇和我讲他与段文杰的交往，至情之处让人听罢动容，李正宇原是新疆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人生遭际过打击，段文杰爱才之下，为他走上敦煌学研究的调动，惊动了中央领导。而孙儒涧，这位八旬老人在我的访谈中，说到两位“先生”时，他一连串大声地述说会忽然停顿下来，而李其琼老人就拄着拐杖走过来，看上一眼，

很长的很长沉默后，孙儒涧老人又忽然大声说：两个人都遭过罪，段先生遭过大罪，怎么说呢？

  孙儒涧老人就坐在我的一侧，我能听得到他说话当中的喘息。我忽然对他和他家人后来的命运有了真切的回味，虽然此前在一些文章中看到过很多叙述，但此时独对经历过如此人生起伏的老人，真得是再不想揭开太多勾起老人伤痛的话题了，太多的感喟，让我不忍对视眼前这双亮而犀利的眼睛。一时间，我忽然觉得如此让老人这么陷于回忆，感到特别有些罪过。

我忽然明白老先生对于自己当年来敦煌为何有“燥热的天气影响了我的判断！”之说，难道仅仅是因为天热，影响了自己的判断神经吗？

我想到风沙中西进和东去的那群人，那群大漠路上曾经承继了一个民族精神魂魄的古人和今人，张骞？霍去病？还是常先生、段文杰他们那个阵列里的孙儒涧们？

五味杂陈，孙儒涧老人的话，更多的应是对一段历史，一个时代的“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吧。

离开孙儒涧家，穿行在兰州老城关蜿蜒曲折的立功巷，待端起那碗地道的牛肉拉面时，我忽然想起孙儒涧老人跟我说起“他们已经行动不便”的话来，孙儒涧老人还跟我说：到兰州了，还是到莫高窟看一看吧，虽然路还很远。

敦煌，莫高窟，曾经是中西方文化交融下又具有中国自身文化特质的大而持久的绽放，佛陀是它的存在，也是它的外在反映之大成。因此，凡人在这里待久了，也会在自己的性格里烙上佛陀的印记。我想，常先生如此，段先生和孙儒涧那些老人等亦如此。

五味杂陈一群人，一群学人，一群书生。他们搭着木梯，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颤悠悠进洞，他们站在佛陀造像、壁画前的手脚架上，勾描着，一笔笔临摹着，当他们在栖身的马厩里用柴草煮沸一瓢苦水的时候，当他们春荒时在戈壁摊上遍找那些零星绿色寻挖野菜的时候，当他们书生的肩膀上扛起钢枪的时候，他们这群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不灭的群像，与站立在佛窟里的那些真佛陀比，一些人，很多人都不逊色。

忽然，我对敦煌艺术、对敦煌莫高窟大佛脚下的这些守护人有了更多的理解，敦煌艺术甚或文化，与厚土苍生从来就没有割裂过，人作为创建、传承、传播者，当它轮回交替中从人到文化到艺术完成了鲜活时，人的生命和苍天厚土的分量，在这里将会显得更加厚朴与敦美，也会使它泽披后人的光环更加夺目与耀眼吧。

由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常先生他们那一代莫高窟大佛脚下的敦煌学人是与乐僔、法良和王元荣他们站在一条线上的，包括备受后人争议的王道士，只不过王道士因为个人和历史的原因，让走歪了的敦煌，在本已衰竭与没落中让一个活着呼吸了一千多年的生命，走向了骨肉分离。

常先生、段先生和孙儒涧他们一代人，对于敦煌的意义是巨大的。在他们手里，历史、透过苍远更清晰了，庄严、沉静在庄美与鲜活中更加呼之欲出了，他们制造并迎来了一个让敦煌莫高窟更加滋润、更加气象纷繁的好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