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满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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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壮劳力之间，可以拿来作比较的，只有栽秧打谷，犁田耙地这些农活了。只要你这些全在行。你就会被列入“行式”人之列，评工8-10分，是没有问题的。在我们的生产队中，这样行式的人数不胜数。不过，其中还是有一些差别。比如有的在犁田耙地上要精到些，有的在栽秧打谷上要过乎些；有的呢，挑抬下力更胜人一筹。
我刚下乡不久，就到了插秧季节。老队长怕我对插秧的活儿掉以轻心，便手把手对我讲：你不要以为只是将三五片稻秧用三个指头捏着插进水田里就完事，其实是有讲究的。手指要捏住秧苗根部，切记不要捏到秧苗的半中腰就往水田里插。那样，极易插成“迂头秧”。我们称为“迂头鸭儿”。你想，已孵成型的幼鸭没能钻出蛋壳而胎死腹中，不是前功尽弃吗！在秧苗未定根以前，是要尽量避免移秧、补秧，既妨碍旁边的秧苗定根，甚至还要影响到今后的粮食产量！
于是，牢记队长的话，开始了生平的第一次水田插秧的活儿。开始学插秧时，很新奇，感觉手指每一次插入软糊糊的泥土是那么的容易、好玩。可一天还没熬过来，就开始腰酸背痛了。有时候，腰弯久了，抻一下腰杆都困难。但是，看见农民们好像一点累的感觉都没有，也只好咬牙坚持了。
插秧能手张小二
刚耙平整的水田，极像一盆昏黄昏黄的泥汤，连人的倒影都显得浑浊。可当疏疏密密的秧把子撒到水田后，生命的迹象一下子就将混沌点破，浮现出点点生机来。这时，照例要有一个人先梭下田去打头秧，后面的人才好亦步亦趋地“照葫芦画样”。
去“起头秧”的那个人叫“打掖”。一般在未开插秧前，农民对你说：怎么样，你来打一掖撒！其实就是要叫你领头插头秧。你别小看了领头在水田里插秧这样的活路，还是很有些难度的，一是秧苗要插得正，二是手脚要连环，三是要有很好的株距、行距感；甚至连退步，都几乎是一条线。那样，才不至于将头起得疏密不一，或歪歪扭扭。后面紧跟着的人，依样画葫芦时，不会因了插头秧者的疏密不一难以仿效，更不能被领头者的缓慢而延误时间。
一般在面积较大、较长的水田里打掖秧，其难度相对来说就更大一些。因为水田的长度越长，一掖秧子往往会打不直，既影响美观，又会让紧跟着你插秧的人无所适从。说穿了，因秧苗的疏密不一，还会影响秧苗“封笼”前的生长甚至今后的产量。
张小二便是在这种时候显身手的佼佼者。当然，在之前，他还是要谦虚着让别人去打掖的。但是有张小二在，一般人都还是比较有自知之明。说笑一番后，还是张小二当“领头雁”。只见他先略略地瞄一下田尽头的一个目标后，轻轻地梭下水田去，第一窝秧苗从右手分出来，干净利落地插入泥水中，接着，只见他退着的身影在水田里悄没声息地后退移动，手脚的连环完全可以媲美插秧机。一晃眼，三窝一排的秧苗早已整齐地娇立泥水中。顷刻，混黄中便生出绿意和生机，与蓝天呼应，让泥土生辉……你再看那掖秧，纵看一根线，抻梢摆尾清请爽爽；横看一排兵，个头一致，整齐划一。你站在田坎上，或者俯下身子去瞄，也简直就像用墨线弹过的一样，再随便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那般地似棱角分明、端正亮水，让人不由不佩服之至。
插秧时，都是一个个跟在前面插秧人的右手方向后退着走的。正如布袋和尚的哲理诗写的：“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有时，水田属于那种长方形的，插秧的人手又很多的时候，就会有半边田晾在那里空闲着，一直要等到打掖秧者在田尾尾上“起坡”后，才能继续那半块田的插秧工作。既浪费时间，工效也缓慢。这时，张小二如果没去打掖秧，便会跑到掖秧“可能”的收尾处，梭下田坎，反身向打掖者来的方向插秧。这种方式，其实相当于另起炉灶的“打掖”。而显“技术”的关键处，是与打掖秧者株距、行距做到无缝对接。当然，他也不完全是为了“显摆”技术。而是为了让田坎上立着的“闲人”尽快下水，参与到插秧的行列中。不过，像张小二的这类“预估”和“矫正”的插反手秧，队上是没有几个人能与他一争高下的。
那时的张小二，大约也就十八九岁吧。中等个子，浓浓的眉毛下面闪忽着一双机灵的眼睛。尽管面色青黄青黄的，却见人总爱嘿嘿地笑，既懂礼貌又平易近人。在干重体力活路时，特别照看像我这样身单体薄的知青。
队上有一艘大木船，获准载重13吨。每次进城装肥料什么的，用纤绳拉船逆水而行，是节省劳力，加快时速的最佳办法。每次只要张小二在，都是他主动地去领头纤。你别小看只是走在拉纤的头里。必须要体力好不说，还要熟悉江岸的地形。否则，后面的人会因着力点的不统一而造成相互掣肘的情况来。而且，当逆水的木船被拖得忽近忽远时，在嵯峨的江岸边，还很容易造成木船触礁的危险。可只要张小二领头纤，大家拉起纤来都不会感到扯扯掖掖的。因此每次拉纤，大家都很自觉地“让他”领头。
队上的大木船进城，每次都是将近黄昏时才出发。空船拉至上游的丁丁石后，便收纤上船，前领江几篙将船撑到深水处，八只桡桨便一同发力，水手们“哟嚯——嗨”地喊着船工号子，将大船斜斜地划过江面，停泊在小城的广福门码头上。
等船只插稳定船的“龙头杆”后，再用纤绳将船在岸上的大石块上拴牢，大伙儿才开始烧火做晚饭。那时的小城，夜晚到处黑灯瞎火的，街上冷冷清清，根本没有什么可玩的。于是大家便早早地在船上休息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便挑上空粪桶，从江边的人家开始，挨家挨户地向小城的街道往纵深去“收粪水”。
我们知青中，有两三个都是来自小城的。晚上，一般都是回家睡觉。第二天，尽早地赶往江边，挑上空粪桶，随大伙一道，挨家挨户地“搜寻”（一担粪水5分钱）。那时，根本不觉得茅厕有多脏，粪有多臭。每每收到一挑好粪，还是那么的高兴，就像捡着什么宝贝一样。现在想起来，那时还真的是入乡随俗了的。
张小二还特别喜欢侍弄渔船。他对江南总漆坝至丁丁石一带的水文地理相当熟悉。后来，他和他哥承包了队上的一只渔船，从此丢下岸上的农活，专职打起鱼来。说来也怪，许多渔船常有放空网的时候，而张小二每次下网，无论大小，几乎都有收获。
一次，我回城过中秋节。在江边等渡船时，刚好张小二的渔船收了网从下游划上来。我问他打到鱼没有，他说，刚才那网打到两条，但是不大。他看出我有准备买两条鱼带回家过节的意思，便说，你干脆上船来，跟着我去撒一网，如果打到了大一点的岂不更好？
于是，我上了张小二的渔船。川江一带的渔船，全是那种一叶扁舟型。人一站上去，便左右摇晃，与大木船的平稳安全完全是两码子事。我吓得赶紧扶着船帮蹲了下来，船身才慢慢平稳下来。张小二看我那副狼狈相，善意地嘿嘿笑起来。怕我难堪，接着说道；今后你没活干时就到我的船上来，多几次，你就不那么紧张害怕了。我赶紧点头答应。
这一网大约花去大半个小时，打到一条水鼻子，一条江鲤，两条鱼共五斤多一点。张小二慨叹说，现在江里的鱼越来越少了，即使有，也没有什么大鱼可打了！
很多年过去了，有时在街上看见那些用一个竹筛提着不多几条河鱼，而且大多是只有二三两大小的黄蜡丁、岩鲤之类，我常常要吃惊，这么小的鱼也不放过啊！那么，如今的张小二呢，不知他现在还在江上打鱼否？生活过得怎样？应该是当爷爷的年龄了。
记分员何学军
何学军属于那种“回乡青年”，就是在城里读到高中或初中毕业后，再回农村务农的青年人。何学军身板单薄，长得像一根竹竿；鲢鱼嘴，一笑，便会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齿。与人交，和而不同。他喜欢护那种“一块瓦”似的长头发。那时没有摩丝、发胶，于是便学着大姑娘小媳妇的样子，用两颗钢夹将头发夹住，让人看了别扭又滑稽。但何学军习以为常，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何学军很讲究衣着，从没有看见他穿过外衣上带补丁的衣服——当然，这也是因了独子，家境在那时的生产队里又属数一数二故。
夏天，他总是穿一件土白布衬衣，米汤浆洗后，显得硬邦邦的。他不把衣摆扎在长裤里，怕扎皱——当然，也许是没有一根像样的皮带。到五黄六月，哪怕干活干得汗流浃背，他也不会打光胴胴，农民们笑他：嘿，你还服得住哎。他听了以后，只是露出满嘴的大白牙笑笑，不置一词。
那时，最时髦的衣料是的确良，长裤时兴穿小脚裤。为了显得“超”，有的小脚裤几乎紧紧裹住了小腿，就像鸡脚神似的，现在想起来真是有些滑稽。但是，农民们一般不大赶时髦，唯有知青们才那样穿着打扮。何学军也不赶，只是他穿着的裤腿又比一般的农民的裤腿稍微要窄小些。
在那年那月，没有个体经营户，小城只有百货公司在卖布料（需要“布票”），也曾见挂了几件成品衣服。但是数量少不说，样式也落后，单单薄薄的几件挂在那里，给人一副满面尘灰烟火色的样子，让人不敢恭维不说，还同样要“布票”才能买得到。既然样式不新，还同样要票，大多数的人就干脆用积攒好的布票到百货公司扯布，然后到裁缝店找裁缝量身定做衣服了。
我那时家里经济比较拮据，回城闲耍时只有一套行头可穿，算是勉强跟得上所谓的潮流。上衣是一件蓝竹色的确良，下身是一条藏青色的粘胶布裤子。料子薄，裤管又小，再加身体的单薄，更衬托得脚杆像两根木辊儿。然而，尽管这样，一到乡下，还舍不得穿着去干农活，赶紧换上专门干活的“工作服”。
我记得，常年穿的那件干活路的衣服是一件黑色棉料的收脚夹克，是九哥从南京邮寄回来的。时髦倒是时髦，就是肥大不说，还已经穿旧了。在城里是根本不好意思穿出去“亮相”的，只能拿到农村当工作服了。
然而，那件“工作服”可管用了。夏天，可以遮挡蚊虫叮咬，还可以防止被带齿的甘蔗叶、包谷（玉米）叶片划伤皮肤。冷天，在工作服里面穿一件棉线紧身衣，外带一件已经褪色的半毛绒衣。翻出在绒衣外的衣领是那种半截桩桩的假领……就这种寒酸像，何学军还羡慕不已，说我穿衣服是“草盖瓦”；他穿衣服是“瓦盖草”，真真让我无语。
何学军的记分员职务不是专职的，平常照样跟大伙儿一样的出工。只是在每天收工前的最后那排烟，他才拿着记分簿挨个找社员登记当天的出工情况。这个时候，他就是众人瞩目的焦点。因为大家都害怕何学军在登记时发生差池。那可是直接影响年终分配的哦。于是，每每让他登记时，总是满脸堆笑的迎接。也只有这个时候，何学军才感到自己被众人所瞩目、看重。
何学军住在一个叫“何家底下”的地方，如果遇到集体在他家附近的田地里干活路，休息排烟时，何大婶便会“大方”地往打上来的井水里加糖精，让大伙儿享受一种难得的清冽甘甜。这个时候，喝到糖精水的女社员也忘不了要恭维何学军长得抻展，说何大婶会持家之类正月间的话。把个何大婶乐得，一个劲的问，甜不？还喝点不？
何家底下是生产队与邻队接壤的边界，“阿弥陀佛咀咀”是边界的边界。它高高地矗立在离下游不远的渔工庙的江边上，相当清静。即使是干活路中的家长里短，以及长江水的每一声呜咽或咆哮都清晰可闻。
大水天，江水会漫到阿弥陀佛咀咀脚下。枯水天，则留下一个平展的沙滩。在排烟休息时，可以到江边上洗手、洗脚；或拣了瓦片，比赛打水漂。当有客轮驳船什么的经过时，大家都会眼里生出几多的欣羡，眼巴巴地望着轮船隆隆地逆水或顺水而去。这时，就会有压抑不住欣羡的人用双手放在嘴边形成喇叭状，望着轮船喊叫：搭一个！
喊声尽管清晰，而船头上的水手最多侧眼望一望，算是对喊声的回应，但船是照样隆隆地开，走它既定的航线。
不管是客轮还是驳船经过，即使坐在阿弥陀佛咀咀上，也能看清船舱里或坐或站的旅客和船工的身影。这个时候，就总要让我想到小城，想到我那尽管清贫但非常温馨的家。想到母亲，想到远方的哥哥姐姐，想到城里的那摊子娃儿朋友……恨不得立即脱离农村，飞到家里，哪怕在城市里当清洁工也行。但是，不能。唯一能的，就是看着江面出神。
有时候，何学军会坐下来，和我一同望着滚滚东逝的长江，发牢骚道：不晓得你们跑到下乡来干啥子哟……说老实话，你说来一些身强力壮的人吗还差不多……说到这里，他似乎一下发觉有指桑骂槐之嫌，便马上打住。随手甩出去一块瓦片，只见那瓦片在波浪中，没有漂上两下，便无奈地没入湍急的流水中去了。
插队的临时居住地——双耳房
我刚刚下乡时，被安排在双耳房陈二孃家的套屋里暂住，与“盘子”一家隔邻隔壁；陈二孃住东厢房，盘子一家住西厢房。进大门西侧住的是陈莽子一家，东侧是张银子一家。院子是一个四合院，中间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敞坝，要晒点豆豆颗颗、柴柴草草的，各人晒在各人的屋门口。从来不会有什么筋筋可扯。如果哪天要将东西晒在别人的地盘上，也都是事先问过对方，没有东西晒时，才暂时借用一下。大家对地盘看得甚紧，而先打招呼，也就保证了和睦。
陈二孃高挑身材，立身叉腿的，很想一支学生用的圆规。在她短中式发型下，有一张和善的面孔。当她将已经一岁多的小儿子背在背上，在敞坝里翻翻晒晒时，常常一边呵着背上哭闹的孩子，一边手勤脚快地用竹耙将麦杆什么的翻弄得刷刷响。还不停地念叨：你老汉儿就要回来喽，就要回来喽……
陈二孃的男人姓杨，在一个大厂矿的大食堂当炊事员。那时，食堂炊事员也同样按车间的“劳保服”程序发放。冬天是呢子面料，夏天是绸子面料。而每次老杨回家探亲耍假，都穿工作服。院子里的婆婆大娘常羡慕不已，说，我们平时进城赶场什么的，连一件巴式点的衣裳都没得穿呃！你们工厂倒好，这样贵重的料子当工作服发！说完，总有一长串的啧啧声。陈二孃这个时候就会笑得脸如桃花。
而且，每次老杨回来，都要让陈二孃换得抻抻展展的，然后在众目睽睽下去城里赶场。更看得大人娃儿大张着的嘴，忘了合拢。
陈二孃在与邻居们摆龙门阵时，常常故意咳声叹气地说：我想要去工挣点工分，娃儿他老汉儿死活不同意，说我是贱命，有福享不来！嗨，这人啊，一天耍到黑的还真是难得耍哦！
人们听后，更是“眼气”得要死。都说，就是嘛，一工一农，辈子不穷。你有那么好的命嘛，我们这些人不说得不到耍，有时病得都快撑不起了，还得熬着做事呢！我是要能过上一天你那样的日子，这辈子就是死了也值得了！
于是，陈二孃在人们的长吁短叹中得到了非常的满足。
张银子那时候还是一个上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他的家与陈二孃隔着敞坝对门对户。那时，他的老汉儿大约四十多岁吧。但是为了显示自己正在当年，每次队上挑粪浇地，他挑的那担粪桶都显得要比众人的大一圈。而稳健的步履，纹丝不动的粪水，尽在彰显他的力大无穷，正在当年。
在大热天晚上收工回来，就在井里去打一桶水来，只穿一条火把摇裤，却让张银子脱得精光，两爷子就在自家的后茅厕坎坎上冲凉。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连冲一个凉，都要让洗澡水流进自家的茅厕里。
张银子的老汉儿辈分较高，人称张幺爷。好像是前妻病故后，经人介绍，才从大山里倒插门到我们队上的，还带来一个“拖油瓶”，比张银子大十多岁。人们异口同声地叫“大娃儿”。
大娃儿瘦小精干，他是我下乡的第二年上结的婚。在新婚燕尔之际，大家明显地发觉大娃儿的体力有些“不支”，一挑上重担，就脚下发飘。比如，在船上挑垃圾肥，一挑要歇几歇才挑得拢队上的保管室。陈莽子就笑他：遭不住喽不？喊你省斗点整，你不信。这下子失悔了不？大娃儿脸上一红，嘿的一声，挑起担子颤颤巍巍地走了。
陈莽子比大娃儿小一两岁，还没有人给他提亲。看起来很老实的样子。但是，阴倒起爱说那种牛都踩不烂的话。他不但和大娃儿开玩笑，还和其他同龄的已婚男女说笑。大娃儿的新媳妇儿就更不会放过了。
有时，大娃儿与他的新媳妇同在一起干活路，陈莽子便当着大娃儿与新媳妇开玩笑说：诶，昨天晚上大娃儿怕又把你的腿子给弄湿了哈？新媳妇儿不懂，望着陈莽子。陈莽子接着说，二天，大娃儿再这么乱戳，你就牵他一下嘛。就弄个乱戳，把人家的内裤都打湿了！大娃儿媳妇儿听他说完，才知道在编排她。于是满脸通红的嗔骂道：我看二天你接了婆娘了，就不乱戳了！到时，我要叫你婆娘蹬你到床底下磕！大娃儿嘿嘿的笑，陈莽子却是傻傻的笑。
捡花生 收甘蔗
那年那月的生活虽然是那般的清贫、单调，但农民们却并不觉得有啥苦蒿蒿。整天都是嘻哈打笑的就过去了一天。每当到拣花生，砍甘蔗时，你看田间地头，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出工人数是那般的齐整，完全就像去上街赶场、走人户。尽管队长明文规定不准偷吃，但是，队长的一双眼哪里盯得住转弯抹角的整个面！
这样一来，队长在时，大家都循规蹈矩。队长一转背，就有一两颗花生入了口。你不要以为大伙儿见花生就吃，那才不呐。他们绝对不吃花生藤上吊着的，要吃，就吃用锄头刨挖出来的落针花生。
花生得长老了才会落针，这时侯的花生真的又脆又甜。起先我不敢吃，嫌泥巴稍古的（脏）不说，还怕被队长看见。后来看见大伙儿等队长刚转背，用指拇一捏，便戚戚嚓嚓有滋有味地嚼将起来。我也试着剥了一颗，嘿，还真的跟水洗过后的花生不一样！入口一嚼，马上就感觉到甜丝丝脆生生的花生浆在口腔内游动出一股清甜的惬意来。同时，还有一种匆匆忙忙地就想将其吞到肚子里去的急迫。吃上一颗后，就有些忌不住口了，于是，在背着队长时，也入乡随俗的大嚼了起来。不过，吃过的花生壳是要用脚将它踩进泥巴里去的，免得队长看见要发火，那就失面子了。
在甘蔗地里砍甘蔗，吃起来就要大张旗鼓得多。因为有青纱帐的掩护，再加上队长也管得不是那么的严，于是大家都几乎是正大光明的吃。不过，人们吃甘蔗只选那种抻梢摆尾，根、梢一般大小的那种。“冰糖脑壳（甘蔗根部）”虽好，但嫌太硬，容易将嘴巴打起泡儿。要吃，只吃冰糖脑壳上来的两截。那两截甘蔗又甜又脆，入口化渣。
那时，我们队上栽种的甘蔗，已经是改良后出糖率很高的“白玉蔗”之类品种了。不过，尽管如此，水食货的东西，你能吃得了多少，不一会儿，就胀得你连弯一下腰，都感觉吃力了。
砍下来的甘蔗扎成捆后，就横放在树丫杈扎成的“马儿”上，一捆一捆地杠到江边，由生产队的大木船运去城里设置的临时仓库堆放。
而所谓的仓库，即是小城西郊的江边的沙滩。每到收获甘蔗的季节，只见那露天仓库上像一座座小山矗立着。在我们队上靠近江边的湿地干活时，矗立的小山轮廓也是那么的清晰可见。
我所插队的生产队田地比较多，东西长约三、四公里，临近江边的土地（湿地）却十分有限。因此不容易到江边去一次。不过，晚上坐在队上给我新修的茅草房门前，可以清晰地望见江对岸氮肥厂、水泥厂等厂房里映射出来的灯光。在漆黑一片的四空中，那灯光是那么的明亮，耀眼，与我茅草屋里微弱的煤油灯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时，便总有一种难以表白的滋味在心里倒海翻江。
有时，甚至巴不得每晚上都召开社员大会。那样，可以在四处马灯、火把的游移中感到一种人气的温暖，在旱烟与汗臭中体味那种群居的快乐……
云卷云舒，花开花落。一晃，四十多个年头已如白驹过隙。有时蓦然回望一眼那故去的时光，总有一种逝者如斯的感慨。特别是当我回忆起那广阔的天地，回忆起那年、那月、那些憨厚朴实的父老乡亲时，竟突然有一种深深的依恋与惆怅。几次想用笔将我所经历的人事记录下来，但是当我那笨拙的笔写下这些往事后，却往往因了笔力的不逮而显得苍白。但是，我终于有了一种一吐胸中块垒的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