榻畔杂忆

 伤重卧床，痛中无聊，想起旧时很多事儿来。

 大约是在1975年前后，我与一位姓宋的同事一起被单位派去下乡驻村。我下乡的村子是位于北京远郊房山县长沟公社的沿村生产大队。记得沿村大队有几百户社员，大队下面按照社员自然聚居点儿又划分为七个小队。我们住在大队部一间临时腾出来的房子里，用木板搭了两张床，算是宿舍。大队专门指派了一位大婶儿给我们做饭，叫做“吃派饭”。伙食很简单，一般就是烙饼、稀饭，炒个菜或者是老咸菜什么的，吃得饱饱的。平时，我们就是在村里转悠，查看、统计一下村儿里畜牧业、也就是养猪事业的发展情况，生猪存栏头数、增减变化、青饲料、冬储饲料……，督促以“猪”为主的农村集体农副业发展。每周回公社或供销社向畜牧主任汇报一次工作。其余的时间呢，我们就参加村里的农业劳动，配合县里派下来的“工作队”的下放干部抓一抓“阶级斗争”。

 沿村在公社十几个大队里不算是最穷的，因为村子不是山区。但村儿里缺水，以大田（旱地）为主，靠天吃饭。主要农作物就是小麦、玉米，水稻很少。那个年代，一般的村子都很穷。穷到什么程度呢？给我印象极深的是一件事儿。生产大队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副支书，姓白，名字忘记了，我们姑且称她为“白淑芬”吧。淑芬父亲早逝，家里只有一位残疾的老妈妈，母女倆相依为命，靠她一个挣妇女工分的养家糊口。

 白淑芬年方二十多，与我年纪相仿，正是豆蔻青春，本该活蹦乱跳，芳华四溢，但可能是因为贫困，独力抚养残疾母亲，生活压力太大吧，白皙的脸上早早地出现了细细皱纹，眉头微锁，总是一副愁苦的样子。

 那一年麦收季节，我在七队割了一上午麦子。中午，有点儿工作上的事儿去白支书家里找她商量。

 淑芬的家比其他农民的家要破烂一些。土屋土墙，半人高的院墙把砖头混着黄土坯搭起来的三间北房圈了起来。院子里杂七杂八撂了几件农具，还有就是一堆柴火，院子空荡荡的没有生气。

 这是我第一次进白支书的家，也是第一次见到她母亲。老人家头发花白，衣衫不整，呆呆痴痴，精神似乎不太正常。屋里除了炕就是灶台，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窗户纸也黑乎乎的，早就该换新的了。我平时在大队和白支书处的很好，可能都是年轻人吧。那时候，农村生产大队都有一名女姓担任副支书，兼任妇联主任。淑芬人很善良，对工作任劳任怨，也很支持我们驻村工作。看到她孤女寡母的生活如此窘困，我不禁鼻子一酸。

 赶看到淑芬母女倆吃的午饭的时候，我都忍不住要落泪了。淑芬端着一碗面条，连一点儿颜色都没有，也没有酱、卤，家里没有钱买酱油，只是吃一碗盐水泡面条！

 那令人心酸的一幕给我留下了终生抹不去的记忆。

 不久，我离开了沿村，到了另一个比较富裕的南良各庄大队下乡。从此再也没有见过白淑芬，也没有她的音讯。

 一晃儿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京郊农村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说，原来的长沟公社早已不复存在，改成了长沟镇，已经成为京郊生态旅游的重要景观区域了。当年的沿村大队不知道现在什么样子了，时过境迁，白支书是不是也生活得很好了呢？

 伤痛卧床，心中浮起的，是那遥远年代的淡淡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