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与建始县第一支农民党支部

我的父亲与建始县第一支农民党支部

—根据建始县三里乡河水坪社区（原崔家村坊村9组）崔显英口述整理

（采访整理 苏永华 申万萍）

【背景】1939年春，中共建始县马坡党支部（建始县第一支农民党支部）在三里乡马坡乌云观山洞（搭连子槽）成立。当时，秘密宣誓的农民党员共有十二位，他们是党支部书记崔东庭、组织委员崔炳辉、宣传委员崔泽辉、保卫委员崔胜辉、联络员崔对辉及崔建辉、崔辉科……

后因地下党员王友耕（又名吴海若、王恩河）身份暴露并撤离，中共马坡党支部一直未能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直到1945年该党支部停止活动并撤销。

【目的】经过80多年的岁月流逝，建始县第一支农民党支部的十二名党员已相继离世，他们的子女也都进入耄耋之年。为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建始县第一支农民党支部的红色记忆，2022年初，作者多次深入三里乡原崔家村坊村9组，在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的大力支持下，深入细致地采访了建始县第一支农民党支部支部书记崔东庭的女儿崔显英及十多名七十五岁以上的村民，通过他们的回忆，深入挖掘了中共建始县第一支农民党支部的革命史。本文将口述人崔显英的原话加以整理，适当添加文字使内容连贯，以记录中共建始县第一支农民党支部这段红色历史。

口述人信息

姓名：崔显英,女，83岁，中共建始县马坡党支部（建始县第一支农民党支部）支部书记崔东庭之女。

籍贯：建始县三里乡河水坪社区（原崔家村坊村9组）

出生：1938年农历冬16日

我叫崔显英，今年83岁，是中共马坡党支部（1939年建始县成立的第一支农民党支部）书记崔东庭（又名 崔未辉）的二女儿。我父亲1898年农历冬月28日出生，1957年7月20日去世，享年五十九岁。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父亲共养育三个女儿。

我父亲性情豪爽，为人耿直，是一名锄不离手，扁担不离肩的地道农民和货郎哥。我母亲何从春善良贤慧，心灵手巧，但那时生活艰苦，各方面条件很差，加之封建思想的约束，我母亲没有上过一天学，连三里老街都没有去过。她裹着小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烧茶煮饭、洗衣浆裳、照顾老小，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母亲在三十岁的时候就不幸患病去世。

父亲从不对我们讲起他参加革命的事儿，只大伯和二叔悄悄问他时，他会大致讲一些，但“过墨”的话（核心内容）他决不会透露，无论家人还是朋友问起那段历史，他不是扯开话题就是默不作声。

“保守党的秘密”这句话，已烙在父亲脑海里，他的故事，我是从大伯崔碧辉，三叔崔学辉那儿知道的。

（一）货郞哥王友耕来到我家

1938年初秋，中共湖北省委为建始县安排了“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当时的共产党员胡淑善、黄丽珍以农村合作指导员的名义，带着上级秘密安排到建始开展地下活动的党员王友耕来到马坡一带开展地下工作。

王友耕被安排住在我家！

当时，我家虽不富裕，但爷爷和我父亲肯吃苦，农忙时在家打种几分农田，农闲时，父亲挑土特产到远处去销售，还从四川夔府背盐回建始卖，家里的日子相比一般普通农民家庭过得稍微好一点儿，温饱还是有保障。我爷爷养有六子四女，父亲排行老二，奶奶早年去世。大哥崔必辉，三叔崔子辉、四叔崔福辉、五叔崔申辉，幺叔崔汉辉，三叔四叔都在国民党当过兵，因不满国民党的所作所为，都先后离开了国民党部队，四个姑姑分别嫁到周边村。

我们一家在当地是勤劳纯朴、讲义气守信用的人，胡淑善、黄丽珍经多方考虑，认为让王友耕住在我家比较合适。

黄丽珍因与我父亲较为熟悉，到我家后，也不拐弯抹角，直接问父亲：“老崔，这位货郎哥住在你们家怎么样？”

“没得问题。”我父亲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王友耕是以挑担担儿的货郎哥身份出现在马坡的，他个子高高，友善和气，大约二十多岁，看起来就是一个正直厚道的人。黄丽珍和胡淑善并没有给我父亲透露王友耕的地下党员身份，只对我父亲说，这位年轻人是位货郎哥，他卖一些针头麻线和日常生活用品，再购买本地的桐油、生漆、药材到“下江”去卖。

王友耕自己也说，做点小买卖，养活一家大小，糊个口食。

父亲把楼下厢房的一间大房子腾出来给王友耕住，方便做买卖堆放货物。

就这样，王友耕在我家安居下来了。

当时，我们家吃什么王友耕就吃什么，我母亲把洋芋、红苕粗粮细做当作主粮。

王友耕对我们一家很感激，相处十分合得来。后来才听说，当时王友耕全靠卖杂货维持地下党活动经费。

听我大伯和三叔讲，王友耕非常勤快，除了挑担担儿买卖货物外，有空还跟着我父亲一起下田种庄稼，指导周边农民种茶叶、药材和发展养殖业。因为有王友耕这个货郎哥，周围团转老百姓家的“土货”都很容易变成现钱，大家都说：“这个年轻小伙子要得，是个好人。”

（二）父亲感受到了王友耕的神秘力量

平时，王友耕除了收货卖货，还发动思想进步的青年农民建立生产合作社，农民都听他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父亲总觉得王友耕这个小伙子不是一般的货郎哥，感觉他身上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王友耕说话做事很有分寸，很多时候还在煤油灯下看书学习。我父亲读过几年书，认识一些字，相处久了，王友耕看书时也不回避我父亲。

凭直觉，我父亲认为跟着这位年轻小伙子一定能闯出一片天地。

“打倒土豪劣伸，农民要翻身，要让天下穷苦人有饭吃有衣穿。”

“什么时候才有农民的出头之日?什么时候农民才能衣食无忧？在茫茫黑夜中，我们在斗争，在等待时机。”父亲听了王友耕的这些言谈，庆幸自己结交了一位有能力、有思想的朋友。

通过王友耕，父亲了解到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也了解到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伟大真理。

父亲一直在心里猜测，这个年轻人莫非就是地下党？

日子一长，我父亲也深得王友耕的信任。

转眼已到十一月，一天夜深人静时，父亲和王友耕烤着火盆火，吃着烧洋芋，王友耕给我父亲讲，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政府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他还告诉父亲，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敌后抗战战略部署，虽然当时共产党仍处于秘密状态，但共产党员起主导作用的各界抗日救国组织纷纷成立。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王友耕说这话的时候，眼里充满着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之光。

父亲坚信：“这位年轻小伙子就是地下党。”

父亲虽是一位普通农民，但随着年龄增大，对外界有所了解，产生了对新生活的强烈向往，有一种莫名的希望——革命。他惊喜又意外，能与心目中的革命人士朝夕相处，真是命运的安排。

父亲对自己的判断坚信无疑，他知道当时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危险无处不在，他有义务保护王友耕的安全。

在征得王友耕的同意后，父亲将王友耕的房间换到楼上（吊脚楼一共两层楼），房间后边的窗户正对着菜地，细心的父亲随时把菜地挖得很疏松，没有石块和树根。

王友耕在二楼房间能清楚看见天井里来人的动向、面貌，以不变应万变，这也是父亲把王友耕的房间换到二楼的主要原因。

父亲对王友耕说，如果我家的狗子叫过不停，或有陌生人来我家，我只要问来人：“你做什么？买山货吗？”你就从这个窗户跳下去，在树林里躲起来或从山上转移出去。

父亲和王友耕心里各自明白了对方，但彼此都没有说破。

从那时起父亲的命运悄然发生了转机，心里燃起了革命的火种。

（三）父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底，父亲开始跟着王友耕参加秘密集会，开展革命活动。

一天夜里，王友耕告诉父亲，湖北省内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机构已立足恩施，致力“新湖北计划”，发展经济、培植民力，支撑着湖北的抗日全局……

那天，他们一直谈到鸡叫三遍，两个人都没有睡意。

除了组织农民发展茶叶、药材和买卖货物，王友耕还时常到三里坝老街和恩施崔坝“赶场”，回来后，就会在煤油灯下与父亲悄悄讲述革命的动态。

“老崔，我是农民的朋友，我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

王友耕通过对我父亲的多方了解和细致观察，对我父亲已十分信任，他们一次次谈革命、谈打土豪分田地、谈抗日救国的远大理想，一次次从深夜到天亮。

王友耕对我父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只要有机会，父亲就请王友耕给他讲中国共产党的前程和希望，讲中国的历史，讲祖国的大好河山，讲革命的意义……

通过王友耕的培养和引导，我父亲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激起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下定决心跟着王友耕走进革命队伍。

王友耕也看出了父亲的想法。他问我父亲：“你愿意参加党的组织吗？”

“愿意，非常愿意。”

我父亲紧紧握着王友耕的手。

王友耕向上级组织汇报了父亲申请加入党组织的信心和决心。经上级批准，我父亲在王友耕的介绍下，个别秘密宣誓，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永不叛党。”这是父亲一生的信念。

从此，我父亲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他同王友耕一起，在农民朋友中秘密进行抗日救国和争取民主自由的革命活动。

听我大伯说，当时，王友耕的发报机、天线和秘密文件，平时就收在我家的夹墙里。夜深人静时，王友耕就和父亲把天线绑在我家屋后的树上，在楼上“嘟嘟嘟……”发报，只要我家狗子“汪汪”一叫，他们会迅速把东西收进夹墙。

说起我家老房子，还有一段故事。我家房子是四合天井的吊脚楼，占地300多平米。里三间，外三间，中间是天井，从场坝到天井要上三步台阶，房间视野开阔，为防火防盗还建了夹墙，十分牢固和隐蔽。

由于我家房子结构的特殊性，1935年被国民党征用，作为“枪炮局”库存和收藏枪支弹药的仓库。我爷爷和父亲对国民党“枪炮局”十分反感，虽明里不敢对抗，但也从未帮助“枪炮局”做过任何事情。后来，房子发生火灾，我爷爷和父亲以没有钱为由，一直没有整修房子，那是他们对国民党无声的抗议。由于房子塌了几间，直到1938年春，国民党“枪炮局”才搬走。

（四）中共马坡党支部成立

王友耕白天做买卖或开展合作社事宜，晚上和父亲一起到搭连子槽（乌云观山洞）秘密开展地下活动，为要求进步的农民朋友讲述抗日救国的革命故事，揭露和控诉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暴、黑暗和腐败，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

经王友耕和我父亲的宣传引导，又有十一名青年农民要求进步，通过王友耕向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由于王友耕在马坡一带开展工作顺利，一共培养了十二名（包括我父亲）要求进步的农民朋友，1939年春，上级党组织决定成立中共马坡党支部。一天晚上，我父亲带着崔泽辉、崔建辉、崔辉科、崔炳辉、崔胜辉、崔对辉等十一名要求进步的农民朋友秘密来到乌云观（搭连子槽）的山洞里，这时，王友耕和四名上级派来的党组织成员已在洞内等候。

王友耕介绍说:“这四位是上级派来批准你们入党的革命同志。”

上级来的同志与大家一一谈话：

“你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农民要翻身，我们反对压迫和剥削，我们反对国民党腐败政府，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即将入党的同志几乎都是这样回答，他们声音洪亮，信心十足，态度坚定。

上级同志满意的点了点头。

煤油灯下，有党旗，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画像，还有一些文件资料……在填写了入党申请表后，王友耕教大家唱国际歌。

随后，大家站起来，郑重地举起右手，握起拳头，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在其后的岁月里，这些党员们每每想到宣誓的场景，都十分激动，平添力量。

这天，中共马坡党支部也就是建始第一支农民党支部正式成立。我父亲任党支部书记，组织委员崔炳辉、宣传委员崔泽辉、保卫委员崔胜辉、联络员崔对辉。为扩大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党支部进行了明确分工，按党员住址成立了三个党小组，分别安排活动任务。

那时，党的活动是秘密的，都是实行单线联系。党支部开会，作出三条决定：一是让中共马坡党支部在当地组织农民发展生产，主要是开荒种粮、种茶和搞养殖；二是增加农民收入，解决温饱；三是为地下活动作掩护，部分收入作为活动经费。

党支部联合四十二户农民在马坡乌云观（搭连子槽）创办第一个生产合作社，开荒种地。这一年，党支部引导农民发展茶叶一百七十多亩，还建起了建始县第一家集体茶叶加工厂，还引导农民养殖牛羊鸡鸭，鼓励农民自给自足。号召农民反封建剥削和压迫，全县农民生产合作社开始在马坡生根发芽，并逐步开枝散叶发展壮大。

党支部按期在山洞里秘密开展活动，内容主要是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以及统治者的罪恶。宣传的主要人员为王友耕和我父亲崔东庭。他们还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十月革命、共产党宣言、工农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等。他们告诉农民朋友，要过上好日子就要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共同反对统治者。

王友耕并不是每天去搞情报，也不是电影中穿得很洋气的地下党模样，他没有皮鞋，穿的衣服也很普通，甚至穿补巴衣裳。他最大的任务,就是发动农民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压迫斗争。目的是唤醒农民，改变农民的思想，树立革命信仰。他以发展茶叶、药材和养殖为主，把群众集中起来，鼓励农民奋起反抗，消灭压迫和剥削，宣传人民当家作主，使农民在黑暗中看到光明，看到希望，明确方向，宣传新民主主义革命。

（五）王友耕身份暴露

1941年1月开始，国民党对建始县的党组织进行大搜捕，加之反动分子告密，王友耕身份在这年夏天被暴露。

听三叔说，王友耕身份之所以暴露，是因为1941年夏天，我家邻居崔泽辉在姓崔的伪乡长家打短工时说“漏”了嘴。由于姓崔的伪乡长一直怀疑王友耕的货郎哥身份，加之有人背后举报我父亲在搞地下活动，这让伪乡长更加起了疑心。

当时，姓崔的伪乡长是国民党在马坡一带的“包打听”。

崔泽辉在姓崔的伪乡长家里做工时，伪乡长假装若无其事地问：“你晓不晓得崔东庭家在搞什么，为什么有时晚上很热闹？”

崔泽辉当时并不明白事情的真相，就实打实地说，住在崔东庭家的那个货郎哥在我们这儿收购农产品，又卖一些针头麻线小百货，有时还有十多个人在一起商量什么事，可能是商量外出卖桐油和药材吧。

崔泽辉这么一说，姓崔的伪乡长更加坚信王友耕和我父亲在搞地下活动，并开始注意我家的动向。

就这样，伪乡长有事无事在我家门口转来转去，有时还向左邻右舍打听王友耕在做些什么。大家都说，这个货郞哥是个好人，他除了卖针头麻线小百货，又把我们的桐油、生漆、药材这些收购到外地去卖，要不是他，我们这些山货难得变成现钱。

一天，刚擦黑，姓崔的伪乡长骑着马从我家门口路过，然后下马往我家走。看见生人，我家的狗汪汪汪地叫起来。

“你做什么？买山货吗？”我父亲问。

警惕的王友耕听到父亲的问话，观察到姓崔的伪乡长来者不善，加之王友耕早就知道伪乡长对他和父亲起了疑心，于是迅速把秘密文件放火盆里烧掉了，并拿出农民生产合作社计划书在手里仔细看。

狗子很凶，姓崔的伪乡长站在院内去不敢进屋。

哎呀，在你们家找口水喝还不敢进屋，你把狗子关起来吧。伪乡长对我父亲喊道。

父亲很费力地把狗子赶到后院关起来，目的是为王友耕腾出时间处理事情。

狗被关了起来后，姓崔的伪乡长径直来到天井，嘴巴里说是找水喝，却在房间四处张看，一楼每间房看了一遍，又上到二楼，看到王友耕在二楼的房间看资料，直接来到王友耕跟前。

他扫视了房间一圈，问王友耕：“你看什么？”

王友耕递过生产合作社计划书，姓崔的伪乡长没有说什么，眼珠子四下转个不停。我父亲连忙递来一杯热茶说：“稀客，喝茶。”

姓崔的伪乡长说：“你家的狗太恶了，养这样的恶狗干什么？搞得我们本家人来找口水喝都不敢来了。”

父亲回答：“养只看家护院的狗也要不得吗？”

伪乡长喝了几口茶，带着疑惑的眼神骑着他的马离开了。

天黑尽了，狗子总是汪汪汪叫不停，似乎有人影在我家门口不远处的树林里晃动。

鸡叫头遍时，外边除了狗叫声似乎什么动静也没有了。

父亲焦急地连连问王友耕：“怎么办？怎么办？”

王友耕知道身份暴露。他和我父亲在楼上房间里商量了很长时间。王友耕可能给我父亲交待党组织活动的事，这件事，我父亲一直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包括我爷爷、大伯、二叔和我母亲。

当天夜里，王友耕穿上种地时的衣服和草鞋，把那些秘密资料缝在补巴里，其他衣物、小百货和购买的农产品等都没有带走。

他同我父亲握了握手，说了声“请你转告同志们，革命必将胜利！”然后从二楼纵身一跃，向宜昌方向而去……

由于屋后边是菜地，粗中有细的父亲早有准备，随时把地挖得很疏松，免得某天王友耕跳下去摔坏腿。这次王友耕跳下去，落在疏松的菜地上，一点儿也没有受伤。菜踩坏了很多，田里留下许多脚印。待王友耕走远后，父亲摸黑把田里的脚印用土覆平，又把踩坏的菜全部扯到屋里，才上床睡觉。

擦亮口，姓崔的伪乡长带着五六个国民党人来到我家，开门就问我父亲：“住你家里的货郎哥到哪去了？”

父亲回答，他脑壳疼得厉害，昨晚上就到崔坝买药去了。”

伪乡长带着来人在我家楼上楼下搜索了一遍，确定王友耕不在，又看见王友耕的衣服和行李都在，相信了父亲的话，认为王友耕买药还没有回来。

伪乡长问父亲：“你晓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回来？”

父亲回答，他买了药就回来，如果生了什么重病，只怕一时半会儿也回不了。

听大伯讲，伪乡长带着他的人离开后，我父亲饭都没吃，就往宜昌赶，想着去给王友耕通风报信，但没有找到人。第二天回家后，父亲担心自己被抓牵连家人，就悄悄到恩施崔坝亲戚家藏身。

我母亲何从春不识字，父亲往宜昌去的当天，她听从父亲临行前的安排，把王友耕和父亲的那些纸纸片片和一些书从夹墙里取出来放在背篓里，上面放些树枝子和草渣渣儿，假装在屋后的菜地烧火土，悄悄把那些纸片放在火土堆里烧了。当时电台、天线和发报机有些重，我母亲是个小脚脚儿，搬不起，就请大伯连夜扔到粪坑里。六个公章扔了四个，剩下两个掉在夹墙缝隙里，根本找不着。听大伯说，1952年，父亲把这两个章子找出来交给了土改队队长田少珍。

（六）父亲被抓

当时，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全家老小指望父亲养家糊口。父亲打听到姓崔的伪乡长到家里搜索一次后，再没有什么动静，加之没找到王友耕，家里也没有地下党活动的证据，父亲在恩施崔坝亲戚家住了十多天就回家了。

父亲回家的第二天，姓崔的伪乡长带着五六个国民党人来到我家强行把父亲抓走了。

出事这天晚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屋里煤油灯都没敢点，外面月亮都没得，屋里屋外一片漆黑。

“汪汪汪……”只听到狗子咬得凶，姐姐带着我和妹妹摸黑爬上架子床，三个人蜷缩在被窝里浑身发抖。姐姐后来说，我和妹妹俩个吓得哭都不敢哭。由于我和妹妹还小没有记忆，母亲和姐姐回忆那一幕，仍胆颤心惊。

当时，抓父亲的人打着火把在我家里和房前屋后搜索了一阵子，什么也没有发现，但还是要抓我父亲。

我父亲吼道，你们凭什么抓我？

我父亲身材高大，身强力壮，奋力反抗，并推倒了一名国民党人，我爷爷也过来帮忙，无奈来人众多，爷爷和父亲敌不过，父亲还是被抓走了。

爷爷越想越气愤，父亲被抓的第五天，他抱着拼了这条老命的想法到姓崔的伪乡长家“要人”。

“你不放回我儿子，莫怪我翻脸。”

我爷爷是乡里乡亲信得过的能人，不惹事也不怕事，他高身一米八，还会些武功，姓崔的伪乡长对我爷爷也有几份畏惧。

看到我父亲发火，伪乡长假装和气地说：“有人告密，说你们家未辉在搞地下活动，我是没有办法才抓人的，这个事真的是连天大祸，是要掉脑壳的。”

爷爷大声问：“你们不问青红皂白抓人，究竟有什么证据？你们这完全是陷害，我家未辉一不偷二不抢，卖点山货，买一些油和盐，一家人糊个口食，难道这也犯了王法？也要掉脑壳？”

姓崔的伪乡长说：“我只是例行公事。”

爷爷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大声说：“例行公事？我不信邪，告诉你，我有六个儿子，你们抓一个，还有五个，你信不信我带五个儿子来扫你屋里的‘圈’（意思是跟他们全家拼命）？让你屋里断子绝孙。”

爷爷这么一说，姓崔的伪乡长说话有些矮然(态度好）了。

他说，你莫急躁，我们好歹是一个祖蔸蔸儿下来的一支人，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要抓人，我哪有什么办法？再说，只要未辉自己没有交待什么，又没在你们家找到地下党活动的证据，我可以去给未辉说清长。

爷爷的眼里布满红血丝，他愤恨地瞪着姓崔的伪乡长。

姓崔的伪乡长有些心虚。他说，这样吧，我明天到县城去沟通，回来给你回信。还是那句话，只要他自己没有交待什么，保证把人给你放回来，你看行不行？

爷爷说，你讲信用就好，你骗我的话，后果自负。

当时，农民们的觉悟越来越高，斗争也越来越尖锐，我父亲被抓后，其他党员开始宣传生产合作社的好处，并公开要求释放我父亲崔东庭。

姓崔的伪乡长迫于群众的呼声及父亲发誓要找他拼命的双重压力，骑马到建始县城，向窝居在这里的国民党打听父亲的消息。得知他们未从父亲口中得到任何想知道的东西时，姓崔的伪乡长也算松了一口气。据他自己说，他还为父亲讲了很多好话，说我父亲是一个地道农民，到处卖点山货，养活父母兄弟姐妹妻室儿女一家十多口人，哪会参加什么地下活动，并请求国民党当局放人。

姓崔的伪乡长回家后，给爷爷讲了父亲关押的情况。并说，未辉在里面什么也没说，也没什么证据，最多三个月就会放人。

父亲被关押后，国民党每天审问一次，父亲经受了各种严刑拷打，但丝毫动摇不了父亲的革命意志，他决不透露地下党的任何信息。因没有证据，被关押整整三个月后，我父亲被放回家。因为受刑，回来时走路一拐一瘸，落下的病根四五年后才恢复。

（七）中共马坡党支部解散

我父亲被关押回来后，组织上为安全起见，农民党支部书记由崔建辉接任，父亲仍是党支部的活跃分子。

我父亲不仅自己投身革命，我爷爷、大伯、三个叔叔和我母亲整个家庭都支持父亲的地下组织活动，都愿意秘密为马坡党支部出力。

父亲对党忠诚，时刻不忘记农民党支部的职责，时刻惦记着找上级组织，迫切希望找到王友耕。他对大伯说，失去与组织的联系，这样困在家里怎么办呢？

父亲就把家里的大小事交给我大伯，在一个深夜，趁我们三姐妹熟睡时，挑上货郎，带着十多位信得过的农民朋友一起，装扮成做小买卖的力人和货郎哥，挑起本地的桐油、茶叶等土特产，徒步到宜昌，再到武汉找上级党组织。

途中，荒山野岭遭劫匪抢劫，身强力壮的父亲与劫匪殊死搏斗，保护一路同行的伙计。山路崎岖，遇上雨雪天气，加之缺乏“盘缠”（经费），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虽然几经曲折，多次行动，仍未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

一次父亲从宜昌找组织回来的路上，在三里坝老街上，看到十几个国民党人在胡作非为欺压百姓，父亲靠一条扁担打赢了这群为非作歹的国民党人。从此，父亲有了“一条扁担打一条街”的称号。

1943年，国民党33军驻三里坝河水坪一带，1944年，又增加一个师在这里驻防，党组织活动更加困难，直到1945年，由党支部书记崔泽辉带几名党员以外出做盐生意为名，又多次去四川、湖南等地找党组织，但一直未能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最后只得停止地下组织活动并解散。据说，中共马坡党支部不仅是建始县第一支农民党支部，也是建始县抗战时期活动时间最长的一支党组织。

解放后，农民当家作主过上了幸福日子，我十三岁开始发盟上小学，后来又上了中学，由于我是红色革命后代，1959年被安排到三里乡中坦坪当老师，直到1962年底，全国精兵减阵政策出台，我按政策回家务农。

在新社会，父亲仍然跳动着一颗共产党员炽热的心，在农村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事，为农村工作出主意当帮手。在我十九岁时，五十九岁的父亲因病去世。

这些年，县里的党史办和史志办的同志多次向我了解父亲参加革命活动的历史，我每次都尽力而为地把我知道的事情，仔细地讲给他们听，我为父亲感到自豪。

（八）中共马坡党支部的历史意义

1941年4月，中共马坡党支部了解到河水坪贫苦农民崔槐辉5年前因家里受灾,借了当地一崔姓地主家一石谷子，六年后利上加利要还十二石。崔槐辉还不起债，只好将四亩好田作价给崔姓的地主抵账。崔槐辉夫妻俩又给地主做了一年长工,年终结算时还欠一百吊钱，只得又将另一亩好田抵给地主，但还是没有还清债务。

这种剥削穷苦人的事在当时还有很多，为激发农民反对剥削和压迫的信心和决心，地下党组织秘密动员农民朋友团结起来,与地主恶霸作斗争。

一天，几十个农民手持大刀、梭标、扁担、锄头冲进崔姓地主的宅园,对地主剥削崔槐辉一家的事实进行揭发，并现场清算债务，要求崔姓地主把抵债的良田退还给崔槐辉。崔姓地主见农民开始反抗,吓得战战兢兢,躲在墙根下站不起来,只好勉强答应了大家提出的要求。这是马坡农民党支部为农民翻身作主所做的一件大事，从此，农民党支部团结了更多的农民朋友，队伍越来越大，力量越来越强，党支部成了农民朋友的依靠和主人，地主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不敢再胡作非为。

当时，马坡党支部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引导和团结广大的农民群众积极与土豪地主作斗争，引导群众发展产业，帮助群众度过难关，积极动员热血青年向组织靠拢。大致1941年3月，在乌云观搭连子槽山洞里秘密参加活动的农民朋友，最多的时候有50多人。

1939年3月，在马坡乌云观，用贷款投资形式办起了建始县第一个以种植养殖为主的生产合作社。1939年9月，为推广马坡生产合作社的办社经验，建始县在马坡举办了现场会。在现场会上，王友耕带领村民自给自足发展生产成了全县的典型经验。

马坡党支部的建立，孕育了建始革命的火种。对当时建始党组织建设，政治思想建设，唤醒农民的觉悟，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历史作用。

2020年4月3日，“中共马坡支部遗址”红色牌子挂在了我父亲老房子的墙上，这是建始县开展的红色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工作。逢年过节，我们一大家子会在这块牌子前纪念我父亲，清明期间，我会带着儿孙们到我父亲坟上送鲜花烧纸钱……

现在，我家四世同堂，全家三十多口人，我经常教育儿孙们，要记得祖辈的红色革命史，要清白做人，诚信做事，要遵纪守法，爱党爱国，不管走到哪里，都不能丢祖辈的脸。

这就是我父亲和马坡农民党支部的故事。

我父亲一直是我们一家的骄傲和光荣！

（2022年10月初稿，2023年8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