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依旧孤独

很喜欢马步升老师昨天发的一段话：“看到不少人似乎有调侃嘲讽的意思，其实我是要祝贺我们这些机构的。完全真诚的祝贺！至少说明，我们并不打算完全拒绝世界，换个说法是，世界并没有完全拒绝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无论好事坏事，其实都与我们有关，我们的任何作为，其实都与世界有关。我们是世界这只大船上的永久乘客。如果每个人能够认识到这个，这才是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最伟大的成果。”

当部分酸溜客在诺奖的结果中寻找中国人而不得，却有五个方面关联者都表示祝贺时，酸溜客开始调侃嘲讽，似乎有蹭热度的嫌疑，但从事实上理智判断，马步升老师的话语已经回答了一切：“至少说明，我们并不打算完全拒绝世界，换个说法是，世界并没有完全拒绝我们。”不管是翻译家，出版社，还是名誉教授，我们的关注点和选择关注的人越来越靠近整个世界。

瑞典文学院给埃而诺的颁奖词称，“她以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限制”。诺贝尔奖官网中指出，在她的写作中，埃尔诺始终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了在性别、语言和阶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生活，她的创作之路漫长而艰辛。

这个颁奖词和网评也是多数读者喜欢的风格，起码没有穿鞋戴帽，为了某种意识而刻意选择谁获奖，其实大家都明白，不管什么奖，除过科技成果外，几乎都和某种意识和价值观有关联，这是没办法的事，东西方阵营无论在科技领域还是艺术领域，无国界的标榜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需要，对方需要的时候，边界就打开，不需要的时候，连猫都是有过错的。国内的读者之所以感觉可以接受这次诺奖的结果，是因为我们的翻译家也认可这位作家，在诺奖之前就翻译了她的作品，对作者有基本的认知。

对获奖者来说，最大的麻烦是不思考，不读书，不写作，不懂作者作品价值，却热衷出名的人找获奖者采访合影，让真正的作家从此不得安宁，让诺奖成了一种桎梏，后期创作成奢侈。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在国外出版后，有一位外国的女记者看过后打电话给钱先生，希望见他一面，钱先生委婉睿智地拒绝了她：“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好吃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

1964年，法国著名作家萨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随后他立即写了一封信，要求取消这项决定，否则他会拒绝领取。萨特认为，一个作家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地位，应该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写的词语来获得，而任何他可能得到的荣誉都会对读者造成压力。这是他不希望有的。萨特关于诺奖的直率态度大约是普通作者，多数读者无法理解的，我们终其一生努力不就是攀登高峰，获取认可吗？为何要如此“粗暴”直白的否定荣誉的桂冠呢？很显然，萨特的文学创作完全取决于他自己对整个社会生活的理解，不存在刻意迎合某种审美而曲笔委就的成分，他表达的不仅仅是刚直正义支撑的勇气，更是作家坚守的风骨和价值观。

1968年，川端康成凭借《雪国》《千只鹤》《古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日本文学史上第一位荣获这项殊荣的作家。他得知获奖消息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惊慌失措地对妻子说：“不得了，到什么地方藏起来吧！”“荣誉和地位是一个障碍，我希望在所有荣誉中摆脱出来获得自由。”川端康成的惊慌失措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他作品中流淌的“浪漫的物哀、幽玄、风雅”的格调，颓废的至美，空灵虚无的至境，与喧嚣的时代物语格格不入，这位文坛巨匠，最终以自杀谢幕，在临终送往医院的急救的路上，他对司机说了句“路这么挤，真辛苦你了！”一代文学大师的灵魂便飘向了他营造的悲美深厚的文学殿堂中。

诺奖之后，文学依旧孤独。互联网时代，信息的获取浮光掠影，多数人不可能静下心来阅读，写作也成了孤独之旅，如果有靠写作谋生的，应该是在某个时段里捕捉到了多数人的内心孤寂，其文字魅力和价值构架暂时给了人们某种解脱和安慰，不管是心理还是精神层面。当然，文学孤独的时代并不是最坏的时代，窃以为，文学孤独的时代，是人们暂时做成了人的时代，多数人可以不从文学或者宗教中寻找精神出路，说明这个社会的构架和发展状况符合人们普遍的期许，世俗的生活足以满意人性的基本需求，而不至于将精神信仰过多的寄托在文学作品和宗教信仰中。历史上文学繁荣的时代大约都和社会的急剧变革相关联，而这种变革往往给多数人的命运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比如魏晋风流中的64颗人头，欧洲中世纪的至暗时代，清朝文字狱中“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枉论和随意……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一方面为同期的文艺发展酝酿了足够浓郁的情绪因子，也为天才人物的横空出世创造了时代空间，他们用自己的哲学思考，文学作品引导和唤醒蒙昧的民众，直接或者隐讳地发现每个角落的垃圾和期望中的清道夫，最终凝聚出改变社会结构的精英人物。事实上，多数人读书不会以作品是否得奖作为选项，那些经历过时间沉淀，思想过滤的经典文学作品，有几部是因为获奖而被读者奉为圭臬，孜孜不倦研读领悟的？又有几部文学作品是奔着奖项而成为名著的？某些作品获奖次数和等级不可谓不高，不可谓不多，甚至超越了通篇阅读的读者数量，却依然没有成为名著，只是一部作品而已。真正的读者往往看重的是作品的思想是否能解决自己的人生困惑，作品的文字是否契合读者的审美逻辑，作品的价值体系是否能帮助读者发现自身的龌龊和人性弱点，作品的构架和主题是否能为读者自以为是的观点找到佐证。事实上，能解决多数人心理问题或者满足多数人精神需求，抑或知识探索欲望的书籍都和诺奖没有关系。

诺贝尔在遗嘱中叮咛奖金的一部分应该“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当初他设立文学奖的初衷旨在突出作品的“理想倾向”和“最佳作品”，在诺贝尔看来文学奖是代表美好的，至于瑞典文学院评奖委员会是否真正尊重了文学奖的“理想倾向”，真不是一件容易定性评判的事情，有些作品的获奖应该说都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无法忽视的意识形态痕迹。若是抛开意识形态和东西方文化的价值差异，单纯放在产生作品的民族文化中认识某部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还是较为公允的，这样判断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作品能否被其它国家的读者广泛接受就成了空谈。

但是这不影响诺贝尔文文学奖的伟大，致力于工程发明，军工装备制造，研究化学反应的诺贝尔在遗嘱中不忘设置一个文学奖，真是他的眼光独到之处和智慧开门的迹象。他发明的矽燥土炸药在政治家的操弄，军事家的指挥下，摧毁了无数的生命，破坏了无数地壳结构，毁坏了无数文化遗产，临终设置一个文学奖，算作心灵和精神层面对剧烈化学反应的补偿吧。

中国也有一位诺奖的文学得主，因《活着》获得意大利格林扎拉•卡佛文学奖的余华对这位在国土上诞生的唯一诺奖得主给予了高度评价，甚至说百分之九十的茅盾文学奖作品都不抵莫言最差的一部，以愤怒和冷漠著称的余华对莫言的溢美之词在一定程度上是写给同路人的自己，莫言作品接近国际文坛“口味”的现实也让西方学者在获奖之前就放话说“莫言是诺贝尔尔文学奖的东方遗珠”，很显然在十几年前，经过九十年代的个性解放，以人体器官给作品人物命名，结合历史题材，调侃、反讽社会现象的文学创作成为一种潮流，这和同时期用“下半身”创作的思潮如出一辙，都是糅合西方普世价值观，以荒诞剧的手法反映现实题材，弥漫着一股离经叛道的气息。读者如果不被作品中人物的价值观刺激，其作品的独特思维，艺术个性和对完美人性的期望，以及违背人性发展的批判都是一针见血，也是符合瑞典文学院评委会的意识判断的。

还有一位法国费米娜文学奖的得主，其主要作品引起的价值撕裂一度成为读者茶余饭后的主要谈资，作品中大量毫无遮掩的性描写一度成为激发男性荷尔蒙的催化剂，似乎也揭示了主人公代表的那个阶层的颓废糜烂生活。留恋声色犬马，荒废事业和人生的男主人公除过在生理上到处寻求刺激外，其躯体的滥觞和灵魂的堕落并没有化解掉内心的迷茫、困顿，却让整部作品充满了精神颓废的糜烂感，读多了会让底层民众开始怀疑人生，感觉除过放荡和混乱之外没有任何温暖的理由，足以鼓励人们等到黎明的曙光，那是一种自我释放和刻意放大人性丑陋的放纵，表面看似乎为了揭示的社会的污浊，其实质是人性沦落后精神无有着落的空虚无聊，并不能代表主流社会的文艺方向。这类作者看到的，书写的多半是他们自得其乐的，渴望全方位满足其扭曲心理和动物性需求的内心冲动，契合了追求性解放的西方主流价值观，被法国女翻译家理解为高尚的大胆的深刻的东西。

人是不可能永远活在美好中，但绝对不能活在文学构建的丑恶或者混乱中。既然来到了人间，我们为什么要给自己扣个屎盆子，尔后四处兜售自己的“杰作”呢？这也违背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初衷——旨在奖励“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某些机构在涉及中国作家、作品的时候，表现出先天性的优越感和莫名其妙的神圣感，情不自禁地将文学作品放在他们构建的意识形态的体系里，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价值观需要进行着色蒸煮，偶然发现国内某部作品符合评委们的“口味”，激动万分在某个窗口期赋予奖项的桂冠，以提升该作者和作品在国内文艺界的话语权，带动更多文学爱好者向这类作家作品看起，试图动摇五千年文化积淀的民族根基，让大家不断地纠结于自身的“丑陋”，失去文化自信。

笔者在《人学的名义》中曾写过一段话：“路遥的作品《平凡的世界》当初被某编辑退稿时，大约不知道该作品可能产生的划时代的意义，那深刻的现代理性和动人心魄的真血真情，激发了这快古老土地上青春男女的心灵期许。路遥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最能深刻地理解这个平凡的世界里的人们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他本身就是这个平凡世界里并不特别经意而产生的一个，却成了这个世界里人们精神上的执言者。他的智慧集合了这个世界里的全部精华，又剔除了母胎带给他的所有腥秽，从而使他的精神一次又一次裂变和升华。路遥在创造那些普通人生存形态的平凡世界里，不仅不能容忍任何对这个世界的过去和现在、历史和现实的解释的随意性，甚至连一句一词的描绘中的矫情和娇气也决不容忍。他有深切的感知和清醒的理智，以为那些随意的解释和矫情娇气的描绘，不过是作家自身心理不健全的表现，并不属于那个平凡世界里的人们，这就是文学作品表现出的人性光辉，它能给平凡的生命个体努力向上的精神鼓励”。不像那些自诩伟大的作品用带着偏见和仇恨的刀子不断削割普通人物的生命承受力，思想根源上溢满了作者内心的卑劣情绪，骨子里渗透着个体化的怨恨和自身欲望无法满足的恼怒。

当然，路遥式的作品绝对不可能荣获啥啥外国文学奖项，更不会被诺奖评委会青睐，在那些充满傲慢和偏见的评委看来，一旦涉及到中国的作家作品，他们的神经都会情不自禁地抖索，然后带上他们自认为清晰的眼镜寻找符合他们价值预期的作品。《平凡的世界》中黄土地上的儿女的奋斗史在他们看来绝对是不可接受的，被读者喜欢也是虚假的，不真实的。

但凡真正的作家，是不在乎那个什么奖的，他只是用文字描写自己的情感价值和态度之于客观世界和民族文化记忆的成果。那些纯粹为了某个奖项而写作的人，大约多是不值得获奖，即使得了国内外某个奖，如果其社会价值体现为放荡和野蛮的张力，评选如同某些人加入作协一样高潮迭起，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2022年10月8日于憩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