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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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浪告诉我，告诉我们，根据我的病情，科室研究讨论过了，高度怀疑我可能患的是“脐管癌”，这是一种罕见的恶性程度很高的疾病，如果确诊，那么我的生命就进入倒计时了。
那一天是2017年的元旦，我们从病室里走出来，准备去医院外面的小馆子吃一顿好吃的。在市二医院住院部外科的走廊上，遇到了我的主治医生何浪，他穿着白大褂，胸口上挂着一个听诊器，手里拿了一个白铝皮的病历夹。我们打了招呼，老李还祝他新年好。本来何医生说了，等我们吃了饭回到病房他有话告诉我们。是我，我坚持要他先说。我是个急性子，心里存不了事，我猜何医生手中拿的那个病历夹是我的，里面是关于我的各种检查报告和诊断报告。何浪医生看起来很严肃，当然接触了十多天了，他一直很严肃，戴了眼镜，看不清楚眼神的变化。我想，不问个清楚，这个元旦我是过不安心的。
于是，何医生告诉了我们他们科室给我下的最初的诊断结论。他说的时候，眼睛看着的不是我，是我身边的老李。我其实不是很明白医生在告诉病人病情时，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也可能什么也没想，就是在陈述一个事情，告诉病人一个真实的情况，而已。是的，他轻描淡写地说，就像路遇一位半熟不熟的人，互打招呼，今天天气不太好。
老李可能愣住了，他一句话也没说，倒是我“哦”了一声，表示晓得了。何医生手上的病历夹并没有打开，我感觉他握得更紧了，他又说了句：那你们去吃饭。说完，转身进了办公室，和我错身而过时，我感觉他的白大褂衣脚拂过了我脖子上垂下来的围巾。
我一直不喜欢医院的住院部，总是让人感觉很压抑，走廊太长，不管白天黑夜都亮着惨淡的灯光，颜色也单调，除了白色还是白色，那一堵厚厚的墙把生活的喧哗也隔绝在了外面。那时，我和老李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几乎同时向住院部的门口走去，我们的目的地还是医院大门外的小川菜馆。
走出住院部大门，我的手还是挽着老李的胳膊肘，这一向是我们俩一起出门时我最喜欢的方式，周围人再多给我的感觉都是空荡无依的，只有双手穿过老李的胳膊肘再交叉握在一起时，我才会感觉到踏实。住院部大门外有几级台阶，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走下去的，我想我的腿应该是僵硬的，像一个饿着肚子在冰寒天气里走了很久的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老李在拖着我走，我们依然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相互看彼此一眼，万幸的是，小餐馆很近，出了医院大门，下几级台阶，向右，经过一个花店再过一个手机维修店就到了。
我和老李走进餐馆，走到最里面的餐桌旁面对面地坐下来，我扯了一张餐巾纸把老李和我面前的桌面擦了一遍。菜上的很快，忘了是什么菜了，我拿住老李递过来的筷子，眼睛一闭，我知道我流泪了。
老李喊了我的名字，他说，你别这样，我们去北京，去上海，找最好的医生。那一顿饭，我们俩都只吃了几口，谁也吃不下去。
接下来的时间，老李急着找他所有熟悉和医生和医院沾边的关系，把我的病情，检查报告，初步诊断传过去，甚至找到了他当年教过的一个学生，那个女孩子在北京中医大学读研，她说会把我的情况告诉给她的导师。
老李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想事情。
我和老李1997结婚，到2017年就二十年了。年轻时，我们吵过闹过，口不择言时我也嚷嚷过“离婚”，吵吵闹闹地走过了这么多年，到现在谁也不想离开谁了。
可是，命运并不是如他人所说都能掌握在自己手上，有些事自己也做不了主。知道我可能患了重病，那就不得不去想一些事，想得仔细一点。
如果我的父母兄长知道我身体出了大状况，第一时间应该是责怪，怪老李，不管应该不应该怪都会这样，他们第一时间也会失去理性思维，把我的病和老李的种种联系在一起。我和老李的婚姻，是我自己选择的。母亲曾经告诫过我，他家条件不好帮补不了我的小家，老李本身有大男子主义倾向，家里很多事也指望不上他，包括我自己，也想到他对我的感情可能比不上我对他的感情。都是问题，就是在这些问题都没有确切答案时，我们结婚了。现在，这些都会成为他们责备老李的理由，甚至放大这些理由。我该怎么告诉父母兄长，不要去为难他责怪他？一个从外地过来的异乡人，从一无所有到有家室有工作，其中的艰辛是理由吗？这些年不管我怎么无理取闹，他除了沉默或者出去走走从来没有主动跟我说过“离婚”二字算理由吗？他对外人吝啬对我和女儿毫无节制的大方算理由吗？他说九十岁时最好我比他先走，不然我一个人了日子不好过算理由吗？我只是希望父母不要去责怪老李，不要去恨他，只是想告诉他们，老李对我很好，这个病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想了这么多，可能我最多说一句，千万不要责怪他，他也不容易。
如果我真的出了状况，最难过的，难过时间最长的肯定是我的父母。他们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自我修复能力弱了，他们最期望的一家人健康平安一旦有了一丁点变化，对他们就是最大的打击。我希望不管我的父母怎么对待老李，他都能去体谅为人父母的那颗心，一年也能有几次上门去看看他们，慢慢淡化我可能带给他们的伤害，心里或许会想开很多事。不敢奢望老李待我的父母就如待他的父母一样，最理想的就当一个亲戚，不会断了联系的亲戚。父母也会有生病的时候，小病小痛倒没有什么，如果，我是说如果某一天他们需要住院了需要更好的医疗条件了，老李能像一个至亲一样跑前跑后，哪怕找找关系也能为他们尽一点力，毕竟他认识的人总归多一些。想了这么多，我还是没有想到一个办法，能让我的父母因为我的缘故而痛苦少一点轻一点的好办法。
子女中，父亲和我的关系最近，他常常说，我的火爆性格随他，当然，还有一点他没说，或许我身上的那一点点属于文学的细胞也随他。父亲为人拘谨，甚至有时候还有点害羞，说话总是欲言又止。他说，当年他也喜欢文学。后面的话是母亲帮他说的，为了听《平凡的世界》的连续广播，好多次连午饭也忘了煮。我和老李成家后，每一次放假回到村里，父亲总要熬一壶红糖生姜酒，和老李喝上几杯，也劝我抿一小口，看到我喝一口酒皱眉咂嘴直呼“好辣好辣”，他才呵呵一笑端杯仰头就是一大口。微醺时父亲就开始回忆当年勇，老李不失时机地鼓励奉承几句逗得他哈哈大笑。这应该是父亲最快乐的时光，他所愿望的生活无非就是这样，一家人平安健康，有吃有喝，子孙绕膝。
人还是得有点爱好，我从不劝父亲戒酒，他喝得不多，每天中午晚上一小杯。投其所好，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希望老李偶尔回去陪老人家小酌一杯吧，慢慢喝，喝了就去睡一个安稳的觉，不要想我。
母亲是个坚强的人，她小时候因为成分不好受过很多磨难，我感觉她比父亲豁达得多。当年，她未能阻挡我嫁给老李，结婚前和颜悦色地告诉老李：其他的话都不说了，只是你要大几岁，事事都让着点。因为这一句话，老李经常在母亲面前打小报告，诉说我的种种不良习惯，他以为母亲会批评教育我，而最终只是得到她的几个“呵呵”。世上哪里有说自己女儿不好的母亲呢，在她的眼里，我的不好都是好。但愿母亲的豁达会带给父亲以安慰，她说过，人怎么过都是一辈子。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和母亲聊聊，每一天他们都要好好过，不要想太多。
当我躺在医院的病房里，想着这一切时，老李还在另一张病床上用手机打字。病房里有两盏日光灯，我关了头上的这一盏，老李那一盏还亮着。我缩在阴影里看着老李，他的眉毛这一天了就没有舒展过，双眉中间竖起了一个“川”字，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只知道他一定在向他所有的熟人亲戚朋友学生询问同一件事。
老李曾经也是个文学青年，年轻时给过我一个小本子，里面写了一些文字，各种文体，小说散文诗歌都有，那时他还没有明确地告诉过我什么。几天以后，讪讪地问我，怎么样。我头一扬，说：不怎么样。其实，我根本没有仔细看过，随便翻了两页就放下了。现在，那个小本子还锁在家里的抽屉里，页面已经泛黄了脆了。
和很多年轻人一样，老李也有过“前女友”，而我却没有“前男友”，这成了我故意找他麻烦的重要原因。或许是因为醋意，我很讨厌他的那个大学女友，拿着他们的毕业照一个个地猜，故意找最丑的讽刺挖苦几句。把老李的日记本一页页地撕下，付之一炬。我自以为做得狠，没想到老李后来告诉我，很多东西是烧不掉的。这句话更让我恼羞成怒，隔三差五找茬子成了家常便饭。
渐渐地，很多东西都淡了。我也能平心静气地听老李讲一些他和前女友过去的事。并不狗血，也很美好，只是那个女孩忍受不了毕业后各奔东西，拿到毕业证的第一周就迅速地宣布了结束。
可能从那时起，我就决定了要对老李好。我好像还告诉过他，算是告诫，千万不要对我气头上说出的话当真，再狠的话都是假的。他也认真地承诺，这一辈子，只要我不提“离婚”二字，那两个字永远都不会从他嘴里说出来。
老李很少跟我聊他工作上的事，有一段时间，他很不开心。我知道他应该遇到某些事了，本质上，他还是一个学文的人，书生意气，小县城机关单位的某些风气他肯定看不惯也不愿意随流，心里有了积郁。老李的话很多，我们在家时他可以一直说，边说边笑，任何话题在他的嘴里都会变成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他的不开心也很容易辨别，那就是沉默，或者敷衍地“嗯嗯”。每每这个时候，我会问，怎么了。他不会说得很明确，最多含含糊糊地说几句，在关键的地方戛然而止，说一句总结的话：不说了，你听了也解决不了。
那时候，我心里就会冒出一个念头，老李如果有一位红颜知己也不错，他不能告诉我的话可以告诉她。人的负面情绪总得有个出口，这个出口不一定是他的亲人和爱人，会是那个懂他欣赏他的人，当然，这个人最大可能是异性。
有一次，看一本杂志，说到男女的关系，用了一个“署”字，取的是会意，“第四者”。意思是，男女之间会有一种关系，知识，兴趣，观念相近，相互欣赏，彼此靠近又互相疏离，可以倾诉也可以相互告慰。我的理解就是在爱人亲人之外的另一个人，超越了情爱，惺惺相惜又尊重对方，这恐怕对于男性来说就是所谓的“红颜知己”吧。之所以希望老李会有这样一位朋友，就是我愿意看到的老李是快乐的，积极的，向上的。夫妻关系再好，有些事也不能共享，怕对方担心而选择隐瞒或者欲言又止。
这话我对老李说过，我说，要不你去找一个红颜知己吧，有些话也能有个地方说一说。
老李当时笑了，他摸了一下我的头发，说我是“瓜娃子”，哪里有这么跟老公出主意的。甚至，老李还用狐疑的眼光看我，问是不是对他没感情了。
怎么可能没有感情了，我吃醋的方式属于自虐，采取“三不”原则，不询问，不打听，不爆发。通常都是一个人消化那些我捕捉到的信息，自己用各种理由去分析解释，时间一长，居然也就不当回事了，自己也感觉好笑，还摇摇头，不可思议一样。我有时候一个人发呆，接着自顾自地笑，老李问我笑什么，我说没什么，其实那时候我就是在和自己和解。
老李有几年的工作面对的上下级都是女性偏多，我默默地也吃了很多醋，好在也就仅限于此。有一年，老李过生日，我提前问过他，怎么过。他说年轻轻地过什么生日。我们四川有个风俗，只要父母还在，小辈就不应该操办生日。老李这么一说，我也就没有特别安排了。哪里想到，还没有下班，他给我打电话说，晚上到外面吃饭。我依然是两手空空地去了，没想到的是生日聚餐是他单位的一位女同事主持的，葡萄酒，蛋糕，鲜花，样样都有，老李笑得那个灿烂啊，真的像一个满足的孩子。那个女同事性格外向，坐在老李旁边俨然女主人一样，招呼客人，调节气氛，推杯换盏。甚至还照顾我，让我不要客气，想吃什么尽管点。我的脑袋又糊涂了，好像真的成了客人，认真地点了几个我爱吃的菜。我看着老李，他的笑容是放开的，毫无保留的，脸颊的酒窝已经可以当酒杯了，那个女同事也是毫无拘谨地笑着。我自觉地对比了下，嗯，他们俩很搭。醋意就像忽然涨起来的洪水汹涌而止，我知道不能再呆下去了，假装上洗手间走了出去。
对于我的吃醋，老李显得很得意，他会笑着解释，而给我的感觉是很享受我吃醋，我只能又恼羞成怒起来。
现在，我躺在医院，想了很多，又想到了关于红颜知己这件事。人生谁都不容易，在不容易的时候有一个人没有任何功利心地陪着渡过，这是好事。如果我的病真的如何医生所说这么严重，老李的后半生我希望他过得容易一点，运气好一些。
只是，女儿咋办？怎么跟她说这一件事，她一直都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这十多年来，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交流关于生死的问题，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交流这样一件事。我的外婆去世时女儿才两岁，只知道紧紧地靠在老李的怀里；我的外爷去世她小学六年级，因为相处的时间少，也没有特别的难过。现在她都高三了，这个问题在她那里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不容易接受的事。女儿从小学习虽然不让我们操心，但是也是个贪玩的孩子，成绩起起伏伏地不稳定，到了高三忽然懂事了，自己安排作息时间，甚至周末也不回家，说是要打乱她的学习计划。我们一家人也只是周六晚上在她的学校附近吃一顿她喜欢吃的饮食，然后就送她去学校了。周六下午放学到晚饭后送她去学校最多三个小时，这也是一周我们仅有的交流时间。我们不聊学习，就聊八卦，她说的最多，说男同学最多，谁这一周调到跟她同桌了，谁谁的脚肯定没洗臭得很，谁的眼睫毛好长啊比女同学的眼睫毛还长，谁就是一个马屁精最喜欢跟班主任打小报告，谁和谁谈朋友被通知家长了。就是这些八卦，女儿说得眉飞色舞的，我也听得津津有味。一路聊一路走，过了山脚下的人行桥我们就不再送了，看到她登上了上山的台阶，回身给我们招招手跑了几步一下子就不见人影了，只剩下惆怅的我和老李慢慢地往回走。
女儿从初一开始住读，每周末的团聚成了我一周的念想。
我跟老李闲聊过女儿的未来，说到最后就是那句歌词：找到个好人就嫁了吧。幸福的婚姻是我们对她最大的希望，其他的只要身体健康能养活自己就行了。关键是什么样的男子算好人呢，我们只能拿老李来当参照物，说了优点说缺点，无可奈何地得出一个结论：遇到老李这样的也不错，钱不多至少顾家性格好，人不丑也还将就。
这个元旦，女儿说要跟同学们一起过，我们一直没有告诉过她我在住院。我最初在县医院住院时，她是知道的，阑尾炎，小病，阑尾割掉就没事了。后来病情反复再到市医院，没有告诉她。
现在，我更不知道要怎么跟她说。如果，真的这么严重，我不会折腾来折腾去，生命质量高一点，病房也不应该是我最后的居住地方。女儿翻过年再六个多月就高中毕业了，这一段时间我们要好好过，互不干扰。
幸好她快十八岁了，幸好她快读大学了，她会比我的父母容易挺过去，但一想到她人生很多重要的事情我可能都无法参与了，悲伤还是来了，一点点加剧，眼泪又静静地流出来。
女儿的婚礼，我和老李曾经以前想过一些细节，我们都觉得不能太煽情，一定要请一个幽默的主持人，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老李说，他受不了把女儿的手送到另一个男人的手里，他会哭。我说，我也受不了回顾女儿从小到大的一些细节，特别是主持人再说什么几个谢谢的话，我也会流泪，
我和老李都是比较感性的人。我们一起参加婚礼，看到父亲牵着新娘的手一步一步地向另一个年轻人走去，当他把那双从小就牵着的手放到那个年轻人手心里时，主持人会深情地念上一大段父母养育不易的句子，背景墙上播放女孩从小到大的成长瞬间，我们俩相视一眼都说，以后我们嫁女儿可不这样。
我不能让老李知道我在流泪，他还在皱着眉头想办法，目前除了这一件事，其他的事都不重要。我并不能十分确定我在老李心目中占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只能确定我自己的内心，不愿意看到他受苦，希望他这一生波折少一点顺当一点。
老李还很年轻啊，才45岁，他不能也不应该一个人生活。想到这里，我心里还是不好受，这个男人以后身边可能会有另一个女人，也会一起挽着胳膊逛街，在我和他辛苦买来的房子里煮饭睡觉。我此刻能想到的也无非是不管他找什么样的女人，都不允许用我们一起置办的东西，最好连房子也不住，重新找地方。
这个女人性格要温和一点，厨艺好一点，老李很少煮饭，收拾家也不在行。最好还要是个善良的女人，心不狠，女儿读书结婚都要用钱，不要去克扣她的零花钱。老李时不时地去看望我的父母，她不需要一起去，允许就好。
元旦的晚上，我呆的这个城市应该是热闹的，偶尔也能听见窗外的一声啸叫，那是谁在附近的楼顶放烟花，烟花在天空中绽放的那一瞬间，窗户也跟着亮了一下，也就是亮了一下而已。
病房里的电视开着，有声音传出来，那么近又那么远，有人表演小品，有人唱歌，也有人跳舞。要是以前，我和老李已经开始边看边吐槽了，2017年的元旦，所有快乐的节目都和我们无关。
老李应该忙过了，他跑过来和我挤在一张床上，对我说，他咨询过很多人了，都是统一的回复，根据我的病症来看，不会是那个病。老李从来没有这么温柔地说过话，他平时喊我时声音很大，生怕我耳朵听不见一样。有时应酬喝一点酒回来，在楼下就开始喊，有时喊名字，有时喊四川人喊媳妇儿时最常见也最难听的那两个字。我对他凶过，不许那么喊，太难听了，文化人要有个文化人的样子。他最初答应着，过几天又开始喊。现在不是不觉得那两个字不粗鄙了，而是习惯了。可能天底下真正相敬如宾的夫妻还是少吧，大多如我们这样庸俗寻常，高声大气呼来喝去的。
老李这样对我说，应该不仅仅是安慰，我们俩聊天很理性，不会躲避问题。记得有一年，他在外地工作，我很辛苦就发脾气，嚷着要分开，他认真地说，房贷还没还完，你那点工资能干啥，再等等。
我的病，老李肯定问了很多人，从外面回来，他就一直不停地在托人问，偶尔也根据别人的问话再问问我。我也问了一个在某军区医院的同学，她是麻醉师，她让我把所有的症状说清楚和检查资料都传给过去，她去咨询医院的专家。反馈回来的信息也是否定的，还是要等最后的病理检查报告。
2017年的元旦对于我和老李来说，唯一期待的就是这一件事是不是能彻底解决。元旦后的第二天，何医生补休了，走之前到病房查房，跟往日一样，没有多余的话，只是说等他三天后回来再看看。
接下来的三天，老李不断地收到了他发出去的消息反馈。他怕我不放心，微信跟我一起看，电话开免提，从不跟我藏着掖着。我说过，再坏的结果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才知道需要做些什么。反馈回来的都是好消息，都否定了何医生给出的初步诊断结果，大致的方向就是一个皮下脓肿，第一次手术误切了阑尾却没有对脓肿进行处理，只能进行第二次手术，但必须控制住炎症，不能继续感染，进展到腹膜炎就真的麻烦了。
我轻松了一些，我相信他咨询的医生都不是庸医。老李也放松了，开始看他最喜欢的谍战片。我在市医院已经做了第二次手术，该做的各项检查应做尽做，要不是何医生一脸严肃地说了那么几句话，我应该已经忙着吃零食追剧，准备拆线后就出院了。
何浪回来了，他看见我，显出吃惊的样子，问，你们怎么还没出院啊。我说，检查报告还没出来。他说，早出来了啊，没有其他医生来找你们就是没事了，赶紧办理出院手续吧。
我笑了，老李肯定也笑了，彻底放松下来的笑。回病房收拾东西时，我开始抱怨，哪里有这么当医生的，随随便便地就说得这么严重，一点都不替病人考虑。老李说，没事就好，莫去计较那么多。
这一场惊吓至今也只有我和老李知道，我不想对任何亲人再去重复当年的经历，不想带给他们任何一点点的难受。那年元旦以后，我也有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我自己知道，老李也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