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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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于《东京文学》2023年第7期）
我的一双手，只要手心向上一起摊开，眼尖的人会发现两只手的掌纹不一样，左手掌明显地多了一条纹路。
这条多出来的纹路从手腕正中与生命线并行向拇指与食指中间延伸，颜色比正常的掌纹略浅，呈白色。触摸有明显的凸起感，和其他纹路凹陷的感觉又不同。
没有人知道这条多余掌纹的存在，眼尖的人也只有我自己。
那一年，我应该还在读小学，记忆中，大哥二哥都不在家，只有我参与了父母的那场争吵。不知道原因，我总是不知道父母常年争吵的原因，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应了那句俗语：贫贱夫妻百事哀。家里的日子太难了，父亲大把的时间留在了村里的学校，却只能拿着微薄的民办教师工资，山上的玉米田里的稻谷圈里的猪牛家里的一日三餐都交给了母亲，母亲除了夜深后倒在床上其他的时间像陀螺不停地转。父亲没有多少时间帮母亲分担这些繁琐的农活家务，他还在为自己的命运奋斗，他的手里随时捏着一本初中代数，这是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必考的课程，父亲是老三届，并没有学到多少知识，连续多年的考试都没有一个结果。
大概是因为母亲嘴碎吧，母亲的嘴是真碎，她看谁都不顺眼，提着一桶猪潲水往外走，看到堂屋中间的板凳，一脚踢飞，嘴里还在骂，骂父亲，也骂我和两个哥哥，没有一个好东西，扫帚倒了都不会捡起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那一场争吵，我还是不知道，我只记得那天下午，我从外面回来，大门半开，屋里传来母亲的哭声和骂声，呜呜咽咽的。
我家并不是单门独户，前后左右都是人家，鼻子一吸就能闻见谁家锅里炒了什么菜，哪里会有什么秘密。母亲和父亲的战争毫不掩饰地暴露在左邻右舍面前，她的哭骂裹在空气中，云朵里，传出很远很远。那天也一样，我在门外已经听到了，母亲边擤鼻涕边长声喊着一个名字，那声音悠长悠长的，每一个字都拖着尾音。那个名字我倒是很熟悉，是母亲和父亲媒人的名字，母亲嘴里唱吟一样地冒出一句句话来，大意无非就是这个人害了她，给她找了这么一个男人，其间还有咒骂，用的是农村最常用的骂人词汇。
我在门外犹豫了一下，一只脚已经踏进去了，犹豫的是继续踏进去另一只脚，还是缩回来踏进去的那只脚。好像只有瞬间的犹豫，也并没有深思熟虑，我还是走进家门，走进母亲的哭骂声里。
他们没有在堂屋里，他们躲在堂屋旁边的小房间。小房间旁边是一间大厨房，煮饭煮猪食，放米桶菜坛，土灶边还放了一个大水缸。按理说，厨房大，吵架打架也放得开手脚，是个好地方。我估计是父亲跑进小房间，母亲又跟了过去。父亲心里应该是做了预判，小房间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木桌，没有其他可摔的东西，比不得厨房，那些放在案板上的碗，母亲只要稍稍失去理智，就会一把抱起使劲摔下，哗啦一声，地上就是一堆脆瓷片了。
这些都是家里常见的事，早已不新鲜，更不值得大惊小怪，我和哥哥见面时的对话是这样，他们又在吵？嗯，还在吵。
我以为那一次依然如此，母亲看见家里有了其他人，会松了抓住父亲衣服的手，撩起围腰在脸上胡乱擦几把，走出房间，走出大门，又去忙了。或许这一次的吵架太投入，父亲和母亲都没有注意到我回来了，已经走进来了。我走进去，小屋的门大开，我一眼就看到了母亲手里拿了一个明晃晃的东西。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穿过屋顶的瓦缝透过竹编的楼板，落在母亲身上，在阳光的照耀下，母亲手上那明晃晃的东西闪着耀眼的白光。我吓了一跳，那时我没读几天书，视力很好，我看清楚了，那是一把刀，一把锋利的切菜切肉剁骨头的菜刀。母亲右手举着那把刀，横在父亲和她之间，他们俩的个子都不算高大，那把刀的位置很好，刀刃不管向内还是向外，对准的都是颈项，父亲的颈项，母亲的颈项。
我应该是被母亲手里的那道明晃晃的光吓住了，没有丝毫犹豫，跑过去就去抢母亲手里的刀。母亲还在哭，她不肯放手，她不知道菜刀的刀刃已经在我的左手掌心了，她还在使劲，我也在使劲，我肯定哭了，那样的场景我不会不哭，不是因为疼才哭，是因为害怕而哭。我从没有见过母亲拿着菜刀吵架，我知道那把菜刀的威力，只要落下就会有伤就会见血，那这个家真的完了。家里的那把菜刀很重，我的左手食指早已证实过刀口的锋利，切菜时，母亲教我左手的几个指头要像弹弓一样弯曲，不然一不小心就会切到。我有时候弯曲得不到位，右手的刀一落下，一凉一痛，抬起手一看，左手食指连带着指甲掉下来一小片，鲜血迅速就冒出来了。如果这样的菜刀划向人的颈项，不敢想。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按理说我应该想不了这么多，抢刀或许也是出于一种应激反应。
我使劲抢，母亲也用力抢，她应该没有想到我会回来，回来后还会去抢她手里的菜刀，她或许是糊涂了，并没有想到我们俩拉锯一样抢夺一把锋利的菜刀的后果。手心很疼，流血了，我感觉到有粘稠的液体顺着手腕沿着手臂一直流到手肘，再嘀嗒嘀嗒地落在我的脚背上。我现在记不起父亲做了什么，多年后再去想，仿佛那只是一个只有母亲和我参与的意外。父亲本就是一个惯于沉默的人，或者也可以说是木讷，他的那些愤怒的情绪恐怕只有母亲能看到。母亲后来也知道伤到我了，她不敢再使劲哭喊着让我松手，我死死地捏住菜刀，不松手，只是哭。最终 ，母亲松手了，我也放松了，再也无力拿稳菜刀，那把带血的菜刀直直地掉在地上，“哐当”一声。
后来，我有一周没去上学，好像也没有去医院，左手掌包扎得很严实，母亲剪了家里做豆腐过滤豆渣用的纱布缠了好几圈。
我不知道后来父亲和母亲私底下又说了什么，那段时间，家里出奇地安静。母亲给我煮鸡蛋，她剥了蛋壳递给我，轻声问，还疼不。我说，不疼了，几口就吃掉了鸡蛋，噎得脖子发硬。
到底是正长身体的时候，左手掌的伤口很快好了，只是一段时间手掌不能展开。忘记又过了多久，这只手不管是握拳还是伸展都没有了异样的感觉，从手背看和右手一模一样，只有在摊开手掌时，才会看到从手腕到食指根的一条醒目的红色长疤。
母亲从不提这件事，家里的人都不提。一年又一年，渐渐的，疤痕淡了，淡到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就像那些往事 ，不刻意翻捡，就像从不曾发生过一样。
父亲和母亲的不睦在村里早已不是秘密，再说，村里就不会有秘密，就连我们这些不懂人事的小孩相互骂架时，也知道骂那些最狠的话。院子里差不多大小的小孩没事了总会凑在一起玩，我和隔壁严家的晓娟同龄，我们一起加入那些幼稚的游戏，打沙包，跳田字格，翻毛线，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分成了两派，骂起架来。有扎了两根辫子的女孩对着晓娟，冲口而出，你妈不要脸，你妈偷人。简单的几个字，重复着反复地喊，边跳边喊。我的父亲尽管是老师，也有那不怕事的小孩冲我喊，你爸妈又吵架了，没人要你了。面对这种情况，晓娟会哭，边哭边往回跑，我不会哭，也不会对骂，只是鼻子里哼一声，这样的话对我已经没有丝毫杀伤力，连村里的大人也时不时地问我一句，你爸妈离婚了，你跟哪一个。
我倒是觉得母亲变了，她对我说的话不再是扯猪草放牛煮饭，而是读书，她说，你一定要好好读书，读出去，自己挣钱才有钱用，才不会吃受气饭，不要像我一样，我要是挣得到钱，哪里会过这样的日子。
母亲嘴里的“这样的日子”也不是我想要的，那是如山里阴雨绵绵的秋天一样的日子，阳光少，晦暗多。
我见过一张照片，那是一张能证明母亲年轻过美丽过快乐过的照片，黑白色，三寸大，三人合影，父亲，母亲，大哥。照片上的大哥只有一岁多，母亲19岁生养大哥，算起来，那时她也不过二十出头。真年轻啊，也是真好看啊。母亲的眼睛很大很亮，双眼皮，乌黑的长辫子垂在胸前，很饱满的圆脸，微微笑着，露出几颗略微前突的牙齿。也许是初为人母，也许生活才开始还没有感受到生存的艰难，我在照片上的母亲脸上看到了她的幸福，很甜蜜。同样年轻的父亲也微笑着看着前方，只有懵懂的大哥嘟嘴皱眉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我不记得母亲是哪一天开始，她的脸上就没有了笑容，长辫子变成了齐耳的短发，说话生硬冰冷。我的记忆里，每一天，她都很忙。圈里的黑猪从早叫到晚，一副永远没有吃饱的贪婪样。母亲一大早起来跑到猪圈边拿起小棍敲着猪圈门，叨唠一样地吼猪是个瘟畜，吼完，抱上一捆柴火急急忙忙地回到厨房生火做饭。饭还在锅里，我们还在床上，母亲已经出门了，饿着肚子去抢活。记忆中的年三十，灶屋的火塘里燃着大树根，母亲一边烤火一边就着昏暗的灯光给我和哥哥赶棉鞋，赶在初一的早上让我们都能穿上新鞋。回想起这些，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是母亲那张皱眉拉挎的脸，快乐对于她而言仿佛从来没有过。
争吵，贫困，艰难，这是我感受到的家庭，母亲过够了这样的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只是后来对我有了不一样的期待。她不再苦着一张脸喊我学绣鞋垫，学擀面，挂在嘴里的都是好好学习几个字。村里和我一样大的女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绣鞋垫，要绣很多双，这是为未来的婆家准备的。
村子里的结婚典礼，最重要的一道程序是“摆礼”。新郎家的堂屋正中搭两张四方桌，上面铺上崭新的毯子，新娘子接到婆家，送亲的第一件事就是郑重地摆上陪嫁物件，每摆一件报一下，脸盆四个，枕套两对，棉絮两床，围观的人随之惊叹一声，大多都是做戏，摆礼的喝彩的人演得十分投入，一脸郑重，声音高低起伏。重头戏就是报鞋垫了，鞋垫四十双，或者六十双，更甚者有一百多双的，迎来更高一拨的喝彩，站在桌子前身穿红色衣服的新娘一脸娇羞，自豪地迎接着喝彩。只有这一声喝彩是给新娘的，那是对一个勤劳贤惠的姑娘的赞美，婆家每一个人的脸上也都是满意高兴的笑容，为娶到了这样心灵手巧的儿媳妇而骄傲。
为了这样的时刻，村里的女孩从能穿针引线开始就要学绣鞋垫，各色花样各种尺码，绣来不是为了穿是为了看，为了证明能干。我也学过，母亲剪好鞋样，扎好鞋边，画好图案，教我一针针地绣。我只喜欢那些五颜六色的彩线，对于绣鞋垫却不上心，针脚不匀，随意搭配颜色。母亲总是叹气，现在我知道了，那些叹息是担心，担心我这样的女子找不到好婆家，担心我进了婆家门要吃亏。
我手心里的那道伤口好了，伸屈自如。母亲不再使唤我做家务，也不再盯着我绣鞋垫，而是关心我的学习。她说，女人还是要自己能挣钱，不然一辈子都是吃受气饭，你看人家蒋文会，有个工作好安逸，吃得好耍得好穿得好。母亲小学毕业后，没有再继续读书，蒋文会是她的同学，外形样貌和学习成绩都不如母亲，读了两年中学又被推荐读卫校，后来一直在县医院上班，每一次回村都是亮点，是风景，也是母亲酸涩的谈资。
母亲希望我能过上不一样的日子，我也希望。我最大最迫切的希望就是家里能有个好厕所，独立的干净的隐秘的厕所。家里的厕所是路边的羊圈，四面通风的木头架子下面是很深的粪水池。上厕所要打开羊圈门，蹲在有缝隙的木板上，大小便掉下去叮咚作响。我蹲在这样的厕所里，温柔乖巧的两只山羊卧在一边，漆黑的大眼睛看着我。稍大一些，我不再蹲这样的厕所，总是飞奔着去几百米外的小学，去上一个无比轻松的厕所。
我去过县城大伯的家，一室一厅一厨并没有让我羡慕，那间虽小却干净的厕所，一进去一个插销就能和外界隔开的厕所，却令我惊叹不已。
我想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我想，母亲希望我能过上的也是这样的日子。
那次伤手，家里有过一阵短暂的平静，过后又回到了过去，不知道为了什么家里就又争吵起来。
我家门前有棵枝叶繁茂的柿子树，再走几步就是我的同学晓娟的家。那个秋天，晓娟的母亲喝了农药，我看着晓娟父亲和村里的人卸下门板，把用了一床有花朵图案的铺盖裹得严严实实的晓娟母亲放上去，抬着转过围菜园的篱笆墙，去乡里的卫生院了。
我和晓娟站在柿子树下，山里的秋风很猛，从头顶上的柿子树刮过，哗啦啦的，树叶纷纷扬扬地就飘落下来。有几只乌鸦停在树上啄食已经干瘪的柿子，不时发出“呀呀”的叫声。晓娟望着那条通往乡上的土路，一句话也不说。
晚上，晓娟爸爸带信回来，她妈妈没有危险了，但是还要在卫生院住几天。晓娟晚饭是在我家吃的，母亲特意炒了韭菜鸡蛋。吃饭时，母亲不停地给晓娟夹菜，也叹气，她说，你们要好好读书啊，山里的女人家不容易。
我的成绩倒是越来越好了，上中学后去了学校住宿。一周一次的回家，我专注于自己的事，洗换下的衣服，做好每一科作业，不知是不再关注母亲，还是母亲的刻意，很少碰到她和父亲的正面冲突，她老了很多，也冷静了很多，泪水少了，话也少了，总是默默地忙前忙后。
好几年，没有人再提起那一次的争吵，我忘记了，母亲似乎也忘记了。村里和我一般大小的女孩一个接一个的辍学，她们先后离开，或者结婚，或者外出学手艺。
后来，我拿到了一张薄薄的通知书，终于在母亲脸上看到了笑容。那年，母亲四十岁，短发用一颗黑色的小钢夹子别住，露出光洁的额头，也露出了掩饰不住的笑容。她说，我女子吃皇粮了，再也不用吃苦了。那一年夏天，母亲卖了家里存着过年的油菜籽，卖了屋前核桃树上所有的核桃，给我买了两身新衣，还有一块银白色的滴答作响的机械手表。
我去市里读书，先要去县城，在县城工作的大伯送我。要走的头一天，母亲没有出门干活，中午煮了我最喜欢吃的土豆蒸米饭，晚上炒了酸菜吃擀面。
吃过晚饭，我们坐在屋前的晒坝里聊天。母亲重复着那些说过的话，要注意安全，和人交往多留个心眼，和同学相处要吃得亏。说着说着，就拉起了我的双手一阵摸搓，翻过来翻过去地看。忽然就掉下泪来，要我原谅她。我鼻子一酸，眼泪也出来了，我知道母亲想起了什么，也知道她说这话的意思。
那时，天已经快黑透了，没有灯，也没有月亮，母亲看不清我的手掌，那条疤痕只剩下几乎和生命线重叠在一起的淡淡的一条长线，不凑近看是看不出来的。何况，我在心里从来没有抱怨责怪过母亲，只是同情她，可怜她。
原以为经年繁琐的日常，会让母亲遗忘一些往事，后来我才知道，我手心里的疤痕淡化了，母亲的心上却有了一道疤痕，牢牢地吸附在这个最脆弱的器官上，一触碰就会重现当年事，心痛心酸。
工作后，有个年轻人说他会看手相，他捧起我的双手很认真地看，看到我的左手掌，很惊讶地“咦”了一声。他没有多问，只是说，我的手掌多了一道生命线，这一辈子我对待生命会很谨慎，遇到再难的事也不会轻言放弃。
那个看手相的年轻人跟我回家，成了家里的新成员，慢慢的，我告诉了他很多往事。他握着我的手说，世间本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这多出来的一道掌纹是命运送给我的礼物，让我珍惜某些东西。
找了个时间，我告诉母亲，我会因为左手掌的那道痕迹好运，我以后的日子会过得很幸福。我希望母亲听了我的话，能把岁月携带的某些沉重的东西放下，轻松一些。
大白天的，母亲还是流泪了，她轻轻翻开我的左手，第一次在明亮的光线下仔细看手掌上的那道疤痕，用手指轻轻地触摸，一遍又一遍。
掌中的那条疤痕已经和生命线无限接近了，几乎融合在一起，和我的生命融合在一起。
我的一双手，只要手心向上一起摊开，眼尖的人会发现两只手的掌纹不一样，左手掌明显地多了一条纹路。
这条多出来的纹路从手腕正中与生命线并行向拇指与食指中间延伸，颜色比正常的掌纹略浅，呈白色。触摸有明显的凸起感，和其他纹路凹陷的感觉又不同。
没有人知道这条多余掌纹的存在，眼尖的人也只有我自己。
那一年，我应该还在读小学，记忆中，大哥二哥都不在家，只有我参与了父母的那场争吵。不知道原因，我总是不知道父母常年争吵的原因，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应了那句俗语：贫贱夫妻百事哀。家里的日子太难了，父亲大把的时间留在了村里的学校，却只能拿着微薄的民办教师工资，山上的玉米田里的稻谷圈里的猪牛家里的一日三餐都交给了母亲，母亲除了夜深后倒在床上其他的时间像陀螺不停地转。父亲没有多少时间帮母亲分担这些繁琐的农活家务，他还在为自己的命运奋斗，他的手里随时捏着一本初中代数，这是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必考的课程，父亲是老三届，并没有学到多少知识，连续多年的考试都没有一个结果。
大概是因为母亲嘴碎吧，母亲的嘴是真碎，她看谁都不顺眼，提着一桶猪潲水往外走，看到堂屋中间的板凳，一脚踢飞，嘴里还在骂，骂父亲，也骂我和两个哥哥，没有一个好东西，扫帚倒了都不会捡起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那一场争吵，我还是不知道，我只记得那天下午，我从外面回来，大门半开，屋里传来母亲的哭声和骂声，呜呜咽咽的。
我家并不是单门独户，前后左右都是人家，鼻子一吸就能闻见谁家锅里炒了什么菜，哪里会有什么秘密。母亲和父亲的战争毫不掩饰地暴露在左邻右舍面前，她的哭骂裹在空气中，云朵里，传出很远很远。那天也一样，我在门外已经听到了，母亲边擤鼻涕边长声喊着一个名字，那声音悠长悠长的，每一个字都拖着尾音。那个名字我倒是很熟悉，是母亲和父亲媒人的名字，母亲嘴里唱吟一样地冒出一句句话来，大意无非就是这个人害了她，给她找了这么一个男人，其间还有咒骂，用的是农村最常用的骂人词汇。
我在门外犹豫了一下，一只脚已经踏进去了，犹豫的是继续踏进去另一只脚，还是缩回来踏进去的那只脚。好像只有瞬间的犹豫，也并没有深思熟虑，我还是走进家门，走进母亲的哭骂声里。
他们没有在堂屋里，他们躲在堂屋旁边的小房间。小房间旁边是一间大厨房，煮饭煮猪食，放米桶菜坛，土灶边还放了一个大水缸。按理说，厨房大，吵架打架也放得开手脚，是个好地方。我估计是父亲跑进小房间，母亲又跟了过去。父亲心里应该是做了预判，小房间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木桌，没有其他可摔的东西，比不得厨房，那些放在案板上的碗，母亲只要稍稍失去理智，就会一把抱起使劲摔下，哗啦一声，地上就是一堆脆瓷片了。
这些都是家里常见的事，早已不新鲜，更不值得大惊小怪，我和哥哥见面时的对话是这样，他们又在吵？嗯，还在吵。
我以为那一次依然如此，母亲看见家里有了其他人，会松了抓住父亲衣服的手，撩起围腰在脸上胡乱擦几把，走出房间，走出大门，又去忙了。或许这一次的吵架太投入，父亲和母亲都没有注意到我回来了，已经走进来了。我走进去，小屋的门大开，我一眼就看到了母亲手里拿了一个明晃晃的东西。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穿过屋顶的瓦缝透过竹编的楼板，落在母亲身上，在阳光的照耀下，母亲手上那明晃晃的东西闪着耀眼的白光。我吓了一跳，那时我没读几天书，视力很好，我看清楚了，那是一把刀，一把锋利的切菜切肉剁骨头的菜刀。母亲右手举着那把刀，横在父亲和她之间，他们俩的个子都不算高大，那把刀的位置很好，刀刃不管向内还是向外，对准的都是颈项，父亲的颈项，母亲的颈项。
我应该是被母亲手里的那道明晃晃的光吓住了，没有丝毫犹豫，跑过去就去抢母亲手里的刀。母亲还在哭，她不肯放手，她不知道菜刀的刀刃已经在我的左手掌心了，她还在使劲，我也在使劲，我肯定哭了，那样的场景我不会不哭，不是因为疼才哭，是因为害怕而哭。我从没有见过母亲拿着菜刀吵架，我知道那把菜刀的威力，只要落下就会有伤就会见血，那这个家真的完了。家里的那把菜刀很重，我的左手食指早已证实过刀口的锋利，切菜时，母亲教我左手的几个指头要像弹弓一样弯曲，不然一不小心就会切到。我有时候弯曲得不到位，右手的刀一落下，一凉一痛，抬起手一看，左手食指连带着指甲掉下来一小片，鲜血迅速就冒出来了。如果这样的菜刀划向人的颈项，不敢想。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按理说我应该想不了这么多，抢刀或许也是出于一种应激反应。
我使劲抢，母亲也用力抢，她应该没有想到我会回来，回来后还会去抢她手里的菜刀，她或许是糊涂了，并没有想到我们俩拉锯一样抢夺一把锋利的菜刀的后果。手心很疼，流血了，我感觉到有粘稠的液体顺着手腕沿着手臂一直流到手肘，再嘀嗒嘀嗒地落在我的脚背上。我现在记不起父亲做了什么，多年后再去想，仿佛那只是一个只有母亲和我参与的意外。父亲本就是一个惯于沉默的人，或者也可以说是木讷，他的那些愤怒的情绪恐怕只有母亲能看到。母亲后来也知道伤到我了，她不敢再使劲哭喊着让我松手，我死死地捏住菜刀，不松手，只是哭。最终 ，母亲松手了，我也放松了，再也无力拿稳菜刀，那把带血的菜刀直直地掉在地上，“哐当”一声。
后来，我有一周没去上学，好像也没有去医院，左手掌包扎得很严实，母亲剪了家里做豆腐过滤豆渣用的纱布缠了好几圈。
我不知道后来父亲和母亲私底下又说了什么，那段时间，家里出奇地安静。母亲给我煮鸡蛋，她剥了蛋壳递给我，轻声问，还疼不。我说，不疼了，几口就吃掉了鸡蛋，噎得脖子发硬。
到底是正长身体的时候，左手掌的伤口很快好了，只是一段时间手掌不能展开。忘记又过了多久，这只手不管是握拳还是伸展都没有了异样的感觉，从手背看和右手一模一样，只有在摊开手掌时，才会看到从手腕到食指根的一条醒目的红色长疤。
母亲从不提这件事，家里的人都不提。一年又一年，渐渐的，疤痕淡了，淡到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就像那些往事 ，不刻意翻捡，就像从不曾发生过一样。
父亲和母亲的不睦在村里早已不是秘密，再说，村里就不会有秘密，就连我们这些不懂人事的小孩相互骂架时，也知道骂那些最狠的话。院子里差不多大小的小孩没事了总会凑在一起玩，我和隔壁严家的晓娟同龄，我们一起加入那些幼稚的游戏，打沙包，跳田字格，翻毛线，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分成了两派，骂起架来。有扎了两根辫子的女孩对着晓娟，冲口而出，你妈不要脸，你妈偷人。简单的几个字，重复着反复地喊，边跳边喊。我的父亲尽管是老师，也有那不怕事的小孩冲我喊，你爸妈又吵架了，没人要你了。面对这种情况，晓娟会哭，边哭边往回跑，我不会哭，也不会对骂，只是鼻子里哼一声，这样的话对我已经没有丝毫杀伤力，连村里的大人也时不时地问我一句，你爸妈离婚了，你跟哪一个。
我倒是觉得母亲变了，她对我说的话不再是扯猪草放牛煮饭，而是读书，她说，你一定要好好读书，读出去，自己挣钱才有钱用，才不会吃受气饭，不要像我一样，我要是挣得到钱，哪里会过这样的日子。
母亲嘴里的“这样的日子”也不是我想要的，那是如山里阴雨绵绵的秋天一样的日子，阳光少，晦暗多。
我见过一张照片，那是一张能证明母亲年轻过美丽过快乐过的照片，黑白色，三寸大，三人合影，父亲，母亲，大哥。照片上的大哥只有一岁多，母亲19岁生养大哥，算起来，那时她也不过二十出头。真年轻啊，也是真好看啊。母亲的眼睛很大很亮，双眼皮，乌黑的长辫子垂在胸前，很饱满的圆脸，微微笑着，露出几颗略微前突的牙齿。也许是初为人母，也许生活才开始还没有感受到生存的艰难，我在照片上的母亲脸上看到了她的幸福，很甜蜜。同样年轻的父亲也微笑着看着前方，只有懵懂的大哥嘟嘴皱眉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我不记得母亲是哪一天开始，她的脸上就没有了笑容，长辫子变成了齐耳的短发，说话生硬冰冷。我的记忆里，每一天，她都很忙。圈里的黑猪从早叫到晚，一副永远没有吃饱的贪婪样。母亲一大早起来跑到猪圈边拿起小棍敲着猪圈门，叨唠一样地吼猪是个瘟畜，吼完，抱上一捆柴火急急忙忙地回到厨房生火做饭。饭还在锅里，我们还在床上，母亲已经出门了，饿着肚子去抢活。记忆中的年三十，灶屋的火塘里燃着大树根，母亲一边烤火一边就着昏暗的灯光给我和哥哥赶棉鞋，赶在初一的早上让我们都能穿上新鞋。回想起这些，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是母亲那张皱眉拉挎的脸，快乐对于她而言仿佛从来没有过。
争吵，贫困，艰难，这是我感受到的家庭，母亲过够了这样的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只是后来对我有了不一样的期待。她不再苦着一张脸喊我学绣鞋垫，学擀面，挂在嘴里的都是好好学习几个字。村里和我一样大的女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绣鞋垫，要绣很多双，这是为未来的婆家准备的。
村子里的结婚典礼，最重要的一道程序是“摆礼”。新郎家的堂屋正中搭两张四方桌，上面铺上崭新的毯子，新娘子接到婆家，送亲的第一件事就是郑重地摆上陪嫁物件，每摆一件报一下，脸盆四个，枕套两对，棉絮两床，围观的人随之惊叹一声，大多都是做戏，摆礼的喝彩的人演得十分投入，一脸郑重，声音高低起伏。重头戏就是报鞋垫了，鞋垫四十双，或者六十双，更甚者有一百多双的，迎来更高一拨的喝彩，站在桌子前身穿红色衣服的新娘一脸娇羞，自豪地迎接着喝彩。只有这一声喝彩是给新娘的，那是对一个勤劳贤惠的姑娘的赞美，婆家每一个人的脸上也都是满意高兴的笑容，为娶到了这样心灵手巧的儿媳妇而骄傲。
为了这样的时刻，村里的女孩从能穿针引线开始就要学绣鞋垫，各色花样各种尺码，绣来不是为了穿是为了看，为了证明能干。我也学过，母亲剪好鞋样，扎好鞋边，画好图案，教我一针针地绣。我只喜欢那些五颜六色的彩线，对于绣鞋垫却不上心，针脚不匀，随意搭配颜色。母亲总是叹气，现在我知道了，那些叹息是担心，担心我这样的女子找不到好婆家，担心我进了婆家门要吃亏。
我手心里的那道伤口好了，伸屈自如。母亲不再使唤我做家务，也不再盯着我绣鞋垫，而是关心我的学习。她说，女人还是要自己能挣钱，不然一辈子都是吃受气饭，你看人家蒋文会，有个工作好安逸，吃得好耍得好穿得好。母亲小学毕业后，没有再继续读书，蒋文会是她的同学，外形样貌和学习成绩都不如母亲，读了两年中学又被推荐读卫校，后来一直在县医院上班，每一次回村都是亮点，是风景，也是母亲酸涩的谈资。
母亲希望我能过上不一样的日子，我也希望。我最大最迫切的希望就是家里能有个好厕所，独立的干净的隐秘的厕所。家里的厕所是路边的羊圈，四面通风的木头架子下面是很深的粪水池。上厕所要打开羊圈门，蹲在有缝隙的木板上，大小便掉下去叮咚作响。我蹲在这样的厕所里，温柔乖巧的两只山羊卧在一边，漆黑的大眼睛看着我。稍大一些，我不再蹲这样的厕所，总是飞奔着去几百米外的小学，去上一个无比轻松的厕所。
我去过县城大伯的家，一室一厅一厨并没有让我羡慕，那间虽小却干净的厕所，一进去一个插销就能和外界隔开的厕所，却令我惊叹不已。
我想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我想，母亲希望我能过上的也是这样的日子。
那次伤手，家里有过一阵短暂的平静，过后又回到了过去，不知道为了什么家里就又争吵起来。
我家门前有棵枝叶繁茂的柿子树，再走几步就是我的同学晓娟的家。那个秋天，晓娟的母亲喝了农药，我看着晓娟父亲和村里的人卸下门板，把用了一床有花朵图案的铺盖裹得严严实实的晓娟母亲放上去，抬着转过围菜园的篱笆墙，去乡里的卫生院了。
我和晓娟站在柿子树下，山里的秋风很猛，从头顶上的柿子树刮过，哗啦啦的，树叶纷纷扬扬地就飘落下来。有几只乌鸦停在树上啄食已经干瘪的柿子，不时发出“呀呀”的叫声。晓娟望着那条通往乡上的土路，一句话也不说。
晚上，晓娟爸爸带信回来，她妈妈没有危险了，但是还要在卫生院住几天。晓娟晚饭是在我家吃的，母亲特意炒了韭菜鸡蛋。吃饭时，母亲不停地给晓娟夹菜，也叹气，她说，你们要好好读书啊，山里的女人家不容易。
我的成绩倒是越来越好了，上中学后去了学校住宿。一周一次的回家，我专注于自己的事，洗换下的衣服，做好每一科作业，不知是不再关注母亲，还是母亲的刻意，很少碰到她和父亲的正面冲突，她老了很多，也冷静了很多，泪水少了，话也少了，总是默默地忙前忙后。
好几年，没有人再提起那一次的争吵，我忘记了，母亲似乎也忘记了。村里和我一般大小的女孩一个接一个的辍学，她们先后离开，或者结婚，或者外出学手艺。
后来，我拿到了一张薄薄的通知书，终于在母亲脸上看到了笑容。那年，母亲四十岁，短发用一颗黑色的小钢夹子别住，露出光洁的额头，也露出了掩饰不住的笑容。她说，我女子吃皇粮了，再也不用吃苦了。那一年夏天，母亲卖了家里存着过年的油菜籽，卖了屋前核桃树上所有的核桃，给我买了两身新衣，还有一块银白色的滴答作响的机械手表。
我去市里读书，先要去县城，在县城工作的大伯送我。要走的头一天，母亲没有出门干活，中午煮了我最喜欢吃的土豆蒸米饭，晚上炒了酸菜吃擀面。
吃过晚饭，我们坐在屋前的晒坝里聊天。母亲重复着那些说过的话，要注意安全，和人交往多留个心眼，和同学相处要吃得亏。说着说着，就拉起了我的双手一阵摸搓，翻过来翻过去地看。忽然就掉下泪来，要我原谅她。我鼻子一酸，眼泪也出来了，我知道母亲想起了什么，也知道她说这话的意思。
那时，天已经快黑透了，没有灯，也没有月亮，母亲看不清我的手掌，那条疤痕只剩下几乎和生命线重叠在一起的淡淡的一条长线，不凑近看是看不出来的。何况，我在心里从来没有抱怨责怪过母亲，只是同情她，可怜她。
原以为经年繁琐的日常，会让母亲遗忘一些往事，后来我才知道，我手心里的疤痕淡化了，母亲的心上却有了一道疤痕，牢牢地吸附在这个最脆弱的器官上，一触碰就会重现当年事，心痛心酸。
工作后，有个年轻人说他会看手相，他捧起我的双手很认真地看，看到我的左手掌，很惊讶地“咦”了一声。他没有多问，只是说，我的手掌多了一道生命线，这一辈子我对待生命会很谨慎，遇到再难的事也不会轻言放弃。
那个看手相的年轻人跟我回家，成了家里的新成员，慢慢的，我告诉了他很多往事。他握着我的手说，世间本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这多出来的一道掌纹是命运送给我的礼物，让我珍惜某些东西。
找了个时间，我告诉母亲，我会因为左手掌的那道痕迹好运，我以后的日子会过得很幸福。我希望母亲听了我的话，能把岁月携带的某些沉重的东西放下，轻松一些。
大白天的，母亲还是流泪了，她轻轻翻开我的左手，第一次在明亮的光线下仔细看手掌上的那道疤痕，用手指轻轻地触摸，一遍又一遍。
掌中的那条疤痕已经和生命线无限接近了，几乎融合在一起，和我的生命融合在一起。我的一双手，只要手心向上一起摊开，眼尖的人会发现两只手的掌纹不一样，左手掌明显地多了一条纹路。
这条多出来的纹路从手腕正中与生命线并行向拇指与食指中间延伸，颜色比正常的掌纹略浅，呈白色。触摸有明显的凸起感，和其他纹路凹陷的感觉又不同。
没有人知道这条多余掌纹的存在，眼尖的人也只有我自己。
那一年，我应该还在读小学，记忆中，大哥二哥都不在家，只有我参与了父母的那场争吵。不知道原因，我总是不知道父母常年争吵的原因，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应了那句俗语：贫贱夫妻百事哀。家里的日子太难了，父亲大把的时间留在了村里的学校，却只能拿着微薄的民办教师工资，山上的玉米田里的稻谷圈里的猪牛家里的一日三餐都交给了母亲，母亲除了夜深后倒在床上其他的时间像陀螺不停地转。父亲没有多少时间帮母亲分担这些繁琐的农活家务，他还在为自己的命运奋斗，他的手里随时捏着一本初中代数，这是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必考的课程，父亲是老三届，并没有学到多少知识，连续多年的考试都没有一个结果。
大概是因为母亲嘴碎吧，母亲的嘴是真碎，她看谁都不顺眼，提着一桶猪潲水往外走，看到堂屋中间的板凳，一脚踢飞，嘴里还在骂，骂父亲，也骂我和两个哥哥，没有一个好东西，扫帚倒了都不会捡起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那一场争吵，我还是不知道，我只记得那天下午，我从外面回来，大门半开，屋里传来母亲的哭声和骂声，呜呜咽咽的。
我家并不是单门独户，前后左右都是人家，鼻子一吸就能闻见谁家锅里炒了什么菜，哪里会有什么秘密。母亲和父亲的战争毫不掩饰地暴露在左邻右舍面前，她的哭骂裹在空气中，云朵里，传出很远很远。那天也一样，我在门外已经听到了，母亲边擤鼻涕边长声喊着一个名字，那声音悠长悠长的，每一个字都拖着尾音。那个名字我倒是很熟悉，是母亲和父亲媒人的名字，母亲嘴里唱吟一样地冒出一句句话来，大意无非就是这个人害了她，给她找了这么一个男人，其间还有咒骂，用的是农村最常用的骂人词汇。
我在门外犹豫了一下，一只脚已经踏进去了，犹豫的是继续踏进去另一只脚，还是缩回来踏进去的那只脚。好像只有瞬间的犹豫，也并没有深思熟虑，我还是走进家门，走进母亲的哭骂声里。
他们没有在堂屋里，他们躲在堂屋旁边的小房间。小房间旁边是一间大厨房，煮饭煮猪食，放米桶菜坛，土灶边还放了一个大水缸。按理说，厨房大，吵架打架也放得开手脚，是个好地方。我估计是父亲跑进小房间，母亲又跟了过去。父亲心里应该是做了预判，小房间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木桌，没有其他可摔的东西，比不得厨房，那些放在案板上的碗，母亲只要稍稍失去理智，就会一把抱起使劲摔下，哗啦一声，地上就是一堆脆瓷片了。
这些都是家里常见的事，早已不新鲜，更不值得大惊小怪，我和哥哥见面时的对话是这样，他们又在吵？嗯，还在吵。
我以为那一次依然如此，母亲看见家里有了其他人，会松了抓住父亲衣服的手，撩起围腰在脸上胡乱擦几把，走出房间，走出大门，又去忙了。或许这一次的吵架太投入，父亲和母亲都没有注意到我回来了，已经走进来了。我走进去，小屋的门大开，我一眼就看到了母亲手里拿了一个明晃晃的东西。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穿过屋顶的瓦缝透过竹编的楼板，落在母亲身上，在阳光的照耀下，母亲手上那明晃晃的东西闪着耀眼的白光。我吓了一跳，那时我没读几天书，视力很好，我看清楚了，那是一把刀，一把锋利的切菜切肉剁骨头的菜刀。母亲右手举着那把刀，横在父亲和她之间，他们俩的个子都不算高大，那把刀的位置很好，刀刃不管向内还是向外，对准的都是颈项，父亲的颈项，母亲的颈项。
我应该是被母亲手里的那道明晃晃的光吓住了，没有丝毫犹豫，跑过去就去抢母亲手里的刀。母亲还在哭，她不肯放手，她不知道菜刀的刀刃已经在我的左手掌心了，她还在使劲，我也在使劲，我肯定哭了，那样的场景我不会不哭，不是因为疼才哭，是因为害怕而哭。我从没有见过母亲拿着菜刀吵架，我知道那把菜刀的威力，只要落下就会有伤就会见血，那这个家真的完了。家里的那把菜刀很重，我的左手食指早已证实过刀口的锋利，切菜时，母亲教我左手的几个指头要像弹弓一样弯曲，不然一不小心就会切到。我有时候弯曲得不到位，右手的刀一落下，一凉一痛，抬起手一看，左手食指连带着指甲掉下来一小片，鲜血迅速就冒出来了。如果这样的菜刀划向人的颈项，不敢想。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按理说我应该想不了这么多，抢刀或许也是出于一种应激反应。
我使劲抢，母亲也用力抢，她应该没有想到我会回来，回来后还会去抢她手里的菜刀，她或许是糊涂了，并没有想到我们俩拉锯一样抢夺一把锋利的菜刀的后果。手心很疼，流血了，我感觉到有粘稠的液体顺着手腕沿着手臂一直流到手肘，再嘀嗒嘀嗒地落在我的脚背上。我现在记不起父亲做了什么，多年后再去想，仿佛那只是一个只有母亲和我参与的意外。父亲本就是一个惯于沉默的人，或者也可以说是木讷，他的那些愤怒的情绪恐怕只有母亲能看到。母亲后来也知道伤到我了，她不敢再使劲哭喊着让我松手，我死死地捏住菜刀，不松手，只是哭。最终 ，母亲松手了，我也放松了，再也无力拿稳菜刀，那把带血的菜刀直直地掉在地上，“哐当”一声。
后来，我有一周没去上学，好像也没有去医院，左手掌包扎得很严实，母亲剪了家里做豆腐过滤豆渣用的纱布缠了好几圈。
我不知道后来父亲和母亲私底下又说了什么，那段时间，家里出奇地安静。母亲给我煮鸡蛋，她剥了蛋壳递给我，轻声问，还疼不。我说，不疼了，几口就吃掉了鸡蛋，噎得脖子发硬。
到底是正长身体的时候，左手掌的伤口很快好了，只是一段时间手掌不能展开。忘记又过了多久，这只手不管是握拳还是伸展都没有了异样的感觉，从手背看和右手一模一样，只有在摊开手掌时，才会看到从手腕到食指根的一条醒目的红色长疤。
母亲从不提这件事，家里的人都不提。一年又一年，渐渐的，疤痕淡了，淡到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就像那些往事 ，不刻意翻捡，就像从不曾发生过一样。
父亲和母亲的不睦在村里早已不是秘密，再说，村里就不会有秘密，就连我们这些不懂人事的小孩相互骂架时，也知道骂那些最狠的话。院子里差不多大小的小孩没事了总会凑在一起玩，我和隔壁严家的晓娟同龄，我们一起加入那些幼稚的游戏，打沙包，跳田字格，翻毛线，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分成了两派，骂起架来。有扎了两根辫子的女孩对着晓娟，冲口而出，你妈不要脸，你妈偷人。简单的几个字，重复着反复地喊，边跳边喊。我的父亲尽管是老师，也有那不怕事的小孩冲我喊，你爸妈又吵架了，没人要你了。面对这种情况，晓娟会哭，边哭边往回跑，我不会哭，也不会对骂，只是鼻子里哼一声，这样的话对我已经没有丝毫杀伤力，连村里的大人也时不时地问我一句，你爸妈离婚了，你跟哪一个。
我倒是觉得母亲变了，她对我说的话不再是扯猪草放牛煮饭，而是读书，她说，你一定要好好读书，读出去，自己挣钱才有钱用，才不会吃受气饭，不要像我一样，我要是挣得到钱，哪里会过这样的日子。
母亲嘴里的“这样的日子”也不是我想要的，那是如山里阴雨绵绵的秋天一样的日子，阳光少，晦暗多。
我见过一张照片，那是一张能证明母亲年轻过美丽过快乐过的照片，黑白色，三寸大，三人合影，父亲，母亲，大哥。照片上的大哥只有一岁多，母亲19岁生养大哥，算起来，那时她也不过二十出头。真年轻啊，也是真好看啊。母亲的眼睛很大很亮，双眼皮，乌黑的长辫子垂在胸前，很饱满的圆脸，微微笑着，露出几颗略微前突的牙齿。也许是初为人母，也许生活才开始还没有感受到生存的艰难，我在照片上的母亲脸上看到了她的幸福，很甜蜜。同样年轻的父亲也微笑着看着前方，只有懵懂的大哥嘟嘴皱眉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我不记得母亲是哪一天开始，她的脸上就没有了笑容，长辫子变成了齐耳的短发，说话生硬冰冷。我的记忆里，每一天，她都很忙。圈里的黑猪从早叫到晚，一副永远没有吃饱的贪婪样。母亲一大早起来跑到猪圈边拿起小棍敲着猪圈门，叨唠一样地吼猪是个瘟畜，吼完，抱上一捆柴火急急忙忙地回到厨房生火做饭。饭还在锅里，我们还在床上，母亲已经出门了，饿着肚子去抢活。记忆中的年三十，灶屋的火塘里燃着大树根，母亲一边烤火一边就着昏暗的灯光给我和哥哥赶棉鞋，赶在初一的早上让我们都能穿上新鞋。回想起这些，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是母亲那张皱眉拉挎的脸，快乐对于她而言仿佛从来没有过。
争吵，贫困，艰难，这是我感受到的家庭，母亲过够了这样的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只是后来对我有了不一样的期待。她不再苦着一张脸喊我学绣鞋垫，学擀面，挂在嘴里的都是好好学习几个字。村里和我一样大的女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绣鞋垫，要绣很多双，这是为未来的婆家准备的。
村子里的结婚典礼，最重要的一道程序是“摆礼”。新郎家的堂屋正中搭两张四方桌，上面铺上崭新的毯子，新娘子接到婆家，送亲的第一件事就是郑重地摆上陪嫁物件，每摆一件报一下，脸盆四个，枕套两对，棉絮两床，围观的人随之惊叹一声，大多都是做戏，摆礼的喝彩的人演得十分投入，一脸郑重，声音高低起伏。重头戏就是报鞋垫了，鞋垫四十双，或者六十双，更甚者有一百多双的，迎来更高一拨的喝彩，站在桌子前身穿红色衣服的新娘一脸娇羞，自豪地迎接着喝彩。只有这一声喝彩是给新娘的，那是对一个勤劳贤惠的姑娘的赞美，婆家每一个人的脸上也都是满意高兴的笑容，为娶到了这样心灵手巧的儿媳妇而骄傲。
为了这样的时刻，村里的女孩从能穿针引线开始就要学绣鞋垫，各色花样各种尺码，绣来不是为了穿是为了看，为了证明能干。我也学过，母亲剪好鞋样，扎好鞋边，画好图案，教我一针针地绣。我只喜欢那些五颜六色的彩线，对于绣鞋垫却不上心，针脚不匀，随意搭配颜色。母亲总是叹气，现在我知道了，那些叹息是担心，担心我这样的女子找不到好婆家，担心我进了婆家门要吃亏。
我手心里的那道伤口好了，伸屈自如。母亲不再使唤我做家务，也不再盯着我绣鞋垫，而是关心我的学习。她说，女人还是要自己能挣钱，不然一辈子都是吃受气饭，你看人家蒋文会，有个工作好安逸，吃得好耍得好穿得好。母亲小学毕业后，没有再继续读书，蒋文会是她的同学，外形样貌和学习成绩都不如母亲，读了两年中学又被推荐读卫校，后来一直在县医院上班，每一次回村都是亮点，是风景，也是母亲酸涩的谈资。
母亲希望我能过上不一样的日子，我也希望。我最大最迫切的希望就是家里能有个好厕所，独立的干净的隐秘的厕所。家里的厕所是路边的羊圈，四面通风的木头架子下面是很深的粪水池。上厕所要打开羊圈门，蹲在有缝隙的木板上，大小便掉下去叮咚作响。我蹲在这样的厕所里，温柔乖巧的两只山羊卧在一边，漆黑的大眼睛看着我。稍大一些，我不再蹲这样的厕所，总是飞奔着去几百米外的小学，去上一个无比轻松的厕所。
我去过县城大伯的家，一室一厅一厨并没有让我羡慕，那间虽小却干净的厕所，一进去一个插销就能和外界隔开的厕所，却令我惊叹不已。
我想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我想，母亲希望我能过上的也是这样的日子。
那次伤手，家里有过一阵短暂的平静，过后又回到了过去，不知道为了什么家里就又争吵起来。
我家门前有棵枝叶繁茂的柿子树，再走几步就是我的同学晓娟的家。那个秋天，晓娟的母亲喝了农药，我看着晓娟父亲和村里的人卸下门板，把用了一床有花朵图案的铺盖裹得严严实实的晓娟母亲放上去，抬着转过围菜园的篱笆墙，去乡里的卫生院了。
我和晓娟站在柿子树下，山里的秋风很猛，从头顶上的柿子树刮过，哗啦啦的，树叶纷纷扬扬地就飘落下来。有几只乌鸦停在树上啄食已经干瘪的柿子，不时发出“呀呀”的叫声。晓娟望着那条通往乡上的土路，一句话也不说。
晚上，晓娟爸爸带信回来，她妈妈没有危险了，但是还要在卫生院住几天。晓娟晚饭是在我家吃的，母亲特意炒了韭菜鸡蛋。吃饭时，母亲不停地给晓娟夹菜，也叹气，她说，你们要好好读书啊，山里的女人家不容易。
我的成绩倒是越来越好了，上中学后去了学校住宿。一周一次的回家，我专注于自己的事，洗换下的衣服，做好每一科作业，不知是不再关注母亲，还是母亲的刻意，很少碰到她和父亲的正面冲突，她老了很多，也冷静了很多，泪水少了，话也少了，总是默默地忙前忙后。
好几年，没有人再提起那一次的争吵，我忘记了，母亲似乎也忘记了。村里和我一般大小的女孩一个接一个的辍学，她们先后离开，或者结婚，或者外出学手艺。
后来，我拿到了一张薄薄的通知书，终于在母亲脸上看到了笑容。那年，母亲四十岁，短发用一颗黑色的小钢夹子别住，露出光洁的额头，也露出了掩饰不住的笑容。她说，我女子吃皇粮了，再也不用吃苦了。那一年夏天，母亲卖了家里存着过年的油菜籽，卖了屋前核桃树上所有的核桃，给我买了两身新衣，还有一块银白色的滴答作响的机械手表。
我去市里读书，先要去县城，在县城工作的大伯送我。要走的头一天，母亲没有出门干活，中午煮了我最喜欢吃的土豆蒸米饭，晚上炒了酸菜吃擀面。
吃过晚饭，我们坐在屋前的晒坝里聊天。母亲重复着那些说过的话，要注意安全，和人交往多留个心眼，和同学相处要吃得亏。说着说着，就拉起了我的双手一阵摸搓，翻过来翻过去地看。忽然就掉下泪来，要我原谅她。我鼻子一酸，眼泪也出来了，我知道母亲想起了什么，也知道她说这话的意思。
那时，天已经快黑透了，没有灯，也没有月亮，母亲看不清我的手掌，那条疤痕只剩下几乎和生命线重叠在一起的淡淡的一条长线，不凑近看是看不出来的。何况，我在心里从来没有抱怨责怪过母亲，只是同情她，可怜她。
原以为经年繁琐的日常，会让母亲遗忘一些往事，后来我才知道，我手心里的疤痕淡化了，母亲的心上却有了一道疤痕，牢牢地吸附在这个最脆弱的器官上，一触碰就会重现当年事，心痛心酸。
工作后，有个年轻人说他会看手相，他捧起我的双手很认真地看，看到我的左手掌，很惊讶地“咦”了一声。他没有多问，只是说，我的手掌多了一道生命线，这一辈子我对待生命会很谨慎，遇到再难的事也不会轻言放弃。
那个看手相的年轻人跟我回家，成了家里的新成员，慢慢的，我告诉了他很多往事。他握着我的手说，世间本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这多出来的一道掌纹是命运送给我的礼物，让我珍惜某些东西。
找了个时间，我告诉母亲，我会因为左手掌的那道痕迹好运，我以后的日子会过得很幸福。我希望母亲听了我的话，能把岁月携带的某些沉重的东西放下，轻松一些。
大白天的，母亲还是流泪了，她轻轻翻开我的左手，第一次在明亮的光线下仔细看手掌上的那道疤痕，用手指轻轻地触摸，一遍又一遍。
掌中的那条疤痕已经和生命线无限接近了，几乎融合在一起，和我的生命融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