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冬天,敬爱的母亲驾鹤西去,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5岁。
但是,母亲的音容笑貌和她的故事却永在我心,终生不忘。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法接受这一现实,总感觉母亲依然躺在她那间洒满阳光的小房间内,在与命运做着顽强抗争。
母亲其实原本不姓江,姓林。
因为母亲的亲生父母也就是我的姥爷姓林。
在我的记忆中,我好像从未见过姥爷姥姥。在我成年以前,母亲从未和我谈起过我的姥爷和姥姥,我也从未向母亲问起过我的姥爷和姥姥。
原因很简单:我认为姥爷姥姥去世得早,所以谁也不愿意提起那些令人伤心的往事。
直到有一天 ,我下班后去看望母亲,母亲才终于给我提起了她的亲生父母——我的姥爷和姥姥。
我问母亲,我见过姥爷姥姥吗?母亲说,怎么没见过?他们还抱过你呢,只不过那时候你还太小,还不记事。
啊,曾经怀抱过我的姥爷姥姥,我却一点印象也没有,就好像他们从未存在过。想到这些,不觉感到些许伤感和遗憾。
停顿片刻,似乎是整理一下思绪,母亲终于向我说起她和亲生父母(我的姥爷姥姥)之间的那段令人伤心、不堪回首却又让我内心震撼的往事。
母亲和父亲相识于省城解放前我党举办的青年干部培训队。但是,母亲的父母(我的姥爷和姥姥)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来自山东农村的女婿(即我的父亲),幸好由于父亲的努力,解放后分配到省城教师进修学院从事教书工作,所以一家人相处得还算平静。
然而,父亲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犯了错误,埋藏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了。愤怒的姥爷再也无法接收自己的这位女婿(我的父亲),向母亲下了近乎冷酷的最后“通牒”——要么立刻和丈夫(我父亲)离婚,要么断绝父女关系。
这对于当时年轻的母亲来说(那时我和小弟才不过四五岁),不啻是晴天霹雳:一边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一边是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儿子(我和弟弟),这如何能作出单项选择?现在想来,当时的母亲面临的是何等的绝望、痛苦和煎熬啊!
经过反复考虑,母亲终于被迫做出了可以说是她一生中最为痛苦和艰难的抉择——维护与丈夫(我的父亲)的婚姻关系,保护这个眼看要破碎的家庭。
要知道,那个年代做出这样的决定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勇气。为了“划清界限”,不知道拆散了多少家庭和爱人,但是可敬的母亲却以自己的柔弱之身,毅然决然地扛起了亲情、舆论、精神和心灵的巨大压力,奋不顾身地选择了守护自己的所爱,忠诚于自己内心的情感。
我的姥爷决然无情地到公安机关办理了与母亲断绝父女关系的手续,绝望、坚强而愤怒的母亲,也毅然放弃父姓,她用当时一部著名长篇小说《红旗谱》里主人公朱江涛的名字的后两个字,给自己变更了新的姓名。
然而,母亲也许没有料到,对爱的忠诚换来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坎坷。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曾流过两次眼泪。一次是母亲的养母(我和小弟都叫他奶奶)去世的时候。
“奶奶”其实是母亲娘家的保姆,是看着母亲长大的。母亲与她的父母(我的姥爷姥姥)断绝了关系以后,奶奶便随母亲住在了一起。奶奶和母亲相依为命,母女俩关系极好。父亲到外地参加“劳动改造”以后,一家四口人的生活重担就落在了当中学教师而收入微薄的母亲肩上。
那年冬天,滴水成冰,一场大雪过后路面冻得像镜子一样光滑,年近八十的老奶奶为了帮着母亲做点家务,在外出买菜的路上不慎跌倒,摔断了股骨。医生检查了奶奶的伤势后摇摇头说,这样大的年纪摔断了股骨不能再愈合了,回家养着吧。
从此,母亲的担子更重了,她一面教书,一面照顾我和小弟,还要看护卧床不起的奶奶,那苦累自不必说。寒冷的冬天,北风呼啸,窗玻璃被吹得“啪啪”直响,屋内脸盆的水都结了一层薄冰。奶奶夜里因为伤痛而发出大声的呻吟,我和小弟吓得把头使劲缩进被窝里,害怕听到那种痛苦的叫声。而母亲却一夜几次起来,披着棉袄,端半盆热水,给奶奶烫脚,按摩,一边柔声地问:这样好些吗?
就这样过了大约半年,奶奶去世了,母亲长跪在奶奶的遗体前,泪流满面,失声痛哭。
母亲第二次流泪,是因为我的逃学。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因为贪玩儿,便托同学向老师请病假,到附近山上的树林里去打麻雀。两天以后,学校老师终于找上门来——我逃学的事露馅儿了。
你说,这些天究竟干什么去了?母亲声色俱厉地问我,声音微微发抖。我还从未见过母亲这样生气,早已做好了挨打的准备。 果然,气极之下的母亲抬手在我的屁股上打了一下(其实一点也不痛),但是,当母亲的手再一次抬起时,却没有落在我的身上,她突然双手掩面抽泣起来,泪水顺着母亲的脸颊流下来,滴落在她的衣襟上,见母亲哭泣,我也不由自主地陪着母亲大哭起来。
从那以后,我彻底改正了错误,很快成了班里的好学生,受到老师的表扬。许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儿女的每一点进步、成长和过错无不时时牵动着母亲的心,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却没有管好自己的儿子,那种愧疚、无助、委屈却又无处诉说的处境怎不令母亲伤心落泪!
那时的日子虽然清苦,但母亲始终开朗而乐观。他老人家从年轻时候起,就有两个爱好。一是特别喜爱京剧,不但爱听,而且会演会唱,每当学校里举行节日联欢会,总少不了母亲的京剧小段。
我清楚地记得,演出前,母亲每次都是很用心地练习。晚饭以后,母亲便把借来的戏装穿戴起来,只见凤冠闪闪,长袖飘飘,煞是好看。我和小弟便成了母亲的第一批观众,看着母亲很投入地边唱边舞,我和小弟就起劲地拍着手叫:唱得好,来一个!
晚会时,我和小弟都坐在前排,屏住呼吸等着看母亲出场。当母亲身着戏装在台上一亮相,立刻会引来满场喝彩。母亲晚年时,因为身体不好便不再唱戏了,但是提起《打渔杀家》,《四郎探母》,《玉堂春》,《贵妃醉酒》等传统历史名剧,她老人家仍然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不但熟悉剧中的人物和故事,而且了解京剧表演艺术家的门派,特点和历史渊源。
母亲平日里喜欢喝一点白酒,但酒量极少,不过一两左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逢年过节或是星期天,家里改善生活,炒一点好菜(那时的所谓好菜不过是菜里有一点肉丝、鸡蛋而已),母亲就愉快地咂一咂嘴说,嗯,今天得喝一点儿。于是,就让我和小弟端一只茶碗,拿上两毛钱,到家门口旁边的“小卖部”去打散装白酒,剩下的钱我和小弟还能每人买几块糖吃或者买一块咸菜疙瘩。
酒买回后,母亲便就着简单的菜肴有滋有味地喝上两小盅。 看到母亲喝得那么香,我和小弟也忍不住用一只筷子在母亲的酒杯里蘸一下放进嘴里,但立刻就被那浓烈的酒味辣得又皱眉又咧嘴,连说呸,呸,一点也不好喝。
母亲见了便慈爱地笑着对我们说,小孩子不会品酒,当然说不好喝了,只有大人才能品出酒的滋味来呢。
母亲喝酒极有分寸,所以很少醉酒。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只醉过一次。 那是在我七八岁那年的中秋节晚上,母亲带着我和小弟去学校参加联欢晚会,母亲的京剧清唱自然是“指定节目”。当晚到会的老师们兴致都很高,母亲每唱完一段京剧,老师们就一边喝彩,一边劝酒。母亲一连喝了几盅,已经微带醉意,但有几位年轻老师仍然不依不饶,又闹着让“江姐”(称母亲)喝了几杯方才罢休。
晚会结束后,母亲是被她的同事搀回家的。记得母亲的脸红红的,身体有些摇晃,嘴里还哼唱着京剧小段,似乎意犹未尽。 看到母亲这样开心,我和小弟也十分高兴。记得那个中秋节的晚上,我们母子三人坐在院里的梧桐树下,仰望着天上的一轮明月,呆了很久。
由于血压高,母亲八十岁那年终于下决心戒了酒,只是每当全家人团聚在一起,桌上摆满美酒佳肴,满屋飘散着浓浓的酒香的时候,母亲便笑着闻一闻,咂一咂嘴说,好香啊,真想来一口… …
直到我初中毕业,母亲还在为我们操劳。记得那是我下乡插队第二年的秋天,母亲从数百里外的省城坐黄河小客轮来鲁西北的“知青点”看望我,因为惦着独自在家上学的小弟,她只住了三天就要匆匆地赶回去。
那天晚上,我送母亲去黄河渡口等候回省城的夜班小客轮。因为回省城是溯流而上,需要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所以夜班客轮刚好第二天早上到省城,不耽误母亲到学校上班。
记得那一晚月亮好圆,皎洁的月光照得鲁北平原那广阔而贫瘠的沙土地一片银白,月光下的黄河浑然如一条不见首尾的巨龙,扭动着身躯奔腾而下。沿途用它的利爪和鳞片搅动着河床,掀起层层浊浪,数百米以外便可以听到它那不屈的怒吼。
母亲和我坐在堤岸上,面对着雄浑壮观的黄河月色,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我望着母亲,见她两手放在膝上,正一动不动地看着脚下滚滚的河水出神。如水的月光柔和地洒在母亲的脸上,身上,使母亲的侧影宛如一尊端庄、质朴的大理石雕像——我长这么大(那年17岁),还从未像今天这样仔细地注视过母亲。我曾经见过母亲在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时的一张黑白照片:身穿军用棉制服,腰扎皮带,面带微笑,年轻,漂亮,开朗而充满朝气。而如今,长年的操劳使母亲过早地衰老了,黑发之中凭添了几许银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母亲的全部精力都无怨无悔地默默奉献给了她所热爱的教育事业,奉献给了我们这个不完整的家。
远方传来汽笛的鸣叫声,夜航客轮自黄河的下游徐徐开了过来,停靠在岸边。船上的水手们利落地抛锚,系缆,放下供乘客上下的吊板。分别的时刻到了。
母亲慢慢地站起来,她看着我,目光里充满了无限的慈爱。“要和同学们搞好团结,互相帮助,向贫下中农学习”,母亲轻声地叮嘱,就象是在教育她的学生。稍停,母亲又说:“常给家里写信,注意不要过早地谈个人的私事。” 我知道,母亲说的“私事”是指谈恋爱,便不好意思地默默点头答应。
母亲略微蹒跚地沿着踏板向船上走去。望着母亲的背影,我鼻子一酸,几乎落下泪来,眼前顿觉一片模糊。我竭力忍着,把眼泪吞进肚里,害怕泪水一旦夺眶而出,就会抑制不住地流淌。
“开船喽!”随着船工们一声粗犷的号子,接着是起吊板,解缆,起锚,汽笛一声长鸣,船尾的推进器强劲地转动着,绞起富含泥沙的黄色激流,客轮缓缓地离开堤岸,顶着湍急的河水顽强地向着黄河的上游驶去。
我站在岸边,目送小客轮渐渐消失在茫茫月色中,久久不愿离开,依稀中总象是看见母亲依然伫立在船舷边,向我挥手,眺望,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慢慢地流下来。
母亲当年在黄河上的背影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也铭刻在我的心头。
大约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外地接受劳动锻炼的父亲终于落实政策,返回省城的中学继续任教,几年后,母亲和父亲先后办理了离休手续。这期间,我们一家四口整整分离了20年。20年啊,几乎占去了母亲一生当中全部最美好的时光。漫长的20个春秋寒暑,做中学教师的母亲节衣缩食,含辛茹苦,独自带着我和弟弟艰难度日,不管日子过得如何清苦,母亲的脸上总是挂着慈爱的笑容,让我和小弟感觉温暖和依靠。正是母亲的坚强、乐观和慈爱给了我和小弟生活的勇气,面对波折奋然前行。
随着时间的流逝,父母渐渐衰老,尤其是长年操劳的母亲,身体愈来愈差,行走都开始困难了。我每次见到母亲,都因为自己竟然不知道她老人家的腰背是何时开始弯曲的而深感震惊和愧疚。
因为那几年企业为了参与市场竞争,取消了职工所有的节假日和星期天,所以我很少回家看望父母,但每次打电话问候,母亲总是平静地说,家里没啥事,都挺好,放心吧,好好工作。后来,还是家里保姆给我说起父亲照顾母亲的事,每次都夸奖父亲照顾得细心周到,温柔体贴,我听了,心里既感到高兴,又觉得惭愧。
父亲身体还好的那几年,每天做的最多的事就是陪卧床的母亲聊天。父亲每天看完报纸、电视(母亲眼睛患有白内障,已经不看报纸电视),就把当天重要的新闻说给母亲听。由于二位老人听力不好,听他们大声地旁若无人地谈论时事、提及友人和往事时,既感到好笑又觉得温馨。看到父母和睦相处,相濡以沫的情形,我的内心便倍感欣慰。
后来,母亲虚弱得已经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每次吃饭,都是父亲坚持给母亲喂饭。家人扶母亲勉强坐起来,母亲便靠在父亲的肩膀上,父亲一勺一勺地喂母亲吃,那情景令人既心酸又感动。
敬爱的母亲为了我们这个家得以团圆,付出了那么多,牺牲了那么多,晚年总算是有所补偿,得到了属于她的一份温暖和慰籍,虽然这温暖迟到了许多年。
每每回首往事,我便更坚定了一个念头——母亲当初的抉择是对的,她无愧于任何人,也包括她自己。我为我的可敬可爱的母亲感到骄傲。
坚强的母亲去世前的几个月,身体已经极度衰弱,吃不下什么东西,但她依然与命运做着顽强的抗争。为了保持记忆,她常常让我给她查“四大名旦”、“四大须生”都有谁,著名京剧里的主角叫什么名字,二十四节气有哪些等等,再不就是让我把一些老歌或是唐诗打印出来(每个字足有栗子那么大)给她看,尽管这些都曾经是母亲随口道来的东西。
也有时候,母亲感觉精神好一点,就给大家说:“我背一段毛主席诗词你们听听对不对: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当大家拍手夸奖她背得一字不差时,母亲就开心地笑了。
母亲最后那年的一天,她又诉说起当年那段伤心的往事,谈起了“狠心”的父亲(我姥爷),终于号啕大哭了一次,那哭声里饱含着无尽的心酸和委屈。
我可以想象得出,作为一个女儿,母亲又在怀念她的父亲母亲(我的姥爷姥姥),然而,那却是一种难以言表的爱与恨、甜蜜与痛苦、委屈与酸楚揉在一起的令人痛彻心肺的爱的思念。
我常常这样想,母亲一定深爱着她的父亲和母亲,每当夜深人静,独自一人时,母亲一定会时时怀念二位亲人。母亲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唯一的女儿,不然,母亲会让这段往事永远尘封于记忆中,断不会给我提起我的姥爷和姥姥。
而今,当年沉重的历史一页已经轰然掀了过去,那种令人伤心的日子永远一去不复返了,母亲倘若天上有灵,亦当感到欣慰。
谨以这段文字祭奠敬爱的母亲仙逝一百天。
祈愿敬爱的母亲大人安息。
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