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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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出差，我从武汉返回十堰途径汉十高速安陆服务区，去卫生间解决内急问题，卫生间门口是人潮如织，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在服务区稍作休息后是来去匆匆。在男卫生间一进门不远处的小便器下有一黑色钱包平静的躺在一正在方便的小伙子脚旁，红叶叶外露目测估计有三四千元，钱包所处的位置也特别醒目，只要走进卫生间应该都会看见，可来来往往的旅客或驻足观望或视而不见，没有一个人去捡，有的人甚至看到钱包后舍近求远去卫生间里面排队也不去靠近钱包旁边的一空位置方便，我一进卫生间就大大咧咧的来到钱包旁边的空位置方便，我看看地上的钱包，再看看邻近专心致志尿尿的小伙子，对小伙子说:“哎，是你钱包掉了吧。”小伙子看也不看我一眼，答到：“不是我的”，我弯腰把钱包捡了起来，打开看看里面有身份证银行卡和大约4000元以上的现金，我说：“你是不是也看到了啊，你咋不捡。”小伙子仍有戒备心理的答到：“我不搞那事儿。”我说：“咋了，害怕是斗笼子骗人啊”。小伙子不接话安静的尿他的，旁边也有其他人看到这一幕，但始终没有人接话，事不关己的在远处看着我。我自言自语：“都不捡我捡，不能因为一个钱包影响我尿尿。”这时我的思想也起了波动：万一是骗局咋办。思想决定行动，为了避免怀疑，我就把钱包放在小便器的水箱盖上，小便结束我拿起钱包走出了卫生间，也有戒备心理的回头看了看四周，一直有人远远的看着我离去，出卫生间门我在想咋处理这个钱包，服务区也没有警务室，给保安吧不放心，瞅瞅四周也没有保安，我边朝服务区正门位置走，准备去找服务区的服务台工作人员，边走边掏出电话给在车上等我的妻子打电话说：“下车，我遇到麻烦了，捡了个钱包”，妻子下车朝我走来，我老远对她喊到：“这下麻烦了，捡个钱包，等交给服务区工作人员我们再赶路。”正说着后面一个人朝我跑来，问我是不是捡了个钱包，我说：“是啊，正愁咋处理，你叫什么名字？”他报出了自己的名字：“高良淳”（记不太清了） 我核对下身份证对得上，又核对了钱包里另一张身份证姓名和他说出的名字一致，就递给了他。他礼节性的给我握了个手就拿着钱包去给他同行的人报喜去了，可以理解他钱包失而复得的喜悦心情。这时一辆警车拉着警笛开进了服务区，貌似丢失钱包的人报警了。
在服务区稍作休息后我们驾车离去。在车上我在思考着一个社会问题：地上躺着一只钱包，没有人去捡，这是历史书上古代的路不拾遗，是形容社会风气好了吗？肯定不是。如今现实生活中大庭广众之下掉在地上的钱包没有人去捡，是因为不敢，怕是骗子设下的陷阱，这是现实版的“路不拾遗”。古今对比，现实版的“路不拾遗”，折射的是对诚信和法律的双重担忧。
出生在70年代的我，记得上小学一年级时老师教的歌曲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的说了声叔叔再见……。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一分钱可捡可不捡，捡了也可以忽略不计，但捡到别人丢失的物品还给失主，是助人为乐的好事，是社会大力提倡的风尚，边界清楚而简单。现在捡钱包在人们心中已经留下了阴影，不捡是为了避免遇到麻烦事儿，看着钱包绕着走，或者捡之前思前想后：会不会是不法分子故意将钱包丢在路上设的陷阱，捡了上交不及时警察找上门咋办？据为己有会不会有牢狱之灾？更多的人不敢再轻易捡钱包。安陆服务区遇到的小伙子甚至在我捡起钱包后给我搭话都需要鼓起勇气。
现实版“路不拾遗”的焦点在于不敢捡，这让我们想起现实版的“不敢扶”。在路上见到一个老人摔倒了，你毫不犹豫地扶起老人是需要勇气的？现在，估计能这么做的人不多了。因为扶起一个摔倒的老人，可能面临巨大的风险，可能被老人告上法庭，说是你撞倒的。
新时代提倡的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和谐社会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看到老人摔倒了，不用想，先扶，看见地上有钱包，不用想，先捡，再想办法归还。可现在做好事却变得有些麻烦，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有人摔倒了，先找几个目击证人了再扶，或者掏出手机录像取证了再扶，严防被诬告，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捡到钱包，先要想想是不是陷阱。做好事，变得如此麻烦和无奈，以后还会有多少人会敢去做好事呢？
现实版“路不拾遗”是社会之痛。从看到钱包不敢捡到老人摔摔跤不敢扶，呈现的是人们对社会诚信度的忧虑，这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有国才有家，国富民强人民安居乐业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期待祖国明天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