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生活

晌午的大太阳底下，一大片青黄相接的水田，母亲已然是中间的一个小点。她穿着褪色的汗衫，裤腿卷到了膝盖上面，汗水浸透了衣服的每个角落，头发粘在她的脑门上，她佝偻着身子，从一块田的这端缓缓退到另一端，浑浊的水田变成了绿色，青青的秧苗藏起了她的足迹。当她终于从那两亩地中回到了岸边，秧苗对她弯起了腰，微风拂着她的湿发，亲吻着她的面颊和脖颈。她看向远处，一个小人儿，顶着火辣的日头，一只手拎着个军绿色的水壶，另一只手拿了个搪瓷杯子，一摇一晃向她挪过来，那是她的小宝贝，母亲笑了！

母亲大半辈子的生活苦闷而疼痛，我先涂上一抹亮色，手中的笔尖才足以完成这次的使命。那会心的一笑胜过所有的话语，那温情的一幕定格为最美的画卷，使我回忆童年时不至于太过忧伤；我更相信，这难得的美好早就刻在母亲心上的某个角落，使她在我们还没有成年的那段年岁，不至于完全丧失对于生活的留恋！

在那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尚有余威的年代，母亲完成了她的婚姻大事。愤怒、不甘、反抗甚至绝食都没能改变她要去夫家讨生活的现实。

四十多年前的严冬，农历腊月二十六，她一脚跌进了命运的新轮盘，生活，从此以它苦难的底色为她拉开了一层又一层厚重的帷幕。

母亲少女时代在娘家的生活，我知之甚少，只能在她只言片语提及时略感一二。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孩，她即承受过外祖母的恩宠，也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家务活计。然而原生家庭的辛劳苦累，和进入婚姻之后的生活相比，母亲的眼神早就泄了密：那真是向往而不得，毕竟，那时候心是甜的。

夫家的生活清贫而卑贱，家徒四壁，老鼠穿堂，不谋人情和缺乏规划，使得一家人经常奔忙在饥饱的边缘。上顿不接下顿，母亲还能忍受；角色的转变就不是轻松可以适应的。为人妇，为人媳，村中复杂的人情关系，合力将她拖入了巨大的漩涡。她曾经将委屈和愤懑讲给外祖母听，外祖母也无可奈何，除了一声叹息，最大的安慰就是让她认命。

母亲不认命，她不愿意只是个受尽白眼和拳头的小媳妇，她要在新的生活中立起自己的人样。她仗着在少女时代积攒起来的青春之躯和牛犊之劲，拼命地劳作。家里家外，田间地头，不论是灵巧的手工，还是繁重的力气活，她都要处处争先。她挑起和男人一样重的担子，挣得较同性更多的工分，她指望用体力和斗志去改变一眼可以望穿的命运。

然而一个女性的地位和尊严，在彼时男尊女卑的农村，又没有家庭和家族的后盾，是绝无任何希望的。

不消几年的时间，青春对于母亲曾有的馈赠，在精神和肉体双重的摧折、打压下，渐渐褪去了踪影。

日子黯淡无光，生活捉襟见肘，每天都是难以为继的艰辛。厉骂和暴打使那颗带有热望的心灵日渐蒙上了冰霜。

在那最为艰难的头几年，母亲随时都想从生活中跳将出去，幸而在她将断未断的时候，哥哥和我的相继出生，使她有所顾虑。她不能随意抛弃我们，她做不到，因为有更弱小的生命需要她来守护。

生命可以挽留生命，对于此，我有过不止一次的体验。

生活的痛楚依旧，然而已不能轻易地将母亲打倒了，多了牵挂和责任，她只能像是被岩石阻路的小草，硬生生地从岩缝中钻出一条生路。两张嘴巴嗷嗷待哺，生存的压力可想而知，土里刨食远不能解决一家人的温饱，母亲在农忙之余便到工厂去上班，下班的时候便到工地上去当小工。

工厂和工地，哥哥和我都有去过，比起呆在家中，我们更情愿去往噪音轰鸣的工厂和砖块在头顶飞来飞去的工地。

在家时蔫头耷脑、从来没有人替她撑腰的母亲，到了厂里全然变了一个人，她意气风发，和所有人打成一片。工友们热情而友好，对小孩子更是亲切，最使我开心的是，他们非常尊敬母亲，经常“师傅师傅”地喊着，各种问题都愿意过来请教母亲。我还记得有一回，车间来了个小伙子，让他打铆钉，他一手扶着防护罩，一只手提着枪，两只手都抖得不行，枪只是在铝合金上面打滑。母亲见他那样，也不说什么，走过去将工具提了过来，认认真真地给他示范，一遍两遍不行，就三番五次，直到小伙子悟到了诀窍。

母亲动作麻利，自信而沉稳，我们非常喜欢她工作时的样子，喜欢这种汗流浃背却又如沐春风的感觉。机器的隆隆声，电焊的滋滋声，工友们的呼唤声，是对《劳动最光荣》最好的谱曲。

工厂外面有一条小河，河水很干净，一到夏天，菱叶就会舒服地趴在水面上，带给人们满眼的清凉。当小河里多了一条小船时，就是采摘红菱的时节。那脆生生、白嫩嫩的菱肉吃在嘴里，使人可以暂时忘却世俗的烦恼。

工地上的母亲更是认真，她拎起满满的水泥桶丝毫不逊男人，她总能将瓦匠师傅们需要的各色货品及时准确补充到位，母亲干活时是不惜体力的。但只要到了工地，我的心总是悬着的。我时常看到，楼上楼下的师傅们为了省时省力，经常将砖头从底下往上抛，每次都有三五块，虽然他们动作娴熟、游刃有余，我总无法释怀，每次都生发出对母亲的无限担忧。

然而，工厂和工地的劳动总会影响到家中的家务和农活，这往往又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家务和农活绝大部分是要母亲包干的，在这个基本靠武力解决问题的家中，母亲又多了一层风险。

那时候的我，没有好的办法保护母亲，只能在心中为她祈祷。然而母亲的性情天生倔强，当她的身体被武力挟持的时候，她的眼神是不屈的，她的嘴巴是不饶的，即便是匍匐在地，她也不会妥协，这又平添了她的苦难。

男性和女性的力量天生不对等，每一次的家庭暴力都以母亲的惨败而收场。那时候，我的生活中是没有法官、法院这类名词的，你的体力就是你的后台，我们娘三加起来也不过是妇孺之流，注定没有可靠的后台。

结果不能改变，但是见得多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母亲是愿意为了我们兄妹的安危而告饶的，只要我们参与其中，她的棍棒之罪便有一半会被代之以辱骂，虽然对不起耳朵，但少受皮肉之苦。所以母亲被打倒在地的时候，只要哥哥和我在家，我们是愿意争相往母亲身上扑的。

我们不愿母亲受苦，她自然更不愿我们遭罪。双方想着法子要在这鸡犬不宁、棍棒交加的生活中开出一朵哪怕是小小的昙花。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有时也可以给母亲带去片刻的快乐时，我和哥哥便想着法子宽慰母亲。她从工厂下班回家，我们就躲在她的必经之路，出其不意地从后面一把抱住她的腰或者偷偷地尾随她直到家中；母亲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时候，我们就给她送个水，带把扇，还装模作样地帮她磨镰刀。于是就出现了那一幕最美的童年画卷。

然而，生活的狰狞从来不顾及人的意愿，它随心所欲地张牙舞爪，要你尽察它的本性。

在我差不多快三年级的时候，哥哥生了一场病，刚开始大家不以为意，后来竟严重到要休学。

母亲到处求医问药，不过半年时间，精神的焦虑使她完全乱了套。只要有谁提到某某人、某某地，抑或是某某神，但凡和治病消灾扯点边，她都会找上门去。远的、近的，中医、西医，土方或是仙方，无一遗漏，我也跟着见识了各种各样的医生和半仙。

医生都长着凡人的脑袋，尽说不着不急的话，开出千奇百怪的药方，直至榨干母亲袋中的钱；那仙家更是神通广大，使你大开眼界。他们有的化身树干，有的显灵田间；有的能算左邻右舍，有的能通天上神仙，他们都明示暗示地显着自己的神通，并不说拍胸脯的话，而且不提钱，只要进奉。

家中本就没有积蓄，亲朋好友也借了个遍，前后折腾了一两年，哥的病情并无好转，但是对于治病，母亲的态度是斩钉截铁的。药断了没几天，钱断断续续又有了点着落，我很是疑心钱的来处，可每次提及时，母亲就顾左右而言它。

我疑惑了好久，担心着母亲，不想，真相却猝不及防地跳到我跟前。

那天是周末，快逢端午节，哥哥去了亲戚家，我只一人守着屋子。母亲一大早就出去了，说是加班，要我好生在家写作业。

我吃完早饭，胡乱写几个字打发了半个时辰，便觉百无聊赖，就一人悄悄地踱出了大门口。

这个时节百花凋零，瓜果蓄势；还需些时日，孩童们才能到那瓜田李下去顺手牵羊或是呼朋引伴地到长江江畔打一场泥巴仗，捡拾贝壳、田螺和毛蟹等。

我信步走到村中的一条小路，路北面是一大片水田，黄泱泱的田间点缀着许多绿绿的小块，那是提前备好的种苗，用不了几天，就要被分插到每家每户的田亩。再往东一点，挨着大田南边，坐落着村里的几户人家，每家屋后都有风景各异的篱笆院，再往前就是连通南北的大路。

我一边走着，一边就想起了母亲，收粮才没歇几日，过两天就到芒种，她又得忙得跟陀螺似的，我只恨自己不能快点长大，好为她分担一点。我揣着心思没走几步，但见有个人影从邻屋之间的弄堂处闪了出来，待我们定睛互看，我不由一惊，竟是母亲。

母亲看到我立马定在那里，她擎着双手，上面血迹斑斑。她没有像惯常大声地喊我，只傻傻地站着，眼神露出小偷的惶恐。

我被那满是污血的双手惊骇到了，它们在空中无处安放，逃遁无门，我和母亲一时都极为扭捏。然而我马上意识到前因后果，拼了命地往家中奔去。

那日起，有好几天我都吃不下饭，脑海里老是盘桓着那双手，它不仅使我恶心和恐惧，还让我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因为我知道那条弄堂后面发生的事情，那也是我极其不愿回忆和触碰的。

弄堂西侧那户人家南下打工，将屋子出租给了一个外地人，那外地人干的是捕蛇的买卖，在他居住的东屋有张古朴的雕花木床，在木床和北面窗户的水泥地上，堆着满满当当的网蛇袋，袋子有着细密的网眼，数量不下一二百，每袋又装有数不清数目的蛇，它们互相摩擦，发出滋滋的声响，有的翘着脑袋，有的收着尾巴。阴冷的光从蛇的小眼睛里射出来。我第一次见到时只觉冷汗直冒，脊背发凉，举步维艰，为自己的莽撞感到懊悔。

然而，懊悔是挡不住孩童的好奇心的，就像看恐怖电影，明知害怕又偏要涉足。当我又一次被好奇心驱使从弄堂进入那户后院的时候，我几乎耗尽了全部心力才使自己不至于双腿发软而倒地。其实，后院的营生，在大人的言谈中我早有耳闻，也经常被他们的话禁足于前，然而偏有那胆气冲天的瞬间，莫名的情绪钳制你走往“禁地”。

后院的西段有一截比人稍高的院墙，在我那绝无仅有的一次窥探当口，竟有两人各自擒住一条蛇，用钉子将蛇的尾巴固定在墙面上，只数秒，那蛇从上到下变得溜光，皮已被剥尽，它们痛苦地扭动，拧成各种惨烈样。我不记得当时是如何从现场逃离的，只从那以后，我再没有靠近过那条弄堂，即便是后来捕蛇人离开了，我也没有破例。

我的母亲，她也曾经是别人心中的小宝贝，被生活所迫，竟然去剥蛇皮，我一时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不愿将之同一心向善的母亲联系起来。

平日里母亲虽不是彻底的佛教徒，对于杀生的事情却是极不赞同的，每月初一、十五她都会到南面的土地庙上香，为儿女为家人祈福，她那虔诚的目光曾带给我安宁和慰籍。她到底承载了多少负荷，才说服自己走进了那条弄堂，对自己不留一丝一毫的怜悯。

生活从来没有疼惜过它卑微的子民！对于那个疼痛到忘了挣扎而完全投诚的奴隶，它依然步步紧逼！而我，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在那污浊不堪的泥淖中摸爬滚打。母亲用最为残忍又最为勇敢的方式在她的心上开了一道口子，一道撕心裂肺的伤口，只为了守护好自己的儿女。

我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被那一幕困扰，难以走出它的阴影；当然，最受困扰的那个人并非是我，我不知道母亲用了多少时间才从那段不堪回首的事件中走了出来，又或是她根本不能全身而退，只能等着时间来稀释心中的不安。

母亲按照自已的逻辑，自认为有了罪孽，她是相信因果报应的，她自己受罪倒没什么，她不愿意她的罪孽影响到她的小孩，她便想尽办法来消除自我认定的孽障。

那时，我已读到小学高年级，写字已成了家常便饭，字迹也还算工整，即便是不认识的字也可以依葫芦画瓢。有一天，母亲便拿来两张发黄的纸，让我照着抄，纸上的内容便是《金刚经》和《心经》。

母亲说了，我抄得越多，学习和生活就会越好。那时我还不能完全体察她的心思，只是对付着抄了几遍，后来就以作业为借口，将这事绕了过去。

就在《金刚经》和《心经》抄写没有多久，不知道是不是母亲的诚心感动了神灵，家中难得有了一个好消息，哥哥的病有治了。而且事情马上就着手起来，哥哥被带去了江南。

我特别要感谢我的表姐和一位婆婆，是她们，为哥哥为我们全家带来了生的希望，而这个希望来自于江南的乡村，来自于一位婆婆传承家钵的土方，来自于助人为善的家风。

等到哥哥回来的时候，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母亲的嘴角也难得有了笑意，我也打心眼里替自己高兴，替哥哥高兴，替母亲高兴。

那一段时日，母亲有了心情为我们营造一些童年的乐趣。农历七月初七，她对我们说，只要我们愿意躲在瓜棚架下守到半夜，等到天开门的一刹那，随意往天上扔个瓜果，那它掉下来的就是等样的金子。哥哥和我确也守过，可是从来没有挨到过十二点，自然也就没有见过金子，不过这场美梦倒是伴随我好几年，直到它自己醒了。

我们上初中的时候，生活并没有好转，欠的债要还，几张嘴巴仍要吃饭，我们的学费也要按时到位。母亲加班加点的干活并不能使拮据的生活有所松动。每到开学的时日，我便像个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家中自是缺钱的，但学费不能不交，不够的时候便要去借，而这又得是母亲出面——家中抛头露面的事情都得是母亲出面。每次，从母亲回来时的神情，我就能知道学费的有无，更能掂量出她受到的委屈和冷眼。

一年又一年，身心的疲累使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终至有一天，她的耳朵出现了问题。母亲不愿意为了自己的耳朵花钱，一拖再拖，结果过了好几个月，有一只完全听不见了。

哥哥和我悲痛不已，母亲竟然宽慰我们说：听不见也好，我干活还轻松点。她之所以那样说，是因为原来的工厂倒闭，她刚换了一家厂子，新的工作需要冲压，重型的机床冲压时会发出巨大的声响，耳朵出了毛病，倒成了母亲的“轻松”。

耳朵不好使，使母亲看上去更为落寞和抑郁，她少了唠叨，少了机敏，少了风风火火的奔命，她似乎更多地活在她自己的世界。

又过了段时间，那家机床厂也关了，捕蛇的人也早走了，工地上的人虽然一直照顾母亲，但由于耳朵的妨碍，没人愿意喊她。生活愈发艰难，母亲变得郁闷。她的生活里少了声音，却使她更能感受到生存压力的雷霆万钧。

那只一度完全失聪的耳朵，却给母亲惹来了很多的麻烦，甚至是屈辱，因为耳朵不会说话，没有人知道它的严重。

终有一天，只在家中上演的全武行，竟被强行拖到了屋外。那天我放学回家刚走到村头拐弯的地方，就听到母亲的哀嚎，我不要命的奔了去，破开围观的众人，发现母亲爬在地上几乎失去了人样，她一反往日的隐忍，泪水和声音不肯往肚里咽，而是痛快地哭喊流涕。我跪下去一把抱住母亲，泪如雨下。我痛定思痛，愤愤地对她说，我们走！我们离开这里！然而，我马上就尝到了祸从口出的恶果。不长眼的棍棒立马向我招呼，偏偏母亲眼疾手快，她探身向前一把将我揽在怀中，那棍棒便恰好落在她的脑后。

那天，虽然鲜血使我失去了理智，但它也终止了母亲当众受到的辱骂和不堪，因为有邻人第一时间去我家里扯来毛巾堵在破了的脑袋上，而母亲的生命竟然在那块毛巾的保护下得以延续。但是她的精神却几近萎靡了。

人要是万念俱灰，便很容易走上永恒的归途。日积月累的打击和磨难，终于凝结成了那最后的一根稻草，使母亲竟要决绝地弃我们兄妹而去。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刻骨铭心的一天，我遭遇了生命中最为黑暗最为窒息的时刻。

那一天，暑热难挡，大中午的天空就乌压压一片，厚厚的云层几乎能碰到头顶，到了晚上，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整个大地都在颤抖。

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刺破苍穹的闪电占据了每一个瑟瑟发抖的窗棂，我就像是一只受到惊吓的小兔畏缩在床上一动不动，竖将着耳朵，一直到轰轰烈烈的大雨袭来又退去，还在辗转反侧。我那受到惊吓的意识也陪着我直到很晚很晚，就在我马上进入梦乡的时候，一丝轻微的响动游进我的耳际。当我辩出这是母亲轻拉门闩的声音，心中不由咯噔了一下，不妙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摒气凝神，准备捕捉母亲接下来的动静，然而并没有听到大门被打开的声响。不过分把钟，我听见母亲慢慢朝我的床边挪来。我瞪着的眼睛赶紧闭上，身子也不敢动。不一会，母亲就到了我的身边。她轻轻地坐在床沿，捉住我的手握在手中，我不知道知道母亲到底要干什么。

黑暗中，我感受到母亲的眼泪滴在了我的手背上，我心酸难过，强忍着要夺眶而逃的泪水。母亲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缓缓地抬起身，向外面走去。

很快，我听到大门被小心推开的声音，听到母亲跨出门槛的声音，听到母亲的心在黑暗中撕裂的声音，我按捺不住，从床上一跃而起，跌跌撞撞走到大门口，半个晚上的大暴雨，门前小河的水已经漫到院子里了。

在那个揪心的夜晚，我根本不相信母亲编的出门的鬼话，只死死地抱住母亲的大腿，反复地哀求和啼哭，直至她和我一起跪倒在满院的泥水中。

此后，我从来也不敢在母亲的面前提起这事，也不敢过问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要我的母亲还在，只要她愿意为我们而留，其它的也就放下吧。

人只要过了那道似乎过不去的坎，终将向前迈去。

时间趟过了一条又一条河流，见证了一片又一片不同的树叶。

哥哥和我，也终于长大成人。上初中，上高中，外出求学，陪伴母亲的日子越来越少。每次在学校收到母亲的汇款单，我就有深深的愧疚感，我想到她过早染霜的华发，想到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执着，想到她为了儿女疲于奔命的辛劳，我只希望她能在劳动的间隙，好好地歇歇。

毕业之后，我又到外地工作，也只有节假日的时候，才可以回家看看母亲。随着年纪的增加，母亲也越来越老，她的皱纹更深，头发全白，长年累月的劳作，使得她的颈椎出现严重的劳损，发作的时候，会出现眩晕，如果手边没有可以支撑的物体，随时都会倒下。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还要不停地忙碌，她要地里种满时令的菜蔬，自足之余拿到集市去卖；她还要到各处去打零工，把攒来的钱贴补家用，她脑子里从来没有安享晚年这回事，她是决不愿意从劳动中退休的。

我原以为，长大之后可以好好地保护母亲，可以陪着她走过未来的风雨，可以为童年的顽劣为生活的痛楚作些弥补，但事实是，失去的很难再回来。而母亲已无谓于曾经的操劳和苦难，她精打细算，还在为我们生活的更好而费心，而忙碌。

当我们每次恳求她不要再奔波劳累的时候，母亲只是点点头，然后照样去干她的活、打她的工、走她的路。

尚未远去的庚子年，由于病毒的侵袭，很多人被困家中，哥哥和我也是一样。刚开始，我们为了减轻母亲的焦虑，尽量将事情说得轻描淡写；然而当疫情持续发展、假期一延再延、一切都不明朗的时候，我们自己倒变得忧心忡忡。

母亲见状，也不多言语，她将我们拉到一块块散落在村庄各处的自留地，信心满满地对我们说，有钱也好、没钱也罢，任何时候，只要土地还在心就不慌。她泰然的神情，那为了我们还要大干几十年的劲头，我只要想到，就会对母亲肃然起敬，岁月的磨砺不能泯灭她对于生活的热望，反使她牢牢坚守着脚下的土地。

是啊，在家乡那片肥沃的土地上，母亲日复一日地耕耘其间，她播下了种子，播下了希望，土地早已成了她的亲人，成了她生活的砥柱。

现在，那大片的庄稼地早已被人承包，母亲每每只能放眼叹息。所幸，那片土地，还在尽职于它最为本分的工作，每年按时插秧按节收粮。母亲也并不闲着，她让那些珍贵的自留地满满映照出四季的轮回。

前两日我回去看母亲，她躬身在屋后大片的菜地里，我指着爬满架的瓜果问她：这些年到底攒了多少块金子？母亲并不回答，只慢吞吞地从满眼绿色中抬起身子，露给我一个孩童般的笑脸。

我但觉有金灿灿的光从胸中满溢出来。

祝福我的母亲，祝福天下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