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患恶疾的我,闲来无事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总要浮现已经过世二十多年的母亲在世时的一些点滴小事。
三年自然灾害时,正在四川峨眉山脚下生活的我们当然也身受其害。那个时候个别负责人因夸下海口说四川不但不要外面支援还能支援兄弟省份,所以又在本省大肆收购粮食造成城乡普遍缺粮,而且还出奇的发明了“以菜当粮”的政治口号。对城市人口的口粮尽量压低数量限制供应。我那个时候是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而每月给学生定量的那点供应粮也就能够保证饿不死,其他的就无法说了。当然不光是我,其他人也是一样。总之,那段时间企盼吃顿饱饭,我认为是人的一生中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的最美好大事。
对比现在的社会环境,我认为值得提及的是,当时的领导干部和群众还真是同甘苦共患难。当然上层的我看不见不知道,从以后的学习中也可以看出那个时候毛主席、周总理他们也是节衣缩食与全国人民共同度过难关。不像当今社会告别领导不仅生活腐败连政治都腐败成风!那时我父亲是钢铁厂的厂长、党委书记,也领导着近万人呢。工厂的食堂很大,而且分“食一团”、“食二团”、“食三团”……。 每每从“食某团”门口路过那饭菜的香味传出来,馋得我口水质流淌,但我从不认为自己的父亲是厂领导而到食堂去蹭点剩饭剩菜、锅巴涮锅水什么的。
那么我们家当年是怎么度过缺粮难关呢?就凭母亲!母亲凭着从小受苦受难和参加革命后经常遇到的缺衣少食的经历,非常精细地把全家每月的定量粮集中起来,按照每天早中晚的不同数量分好装入罐罐、缸缸、甚至瓶瓶等容器中,严格控制食用,维持着全家人的生计。
为了确保父亲和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需要,母亲对自己非常的抠门!每顿饭就吃点菜叶喝点涮菜盘子的水什么的,很少吃粮食。结果很快母亲的身体就浮肿了即得了因极度缺乏营养导致的浮肿病。那段时间我们看母亲的两条腿都肿的明亮明亮的,皮肤被撑得如同薄薄的白纸一戳就破的样子,很吓人。但母亲仍然坚持为家计操劳不休。
母亲得了肿病时间不长就肿到腰部,这时人就不行了,每天站立行走都非常困难。当时厂里因突击生产军工产品,父亲天天在厂里。只能给我们捎话要我们送母亲去医院。我们找来一辆平板车,上面铺上床被子,我拉着姐姐和弟弟后面推着把母亲送到医院。到了医院,医生训斥了我们一顿,说如果再晚些母亲的命都危险了,吓得我们几个脸都白了只求医生好好给母亲治治。大概灾害发生一段时间了上层领导的头脑也有所冷静。所以也开始重视浮肿病了,毕竟社会主义社会因吃不上饿死人多了也不好。最终医生除给开点药片,还一次性给开了10斤粗糠。因为粗糠是治疗因饿导致的浮肿病的良药!这把我们给高兴坏了,还以为是父亲是厂长医生给的特殊照顾呢,连说谢谢拉着母亲就回了家。一到家把母亲搀回屋,我连水都没有喝一口拿着医生购买粗糠的处方,我快快地跑到了供应处。那排队的人多了去!都是持医生的处方在那里购买粗糠。我才明白不是因为父亲是领导的缘故而是治疗浮肿病就必须吃糠。轮到我才发现我连钱都没带,看着我那尴尬样,幸好卖粮的一位是我同学的妈妈,让让我先把糠拿走“二天把钱送来喔”。
我小心翼翼地把口袋套入出糠口,等人家称妥当一放闸板,那能够就母亲命的粗糠就全部流入口袋,我还使劲地拍拍那称的铁皮通道,生怕粗糠滞留在通道中少了分量救不了母亲的命。
10斤粗糠拿回来后,母亲强撑着病体要我们借来箩子,她亲自费力动手把糠过了箩,然后把箩下的细糠、粗糠分开蒸成窝头,要父亲和我们吃细糠窝头,她则吃粗糠窝头。我当时虽然未成年但还是懂事,表示不满,母亲还说我“你不知道,妈就爱吃粗糠窝头,妈小的时候你姥爷家很穷,连粗糠窝头吃不上的时候都有。如果能顿顿吃粗糠窝头,妈那个时候该有多幸福呢。再说了,这粗糠窝头才治我的浮肿病,你们吃了不给妈治病了?”见母亲如此说我们也不说什么了。我还不死心,提出我尝尝,母亲故作生气地说“尝什么!你吃了妈的病还治不治了。”
以后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时,我们要求吃粗糠窝头以表示革命决心,贫下中农满足了我们的要求。等粗糠窝头端上来后,我们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决心,争先恐后地抢上去拿,拿一个都不干,至少在两个以上。
开吃时我们个个张开大大的口狠狠地咬了一大块。等粗糠窝头入口后,哎呀呀,整个的满口腔里转就是咽不下去。那场景叫难堪。尽管大伙脸憋得通红通红,嘴里含混不清的还说着“嗯,好吃,好吃。吃!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