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墨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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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叔父是我父亲一生一世唯一的弟。在他的九姊妹中排序老八，按老家称呼我把叔父叫“二大”。
在我遥远的记忆里，叔父和父亲同住在一个四合院。按照旧时的长次规矩，叔父住在南房，父亲住在北房，上东房住着我曾祖父的三姨太，按家乡话我管她叫太太（曾祖母），甘谷老家人。记忆的深处，曾祖父死的早，曾祖母谨守着封建社会小妾的本分，一直寡居。她的三寸金莲穿着雪亮的白袜套，从民国走到新中国，她的头发梳的溜光，一盘结实的发辫在后脑勺盘起，有簪子插在头发上，她大部分的时间坐在炕上，骨子里渗透大家闺秀的孤傲，拒人千里之外，她看我的眼神有点冷，使我常常胆怯地不敢直视她呆板严肃的脸，但我在门缝里能窥见扁扁的她。于是，无论叔父怎么教我管她叫太太，我就是不肯叫。她的怀里常抱着一个瓜女子，记得老大了还不会言语，高兴和不高兴时，会哇哩哇啦吼上一阵子，便是她特有语言的表达方式。叔父除了这个瓜女儿以外，还有两个聪明伶俐的儿子，他们都是我的弟妹。
据父亲说:我们的祖籍是甘肃省甘谷县城（魏家巷）魏翰林家，曾祖父是魏翰林家第八代功名传承者，当然习得一手绝妙的书画艺术。曾在那个崇尚书画艺术的老县城——礼县，应邀去献艺，倍受礼县书画人士的赏识。在书香门第的光环下，曾祖父在礼县盛有名气，倍受老县城人们的拥戴。渐渐地的在礼县买地治家，后与王府院结为亲戚，娶王府院的女子嫁给我的祖父，并在礼县洮坪买田治地，修房盖舍，筑成闻名乡里的天井四合院、后庄园，一个旺盛的外来家族在山青水秀的大山深处扎根落户。我的祖母生养了包括我的父亲共九个儿女，但我从未见过来自王府贵族望门女子的范。据姑母和父亲说我的祖母不仅貌美，还是有名的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奇女子。但祖母在38岁那年因生第十个孩子难产致命，祖父因悲痛过度，后染上大烟，不问世事。从此一个旺盛的家族，在土地、长工、女佣越来越多，家大业大，富裕、荣耀的家族走上了衰败。
父亲是长子，那时才十三岁，身为长子的他再没有念过书，从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沦陷为一大家子人的苦役，从下人做的脏活苦活做起，挑起家庭的生活重担。大山深处放牧，耕田种地，炮治药材，养活九姊妹，供弟妹念书。父亲说，他那时冬天穿自制牛皮浅口靴（剪一块牛皮，打几个洞，用绳索串起来，脚面露在外面），脚后跟常冻得像娃娃的口。但父亲把姑姑、叔父都供成了文化人，那时候常听父亲说他过去的事情，父亲讲给我的大部分都是祖辈的古经。
后来，父亲参加工作，在礼县洮坪造纸厂工作，生活也逐渐转好。可不曾想，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来袭，家族曾经的富裕和荣耀，以及祖辈们买来的土地，挣来的家业等，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活生生的把魏氏家族的长子——我的父亲，造就成历届运动的“替罪羊”。无论那一界的批斗大会都少不了“小土地出租”高成分的父亲当“运动员”。
而排序老八的叔父，和父亲的命运就截然不同了，因是农民，就少了运动的批斗和精神摧残。叔父个头不比父亲大，长相也没有父亲清俊，但很睿智，有学问，最主要是诚实厚道，遇到事情总有他独到的见解，是方圆十里有名的大孝子，曾祖母到死都舍不得说一句叔父的不是。那时我幼稚的记忆里，每逢过年过节，家里总有操一口僵硬难懂的甘谷方言老亲戚来，似乎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几个屋子里墙上挂着的那些中堂、四扇屏、横幅等曾祖父的真迹。那些书画虽然已被岁月侵染了尘埃，陈旧泛黄，但甘谷老家人说:“这真迹现在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及，尤其一般人画不出这般神韵，是非常珍贵的遗物！”因为时代变迁，祖上的八辈功名到我祖父跟前就断弦了。叔父有时候看着这些宝贝若有所思的说:“我想先人留给我们的这些书画都没有落款的原因，大概是让我们后人好好保存吧，若有落款我们就会变卖或者换钱。”可是，在文革时期，家里常常遭到“红卫兵”的抄袭，弄得家底朝天，连人都无处躲藏，曾祖父那些珍贵的书画真迹被“红卫兵”一扫而光。于是，曾祖父的真迹虽很珍贵，但留给父亲的却已寥寥无几。
我依稀记得叔父家墙上挂的那幅山水画，画中有戴着官帽骑着毛驴走在山水之间的画面，是那种水墨画。虽然那些祖上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绝大部分被时代的风浪卷走了，但它留在我脑海的记忆与我的生命同在。
六、七十年代，叔父一直在生产队做会计，村民们见了他都是前襟长，后襟短的模样，冥冥之中，觉得叔父好像掌管着整个村子里人的生死大权似得的。那时我虽然还不明白事理，但眼里能看到村民们对叔父尊重的人多了去了。村子里逢年过节或有喜事，村民们都会请叔父写对联，逢大事他们都会请叔父去议事，生产队的分配更是离不开精打细算的会计。再是叔父善良、老实、厚道，远去的记忆里叔父就是村子里人的主心骨，也是我们家族里的生活和精神支柱。
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来之前，我的父亲先后在造纸厂、铜厂任职，后被特殊时代划分为“炮打司令部”的对象，晚上总少不了五花大绑，脖颈上免不了要挂大牌“反动派”。叔父就常常偷着给父亲和母亲预报消息说:“今晚又是批斗大会，记得给我哥把厚棉衣穿上，免得皮肉开花。”父亲与叔父一直感情好，叔父看着父亲的遭遇非常痛心！既不能替代，又无法施救。在那些岁月里，父亲被家庭成分“小土地出租”和所谓“炮打司令部”的运动折磨得死去活来，失去了忍受的极限，在村头大木桥下，上吊自杀，因叔父和母亲寻找及时，自杀未遂。那晚，我幼稚的记忆里父亲、叔父和我们都哭成一团……从此在我人生的意识里每当有人提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的身体就会打颤，心好似被鞭打，触及到我童年的疼痛，心会随着父亲曾受的苦难而破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