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善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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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黎明的时候，手机响了。
如果单从时间上看，可以称之为早晨，已经是北京时间6点20分。但是对于西陲边疆来讲，天还没有亮，当地人习惯用的乌鲁木齐时间，比北京时间整整晚了两个小时。也就是说，同在一个国家，我所生活的地方，与你生活的北京会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当北京的街头开始出现急匆匆的人流车流汇集成“早高峰”的时候，边疆的我们还在黎明前的夜色中酣睡。
当然，北京迎来灯火阑珊的夜晚的时候，边关依然阳光灿烂。时常会有人惊异于边疆迟来的夜幕和似乎不落的夕阳。我在那座小城工作的时候，为了错过夏季四十多度的高温，作息时间是下午五点钟上班，晚上八点钟下班。还有一个地方，因为高温持续时间更长，下午上班的时间定在六点钟。不管是五点钟还是六点钟，北京已经迎来了下班之后人流车流的“晚高峰”。
手机是双卡。从响铃声就可以分辨出这个号码并不是平时常用的那个。四年前，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动，从师部所在的边疆小城调进了司令部所在都市。为了让亲人朋友依然能够联系到我，新办了一个手机号的同时，保留了原来的号码。一部手机装了两个卡，设置了不同的响铃。这样，我可以根据来电铃声轻易判断出哪些来自身边的都市，哪些来自故交亲朋。
早晨6点多，相当于边疆的凌晨4点多。本地人一般不会这么早就打来电话。在这座城市，除了家人以外，我没有其他亲人。如果是工作上的事情，他们会在临近上班的时间通知，而且会拨打属于这座城市的那个号码。所以我判断，这么早打来的电话，很可能来自内地。
新疆人似乎不是这样表达的，他们习惯上把新疆以东的地方称为“口里”。我一直没搞明白这个“口”在什么地方、以什么为界。嘉峪关？星星峡？若是嘉峪关，应该称关内才对。若是星星峡，倒也有几分妥帖，因为星星峡地处新疆和甘肃的交界处，地势坐西朝东似一处张开的大口，出了星星峡，就是甘肃的“河西走廊”。所以不习惯这种叫法，就称之为“内地”。这样叫起来也容易产生一些歧义，因为似乎只有沿海地区才有资格称呼其它地区为内地。
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自己的叫法。与遥远的边疆相比，之外的地方都无可厚非地成为“内地”。
二
我看了看手机，来电显示是父亲的号码。
离家的这些年，先是我和父亲互通书信，最长的间隔不超过半个月，一定会收到彼此的问候。我在信中表达的多是年轻人无知与抱怨，父亲在信中多是安慰与鼓励。之外，父亲总会在信封背面写上两句格言警句对联，诸如“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小人无知常求醉，君子有量不贪杯”之类。后来有了电话、手机，书信就彻底消失了。掰着指头一算，已经有很久没有看到父亲那熟悉的书法字体。
从十八岁离开父母来到边疆，许多年过去了。这些年，我把自己的青春交给了距离故乡万里之遥的边关，双脚深深扎入泥土，成为一个普通的戍边人。
“面对弯弯的界河，背靠伟大的祖国。我们种地就是站岗，我们放牧就是巡逻。要问军垦战士的心愿，祖国富强就是我们最大的欢乐”。我喜欢这首歌，因为它是屯垦戍边人最真实的写照。从两千年前的西域都护府到今天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使命一直未改变。
二十多年里，我的记忆中只见到父母四次。第一次是来边疆两年之后，我被送入内地的大学深造，顺道看望了一次父母。那个时候，父亲还没有退休，母亲天天忙碌，我在家待了三天。第二次是我的孩子已经三岁，带老婆孩子回父母身边过年，当时父亲临近退休，母亲身体硬朗，短短的七天里，父母每天都沉浸在幸福之中。第三次，我赴内地开会，顺道回家待了两天。彼时父亲虽然退休，发挥书法特长，自己寻了个活儿，书写各种招牌牌匾之类，收入竟然比工资还高。母亲依然家中操持，老两口颐养天年。第四次，我到内地省市挂职，距离家乡只有一百多公里，期间驱车探望父母一次，当天去当天回。
也就是说，这二十多年里，儿子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不到半个月。妻子和公婆、女儿和爷奶只见过一面，在一起生活一个星期。如果安排他们在街头相认，一定会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擦肩而过。或许，他们可以被称作最陌生的亲人。
有人说我有家国情怀，自古忠孝难两全。只有我自己明白，所有的情怀终究不过是身不由己而已。
三
电话接通了，传来的是母亲的声音。
记忆当中，母亲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那些年我和父亲书信往来，母亲似乎成了一个局外人，基本只出现在我的问候里。电话、手机普及之后，我和父亲通话时，母亲还能经常和我聊上几句。我手机里储存的只有父亲的号码，我甚至不清楚母亲有没有手机。
这样说，感觉母亲好像是一个文盲半文盲的家庭妇女似的。其实母亲算得上个文化人。从逆境中努力考上师范学校，一年之后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开除，后来在乡村学校当老师，再后来嫁给父亲，生儿育女，侍弄土地，进城颐养天年。小时候母亲讲得最多的，就是她成长和读书时经历的今天看来绝对天方夜谭似的遭遇。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儿，出生不久她的父亲就因为担任过旧社会保长被镇压，她的母亲在她尚未出嫁时病逝。她的成长经历简直就是一部充满辛酸的血泪史。这也是她独立、刚强、坚韧的性格得以养成的基础。我的记忆中，母亲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女人，也是一个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人。我的性格受母亲影响最大，坚持、刚直。母亲却说我是犟种，别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我是那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据说性格相同的一家人很难相处，彼此就像一面镜子。好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母亲在外求学，一起生活的时间少得可怜，我和母亲并没有因为性格问题产生过太多的矛盾。
父亲退休的时候，孩子们都长大成家了。母亲才从乡下搬到城里居住。不像有些老人那样矫情，很难适应城里的生活习惯和节奏，住不了几天就闹着要回乡下。母亲曾经告诉我，搬到城里生活后她压根儿就不再想回乡下，每天要干的事情很多，公园里健身，超市里购物，邻里之间串门聊天，想吃什么出门就能买得到，头疼发热门口就有诊所，生活变得干净清爽，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愿望。如果不是当初从师范学校被开除，也许她早就在城里工作生活了。不管怎么说，母亲如愿以偿地进城生活，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做儿女的我们当然跟着开心。
每次给父亲通电话时，问起母亲，父亲总是说她一天到晚闲不住，身体比以前还好。有一次我结束探亲准备返回边疆，母亲悄悄告诉我，你以后还是别回来了。我一怔，为什么？母亲说，你每次回来待那么几天，我和你爸还没来得及高兴就面临着伤心别离，心里比你不回来还难受。我内心就多了几分自责和内疚。
其实，我真的没有那么忙，边疆的工作也不是离不开我。很多时候，我的时间都像天空的云一样，被边地四面八方的风，吹得无所适从。
四
是国祥吗？这是电话里传来的第一句话。
尽管两秒钟之前我还在梦中，但我还是很清醒而肯定地向母亲确认了我的身份。离家太久了，我已经讲不出故乡的乡音。母亲这样问，就是因为她听到的是一个中年男人普通话的口音，她担心把这个电话打给了别人。
国祥是我的小名。与很多人的小名不同，我的小名过于正式。乡下的同龄人小名多是较为随意的，比如麦收、工厂、狗剩、铁蛋之类，很接地气，叫起来朗朗上口，也很好记。偏偏我的小名就比较正式，让我很是自卑了一阵子。
当然这怪不得父亲。因为我的小名不是他给取的。也怪不得我的爷爷，爷爷当时也没有资格给我取名字。我的曾祖父那会儿还健在，又是一个老学究，子孙后代取名字是他的专利。我还没出生，大名小名都已经取好了。曾祖父说，古语云：国之将兴必有祯祥，我看大志他媳妇这胎若生个儿子，小名就叫国祥吧。大志是父亲的小名。生下来果然是个儿子，所以一出生就国祥国祥地叫着。与小名相比，我的大名就逊色多了，只不过是姓氏加上辈字再随便添加一个字，没什么太多的讲究。
本来在乡村，邻里乡亲之间从小就喊小名，一直要喊到离世。入土的时候才会发现，他的大名竟然已经遗失多年。可能是小学初中毕业后，再也没有机会在作业本考卷上签名的缘故，自己就把大名渐渐淡忘了。不讲究的人家，也没个墓碑什么的，依然张三王五地喊着，并没有对亡人不尊重的意思。遇到讲究的人家，还是要将大名找回来，请了师傅刻在墓碑上，只是活着的人看了名字怎么也想不起这个人是谁。就像如今到村里去拿着我的大名打听我，估计百分之百的人都会说不认识这个人。
从十八岁离开家乡，二十多年来，我一步步远离故乡的同时，也远离着自己的小名。除了父母会在见面或者电话中喊我的小名，已经没有人能把国祥这两个字和我联系在一起。包括我自己。
五
父亲走了。母亲轻声告诉我，就在刚才，父亲停止了呼吸。故乡刚刚迎来早晨的喧嚣，边关还处于微弱的黎明。
那一瞬间，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是放声大哭 还是安慰母亲不要太伤心。在话筒这边，我沉默了许久。接受这样一个消息，我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一定的勇气。从一个孩子到人到中年，我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和坎坷，唯独没有经历过失去亲人的撕心裂肺的痛。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父亲去世的现实。
那一刻，我企图把有关父亲的记忆在短时间里还原清晰，但我没有做到。甚至我已经完全忘记父亲的样子。沉默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失去亲人的悲伤，大脑剩下大片的空白。
父亲之前，我的家族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主张耕读传家。到了父亲，却要弃农从军，看看村庄以外的世界。谁曾想一去杳无音信。那阵子正赶上中印自卫反击战，爷爷奶奶都以为他已经战死沙场。说起来是读书人，实际上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胆小怕事儿，也没人敢逐级打听父亲的下落，也就不了了之。反正父亲弟兄三个，爷爷奶奶也不在乎少了个儿子。
八年之后，父亲回家了。他告诉爷爷奶奶，自己已经转业到一座工业城市工作，离家400多公里。报到前回来探望一下。爷爷奶奶只顾着高兴，也忘了仔细打听这八年里父亲到底经历了什么，反正人完好无损地回来了，还成了大城市里吃商品量的“国家的人”，也算是光宗耀祖了。后来赶紧张罗着帮父亲介绍对象，这个年龄已经属于大龄青年，不太好找合适的。老天安排的就是这么巧，母亲那个时候还在学校当老师，苦于出身不好又有些心高气傲，一直没有谈婚论嫁。媒婆上门一介绍，巧了，父亲和母亲竟然是中学时的同学。就这样，父母走到了一起，有了姐姐、我和弟弟，老王家的香火得以继续传递。
父亲当兵的八年时间，成了我们家的秘密。其实那是属于父亲一个人的秘密。没有人知道他这八年在哪里，干了什么。就连母亲也不知道。少年时代的我企图从父亲的藏书和笔记里寻找些许蛛丝马迹，每次除了读了不少晦涩难懂的书，基本没什么收获。当然 ，还是有一点的，比如小学五年级时找到了几本《三侠五义》，成为我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课外书之一。至于什么《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之类的书籍，一点兴趣也提不起来。
父亲不说，我们也没有再继续问。每个人一生总要有几件属于自己的秘密，何况自己的亲人？记得有一天，我到边疆五年之后的某一天，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说太巧了，刚才翻看报纸，发现有我的一篇文章，旁边的另一篇文章是介绍当年他所在部队情况的，时过境迁，当年的国家秘密现在已经解密，现在他可以告诉我了，当年他就是在这支部队里待了八年。我的手头自然也有这张报纸，只是除了自己的文章，我并没有注意旁边的那篇。挂了电话，我马上找来那张报纸，原来是介绍第一颗原子弹基地的文章，父亲就是隐姓埋名在那里当了八年兵，甚至连逝去的奶奶都不知道这段秘密。
后来有机会去青海，到了金银滩采风。想着一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带着父亲重访故地。这么些年，父亲再也没有回到过去这里，我相信这个收藏了他人生最好时光的地方，一定曾经让他魂牵梦绕。
记得父亲有一个红色塑料封皮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位卑未敢忘忧国。当年也没有逃过我的“审查”，我还在旁边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每个普通人心中，都曾装着家国。
六
母亲问我，能不能回来，看父亲最后一眼。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如果不是疫情爆发被隔离在家，此刻我应该在南疆的农村和村民一起忙着秋收。疫情还未结束，如果我必须要回去，首先要做核酸检测，拿到结果需要一两天时间，然后乘飞机回到家乡省城机场，隔离十四天。等我解除隔离回到家，父亲可能已经入土为安。
有一位同事，前几天母亲去世了。他的母亲距离我们所在的城市只有几百公里的路程，高铁2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但是该死的疫情，让咫尺变成天涯，强制隔离十四天成为一道无情的藩篱，让活着的人无法看逝去的亲人最后一眼。最后这位朋友没有回去，社区帮着把母亲火化安葬。当时他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话筒里挤满了悲伤。
我在话筒里沉默许久。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母亲。
母亲说没事儿，回不来就算了，人年纪大了都会离世的，你自己在外边注意身体，别太伤心。
那一刻，我的时光暂停在边城的黎明。积攒了多年的悲伤在瞬间决堤。如果可以，我愿意用我拥有的一切，换回父亲的醒来。可是我又清醒地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离别比相聚更加决绝。
我坐在书桌旁，眼泪秋雨一般滴落在纸上，瞬间洇湿一大片。窗外的黑似乎更浓了一些，疫情的封城让这份悲伤多了几分凄凉。父亲的样子在我眼前开始清晰，然后逐渐模糊，再逐渐清晰，再模糊，直到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确认父亲的样子。我知道父亲真的走了，留给我一个无法回归的故乡，让我在遥远的边城独自承受失去至亲的万箭穿心。
我已经五年多没有见到过父亲。我的意识当中，父亲刚刚退休没几年，过着安逸的晚年生活，和母亲一起去公园健身，去超市购物，去菜市场买菜，练几笔书法，喝浓浓的茶。我常常跟身边的朋友幸福地谈起颐养天年的父母，衣食无忧，身体健康，儿孙之福。我忽略了饱经沧桑的老人的晚年，为什么被叫做风烛残年。一个隐名埋姓深藏功名隐藏了八年青春历史的老人，其实早已疾病缠身。
从十八岁独自一人到边关，也许就注定了我愧对所有的亲人。二十多年来，我爱的和爱我的亲人们在故乡相继离去，爷爷，奶奶，伯父，舅舅，每一个人离去的消息传来，都让坚强的我瞬间肝肠寸断。有的时候是父亲打来电话，有的时候是母亲传来的信息，他们总会在告诉我亲人离世的消息之后，安慰我在外面保重身体，回不来的话就不要回来了，亲人们都能理解。也正是父母对我的理解与宽容，让我在边关的风月里享受坚持的魅力。我总是用“自古忠孝难两全”来安慰自己，把自己从事的平凡的职业当成神圣的使命，把自己对现实的恐惧掩饰成家国情怀。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坚持其实毫无意义，无非就是对逝去亲人的躲避。
现在，父亲走了，我不能再拿任何理由搪塞自己。一个儿子没能尽到养老的孝道，不能不为父亲送终。
残酷的疫情、冷酷的现实给我当头一棒，把我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我成了一个不忠不孝的孽障。
我拿起笔，试图在泪水洇湿的纸上记录下此刻的感受。我的悲愤喷涌而出，堵塞了思维的出口。最终，那张纸上只写了一句话：
父亲走了，我再也不能喊爸爸了。
七
我多么想回到故乡看父亲最后一眼，送父亲最后一程。就像当初父亲送我离开故乡一样，一个在列车上，一个在列车下，我们的眼神只隔着一层车窗。那时候父亲送我离开，是为了让我寻找到一个可以强壮翅膀、展翅翱翔的地方。现在，我和父亲不仅是天各一方，还隔了一层故乡厚厚的黄土，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转瞬之间已成永别，今生再难相见。
其实，我的职业并没有想象中的神圣，我的岗位并没有什么特殊和重要。我只是共和国西北边陲数百万屯垦戍边者中最普通的一个，我仗剑扶犁、耕云播雨，我收获五谷、感悟人生。边疆少了我，同样山河无恙。只是离开故乡的这些年，不知不觉中把边关当成了故乡。每次离开，都有着莫名的惆怅。这么些年，我在边关的风沙中成长。如果我算作一棵树，我冗长的根须已经深扎在大漠戈壁。
就这样，我渐渐疏远了故乡，疏远了生养我的父母亲人。越是这样，我越是害怕听到亲人离世的消息。我多么希望自己在边关受尽人间的疾苦，换得亲人的安全与幸福。当我发现自己的努力付出在失去亲人的痛苦面前不值一提的时候，我开始怀疑自己付出的意义，甚至动摇了当初的选择。有时候，对亲人的感情可以在瞬间占据所有的人生。
我工作过的某个团场，有着几百公里的边境线。一位年轻的牧工在那里放牧巡边，有一天当他看到边境外侧的界碑上刻着他国的国徽国名，心里开始不平静。从那天起，他在放牧经过的边境线的石头上，用刀子刻下“中”字。他的本意是想刻下“中国”，但他是一个哈萨克族文盲，听不懂汉语，更不会写汉字。就这样，几十年过去，那段边境线上的每块石头，几乎都被他刻上了歪歪扭扭的“中”字。那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共和国公民，心中的界碑。
我亲身经历的故事，从某种角度看平凡得抵不上柴米油盐的价值，却让我感受到一个人的坚持，对自己、对家国的意义。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边关的很多人像我一样，可能还在为一日三餐、家庭琐事犯愁。但他们在用自己的坚韧和包容，默默成为负重前行的那个人。
八
十天后，边城的疫情终于趋于稳定，迎来了出行的松动。当天下午我就去医院做了核酸检测。第二天拿到结果，晚上就登上了离开这座城市的航班。
一个半小时之后，我抵达了两千里之外的南疆一座简陋的机场，然后乘坐汽车前往两百里外的目的地——我担任第一书记的那个依然贫困的村庄。
半个月后，我开始微笑着面对朴实的村民，和他们一起商讨建设美丽乡村的打算。没有人注意到我微笑着的眼睛里，沉积着厚重的悲伤以及新近增添的沧桑。
父亲走了，带走了我一半的故乡。还有一半，在活着的母亲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