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红薯

故乡那个时期很穷。

穷到什么程度呢？家家户户可谓家徒四壁，除了几张睡觉必须用到的简陋的床铺之外，家里没什么东西。当然，还有一口盛粮食的大缸。厨房倒是很大，但也就一口铁锅、一架风箱、一块案板、一口水缸，更多的空间里都用来堆放各类柴禾。

故乡是一处小村落，我的记忆当中并没有什么地震水灾等严重的自然灾害，年年风调雨顺，田里的庄稼年年丰收着，可家家户户一年接一年几乎都是吃不饱饭，而且一年之中三分之一的主食不是粮食，而是红薯和红薯干。那时，我以为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这么穷，所以并没有什么不平衡感受。

一入秋，地里的红薯长成了。家里开始减少粮食的消耗，以吃红薯为主。因为穷，家家户户一天只吃两顿饭，一来节省食物，二来节省烧饭的柴禾。早晨煮一锅红薯，一家人吃了当早饭。中午谁饿了会吃几个已经放凉的红薯，算作“点心”。晚饭有时候会是红薯面窝头，当然还有稀的，红薯稀饭。

红薯这玩意高产。记得那个时候我家种了许多红薯，一到秋天挖红薯的场面不亚于夏天收麦子那样的热闹。田野里到处都是人，拔红薯秧子的、出红薯的、削红薯片的、晾红薯干的，忙得不亦乐乎。家乡习惯把“挖”红薯称为“出”红薯。一般情况下，“出”红薯的时间会选在深秋，红薯叶经历一次次秋霜的打击，从郁郁青青变得蔫不拉几，再慢慢变干泛黑。这个时候，其他庄稼都已收获完毕，家家户户都可以集中力量收获红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机械，“出”红薯以及处理红薯全靠人力，劳动强度不小，所以都是全家齐上阵。毕竟红薯关系到漫长的严冬一直到来年夏收时的口粮，哪一家都不敢马虎。

“出”好的红薯主要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自家院里或者家门口挖一个地窖，把一车车红薯放进地窖保鲜，从农历十月可以吃到来年三月，吃不完的红薯还能作为第二年种红薯的种薯。人穷志短，那时候家乡的民风不好，偷鸡摸狗贪小便宜的情况时有发生，谁家的麦子玉米还没成熟就被偷了一片，树上的果子更是等不到成熟就被偷光了，所以家家户户很少种瓜种菜，所以那个时候吃饭几乎没什么菜，馒头（虽然很少吃到白面馒头）、窝头之外，就是面条、红薯稀饭，蔬菜瓜果一定是奢侈品。但是，很少发生谁家地窖里的红薯被偷的事件，毕竟每家都有而且已经吃得胃酸心凉，要偷也得偷点好一些的东西。

另一种处理方式就是在田间把红薯削成片，摊晒在刚刚“出”完红薯的地里，四野被红薯片衬托得白茫茫的，好似下了一场秋雪。秋高气爽，红薯片在地里大概一周的时间就可以晒干，然后被乡亲们作为“粮食”囤进自家的仓里缸里。因为红薯干比较占地方，许多家庭干脆堆满一间房子。根本不用担心老鼠会吃红薯干，它多聪明啊，也知道胃酸的滋味难受，压根不吃这玩意。需要的时候，把干透的红薯片在大石臼里舂成一厘米见方的碎片。像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儿，一般都由家中的孩子完成。红薯干的碎片放到石磨上碾压成红薯面粉，则需要大人们去做，毕竟是件体力活儿，小孩子很难推得动两扇吻合后显得更加笨重的石磨。当然，有条件的家庭，会有一头牛或驴来拉磨，那就省了不少人力，只需要有人不断地往石磨上送料，用一把高粱穗做成的扫把把磨盘上慢慢堆积的红薯面收拢起来，用笆斗装了。往往一大堆红薯片才能磨出一笆斗面粉。那个时候我家既没有石磨，也没有牲畜拉磨，穷嘛。所以把红薯片变成面粉就比较麻烦，先是去有石磨的人家“预约”，因为全村也没几家有石磨的，有限的几个盘石磨几乎每天都有人在用，所以必须提前打招呼。借用人家的石磨已经不好意思了，所以不好再开口借用牲畜，那就只好自己推磨，磨一笆斗面粉需要推半天的磨，很是累人。

磨好的红薯面，看起来雪白莹亮，要比玉米面好看得多。但因为红薯面无法发酵，一般只能做成死面窝头、饼子之类，放进蒸笼时还是白色的，蒸熟之后打开笼屉，一坨坨乌黑乌黑的像石头一样。当然，家中有余粮的人家，会将小麦面、玉米面和红薯面掺在一起蒸成馒头。我家没有余粮，所以我的记忆里只有乌黑乌黑硬邦邦的红薯面窝头和饼子。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因为什么原因没吃饭就上学去了，后来母亲到学校给我送来两个刚蒸熟的红薯面窝头。没有菜，没有辣椒和佐料，甚至没有一点盐水，我就那样一口一口吃着。尽管如此，红薯毕竟有着粮食的特性了。所以一直到今天，包括红薯、马铃薯在内的薯类，都还被国家统计为粮食作物。

因为生产力低下、土地面积有限，粮食生产受到的局限性很大。据说从唐朝到明朝的近1000年时间里，中国的人口一直维持在1亿人左右。一直到明朝万历年间，红薯这种原产南美洲的作物几经辗转，从菲律宾传到我国沿海地区，后来有个叫徐光启的人致力推广，种植面积迅速扩大，逐渐成为养活人口的重要作物。在短短的二三百年时间里，中国人口迅速增长到3亿多。直到今天，有些地方还把红薯成为“番薯”。

我的童年是伴随着红薯长大的。有一年夏天，我好像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所以变得开始关心身边的事情。那天在家后的空地上，村里召开了一次村民大会，好像公社的领导也来了。以往作为孩子我对这些是不关心的。但那时我已经是个学生了，突然觉得应该关心关心大人的事儿了。我爬上一棵树，开启了人生第一次“列席”会议。好像说的是改革开放的事儿，公社领导号召乡亲们要拥护改革开放政策，好日子会很快来到，到时候顿顿吃白面馍夹大肉片子，不再天天把红薯当成主食。当然红薯还要种，只不过要当成点心吃，价格比白面还贵。我被公社领导的一番言辞惊呆了。啥？天天吃白面馍？红薯当点心？打死我也不敢相信。家乡把吹牛称作“喷大空”，我当时就认为那个公社干部在喷大空。所以一下子兴趣索然，跑回家继续吃我的红薯。

可能是母亲清楚光吃红薯营养不足，所以村里村外只要谁家办红白喜事，家里都会派我参加。不为别的，母亲就是想让我吃一顿饱饭。每次去之前，母亲都会翻箱倒柜找出一张早已被磨毛了的钞票，5毛的或者1块的，作为“份子钱”，一再嘱咐我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多吃馒头（红白喜事的宴席一般情况下都是白面馒头），千万要少吃汤汤水水的菜。所以我的少年时期，经历了许多红白喜事，人家结婚我当过压轿的童男，代表婆家参加过迎亲的队伍，代表娘家参加过送亲的团队，人家办丧事我行过八拜九叩的大礼。现在想想都有些佩服少年时的自己，好像什么都经历了都懂了。其实就是为了能吃上一个白面馒头。

没曾想仅仅时隔几年时间，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家里基本上能顿顿吃到白面馍了，虽然还没有肉，但我已经很知足了。后来离开家乡去县城读书，去更远的地方读书工作，再也没有吃过红薯面的窝头。甚至不再碰红薯这类食物，街头的各类烤红薯生意很好，我也只是驻足观看一下，很快胃里就会有一阵阵酸楚。更多时候，红薯于我只是瞬间勾起思乡之情的引线。

因为红薯，我才常常想起万里之外的故乡。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