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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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正德年间，随着户制的土崩瓦解，日益沉重的负担，使得生活无着的破产户纷纷离开户籍所在地。他们除投身海洋成为海盗或海上商贩和涌入长江三角洲与首都圈附近的新兴城市务工谋生外，有很大一部分逃往了明朝政府难以控制的各省边界山区、尤其是 “界连四省（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林木茂盛的广袤山区拓荒。他们定居荒无人烟的大山深处，过着刀耕火种、毫无拘束的生活。
开始，为了对抗当地居民的暴力抵制和自身防卫，他们不得不把自己武装起来。后来，他们与不断流入的饥民汇合，占据山溪险峻地形，潜处其间，搭棚以居，因此也被称作“棚民”。他们其中有部分成为抢劫近邻的土匪，并“有吞食附近村庄之势”，“不时出没剽劫”，声势浩大，严重危害湘赣两省安宁，“东追则西窜，南捕则北奔”，极难肃清，朝廷倍感格外棘手。
由于苛捐杂税日益沉重，贪官酷吏的层层盘剥，许多农民觉得做土匪比做农民划算，便纷纷加入“棚民”之中去，形成许多据点。其中最大的据点，是地处粤赣交界的九连山深处一处叫浰头的天然要塞。“贼巢”浰头设40都督，据守38山寨，匪首池仲容自封“金龙霸王”。他们卖通县衙役隶，并且勾结大庾的陈曰能、乐昌的高快马和郴州的龚福全等，遥相呼应，先后攻打龙川、翁源、始兴、会昌、河源、龙南、南安府、信丰等府县。
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正月十六，时年四十六岁的王阳明作为正四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受命赴任，负责维持江西南部南安府、赣州府和福建省的汀州府、漳州府等多个地方的治安工作。其实，王阳明的主要任务就是肃清频繁发生的土匪之乱，恢复秩序。
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正月，王阳明亲率官兵征讨三浰（上、中、下浰），无奈这里地形“连峰际天、飞鸟不通”，“置向其中、莫知西东”，且盗贼顽强凶悍，熟悉地形的覃桓、纪镛又相继战死，使王阳明一度陷入了沉思。
他一面健全地方组织与加强民间防御，一面就地取材、编选民兵，日夜操练。王阳明曾一度受宦官刘瑾排挤，于正德元年被贬到贵州龙场，任管理驿站的“驿丞”。那次著名的“龙场顿悟”，使王阳明深悟“心即理”，并推衍为不朽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思想体系。谪居贵州龙场驿，三年艰苦生活，王阳明彻悟了格物致知的真旨，彻悟了“道”的深切影响。除“格”天道、地道、人道外，他还十分重视驿传、车马之“道”的经营。因此，另一面，王阳明指挥民兵士卒修复被毁坏的栈道、连通因盗匪横行而一度荒芜的官道，为全面剿平贼寇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古道旁，有一座香火鼎盛的“九公庙”，据说十分灵验。一日，王阳明到“九公庙”祭神，痛陈“人之无良，亦足以为山川之羞”，“愤浰贼之凶悖、民苦荼毒，无所控吁”（《祭浰头山神文》）。
暮春三月，杂英夹道。王阳明善用怀柔政策，采用剿抚并用的策略，向匪寇发布招降檄文，剀切晓谕他们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字里行间流露出阳明子哀怜无辜的恻隐之心和爱民如子的仁者胸襟。当地那些冥顽不化的“棚民”，逐渐受到王阳明精神的感化，土匪内部也随之出现瓦解之势。王阳明巧用“反间计”，计擒贼酋池仲容后，乃佯装退师，潜伏于赣南驿道内。又一日，趁月黑风高之夜，乘机直捣贼寇巢穴，肃清余寇，“收廓清平定之功”。王阳明在军费不足的情况下，只用了三个月的工夫，成功破获土匪（《王阳明全集》奏疏《浰头捷音疏》），绥靖地方，从此再无寇盗扰攘，百姓安宁。
王阳明班师之日，沿途百姓扶老携幼，箪食壶浆，焚香迎拜。为了防止七零八落的残匪死灰复燃，安定明朝边陲局势，王阳明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五月，奏设和平县，割龙川县属和平、仁义、广三图（都）和河源县属惠化图以及江西龙南县邻界一里以内的地域，设县治于下浰，置戍兵于扼险要隘防守。王阳明还兴立社学、创设乡约、普施教化，原本民风悍戾鄙陋的山区，竟一变而为淳朴礼让之乡。
粤北赣南通道，自此南北贯通。一直到清朝末年，沿途各驿站，均派塘兵防卫驻守。王阳明用兵戡乱、连通粤赣驿道，“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对安定明朝南部边陲局势、开拓发展南岭经济也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