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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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夏天，那是一个有点炎热的傍晚，天上停泊着一朵朵厚重的云彩,像一艘艘航行的船，西沉的夕阳点缀了其中的几朵。那时小红忠6岁，他的哥哥寿许17岁，但在他心里，哥哥俨然一派让人钦佩的大人的样子。这时候哥哥正在给他刻制一把木头手枪，是那样的专注，那样的细致，手上的”刻刀”（自己打制一把尖刀），时快时慢，时轻时重，很快，一把枪的雏形就要出来了。他在一旁眼睛看得直勾勾的，内心里充满了对枪的渴望和对哥哥的敬佩。但就在这时，巷子口传来了几声呼唤哥哥的声音：“走了！走了！寿许，看电影去啦。”这声音不断地传来，不断的催促。小红忠不知道呼喊他哥哥的人是谁。但他知道这是哥哥的小伙伴在喊哥哥到3公里远的部队去看电影了。这声音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有力，又是那样的肯定。如今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声音似乎还在巷子口不停的呼喊着，穿越时空，一直不停的叩响着他的心扉，就好像呼喊他哥哥的不是他的小伙伴，而是那个傍晚，那个时代，也好像是一种命运的呼喊。
这时候哥哥犹豫了，一方面他必须得跟伙伴一起去看电影了，另一方面他手上雕刻的木手枪很快就要成形了，哪怕再有而二三十分钟，他就可以把一只漂亮的、崭新的木头手枪交给他的弟弟了。但那个呼喊他的声音不断传来，他没有选择了，他把枪轻轻交给弟弟，说，等我回来再继续给你做。满心期待的弟弟像受了莫大的委屈一般，把枪丢在一边，发火说，你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了！哥哥犹豫了，他站起身，一边向门口走去，一边回头看着委屈的弟弟。但他最终走出了家门，追寻那个呼喊他的声音去了。
哥哥就这样走了，一去就是近半个世纪。
小红忠是第二天知道哥哥出事的。那天早上家里的人很多，大多是家门的亲戚和长辈，出出进进，都在忙碌着什么事情。也许他是从大人们的脸色和交谈中知道哥哥的事的。最让他刻骨铭心的一幕，是他母亲正坐在那把靠背木椅上，撕心裂肺的痛哭。任由一位姓孙的叔叔怎么劝解也停不下来。他劝解的大体意思是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一定要节哀保重身体，要多想想正怀着的孩子。那时候他母亲正怀着小红忠9个月大的弟弟。眼前这一幕让他惊呆了，他难受极了，既为哥哥回不来了难受，也为心中一向温和慈祥坚韧的妈妈如此悲痛而难受。
他想到昨晚哥哥临走时，自已对他说过的话，内心似乎有了一种负罪、内疚和悔恨的情感，并且这种情感感随着他的成长越来越深。他母亲失声痛哭的一幕，即使是数十年后当他向人诉说时，也会哽咽着无法说出话来。他说，他是一个最不能看到母亲流泪的人，甚至看到和母亲一样的女人流泪时，内心也会有莫名的悔恨和内疚的情愫。也许正因为这一复杂的情感，到8岁时他要读小学的头一天，他穿着雨水鞋，学着电影里那些大人物走路的样子，一边雄赳赳的走着，一边嘴里念着：读高中、读大学，将来长大了开着“跑跑车”来拉妈妈。后来他果然实现了这个愿望，但他内心的悔恨和内疚的情愫却一直未能减少。
哥哥出事的第二天，小红忠一直躲在角落里，他时而看看地上的蚂蚁，时而摆弄着那只快成型的木头手枪，郁郁寡欢，孤孤单单的，不敢多说一句话，看着家里来来往往的大人，他不敢向任何人打听哥哥具体发生的事情。只是用眼睛看，用耳朵听，收集着哥哥的点点滴滴。
哥哥出事的一些细节，小红忠是从别人的嘴里听到的。有的是哥哥的同伴，有的是他的同伴。有的毫不顾忌的当着他的面说起，有的见到他时就停止了讲述。但他最终知道了哥哥出事的全部过程。
那个傍晚哥哥和来喊他的伙伴一起走路到3公里远的部队电影场去看了电影。回来的时候，村里有一个名叫李世民的在外县汽车公司当修理工的老乡，他并没有驾驶证，只是有空时悄悄的跟着开车的工友学过几次驾驶。这一次他趁着单位上搞派性斗争（那时尚在文化大革命区间），厂里混乱，没经批准就私自开着单位的车回家来了，路上恰巧碰到放电影，就停下来看电影。这是一辆解放牌的有篷布的大卡车。车子就停在部队门前的公路边，公路边上长着一棵棵高大茂盛的桉树。那个时代坐汽车是件新鲜事，村子里来看电影的人听说他要开车回老家去，就纷纷挤上了大卡车。由于人太多，车厢里密密麻麻的挤满了人。据说连车头上都站满了人。小红忠的的哥哥寿许就在车箱里。后来据他哥哥身边的同伴说，当时他在车厢的右边，紧紧的靠着一个支撑篷布的铁拦杆。当时因为是夏天，再加上车厢里人太多太拥挤，非常闷热，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这时候他哥哥面前恰巧有一个小窗口，他就把头伸出去凉风。就在这时车辆启动了，由于人乘坐的太多，还有车头上的人遮掩了视线，李世民又不是专业驾驶员，技术差，结果开出去十来米，车就开到路边的沟里去了，车厢撞在了路旁的桉树上。这时把头伸在窗外凉风的寿许的头部就被车和桉树挤庒了一下，受了重伤。
接下来的事情是多年以后小红忠的老舅告诉他的。他老舅说他当时恰巧在车子附近，看见车子开了十来米后，车身一偏，还听到咔嚓一声摩擦的异响，车就停了下来。接着马上就有人说，伤着人了！伤着人了！车上的人便开始骚动起来，不少人从车上跳下来，然后又有人说是寿许受伤了。小红忠的老舅当时一听到寿许的名字时，心都凉了，脚手都软了，他赶快爬上车，隐约发现外甥已躺倒在车厢一侧，他用手一摸寿许的脸，全是潮湿的和黏乎乎的液体。他心里暗暗叫了一声，寿许的头部受伤了。让他欣慰的是当时外甥还有一点点气息。当即，在几个老乡的帮着下，老舅把寿许背在背上，朝500多米远的部队卫生院跑去。虽然是上坡路，但不知老舅哪里来的力气，飞快地背着寿许来到了卫生院门口········一切都太晚了，再说一个小小的部队卫生院，也根本无法救治哥哥……老舅满身是血，他气喘吁吁，根本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竟是真的。当晚小红忠的父亲也去看电影了，并已往回家的路上走了近一公里远，突然听到背后有一个人跑过来喊他的名字，告诉他，他儿子出事了。当他飞快地跑到部队卫生院门口时，儿子已停止了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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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小红忠的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生产队的支书普家云知道后，马上安排人帮着处理后事。当晚有人帮忙问到有一家有一口棺材要出售，就叫小红忠的父亲去看。在那种急需的情况下，只要有人卖，当然好，最后双方说好160元钱。第二天，天空阴沉着，还下了一点小雨，像一个被痛苦压抑的人，想哭却又无法大声哭出来。生产队领导安排几个乡亲抬着棺材到了出事地点。小红忠的父亲还请人到镇上的供销社买来一套新衣服，请人帮助把身体洗干净，给他穿上。当时小红忠的父亲领着寿许的姐姐和妹妹在一起，看着把他装进了棺木,然后由帮忙的人拾着往回家的路上走。抬到半路上的黑地山时，有一个好心人说，上边有几座坟，不如埋在这里好了。他父亲去看了地形,还可以。心想儿子爱看电影,就把他埋在去看电影的路边吧。来帮忙的人多，大家七手八脚，抬土的,抬石头的，不一会儿，就安葬好了。下午，在亲戚们的帮助下,小红忠家办了两三桌饭菜,请所有帮忙的人吃了一餐饭。这件事由于有生产队和亲戚们的帮助，小红忠父亲没费多大的精力就办完了。
后来，姓李的修理工的单位领导来看望小红忠一家，给了600元的安埋费。
这个从天而降的灾难像强烈地震一般冲击着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寿许的离世，让小红忠的父母和奶奶非常悲痛，特别是他的奶奶和妈妈情况更糟。他的奶奶那几天天天坐在床边流泪，想着她的大孙子为什么看电影不回家。因为孙子对她的感情很深，孙子从小是她领大的。孙子也很礼貌，出门或回家都叫声奶奶。回家肚子饿了，问奶奶有没有吃的。奶奶知道孙子还在长身体的年龄，不能饿着，每天都煮些红薯在甑子下面，等孙子回家，还不吃放，就先给他吃。小红忠的妈妈当时怀着他的弟弟，爸爸怕她急坏了身体，每天都在劝说开导她:虽然不在了一个，还有四个，只要好好的把他们抚养成人就行了，也是对死去的儿子的一个安慰。但是话虽然这么说，失去这样的孩子，谁不心疼呢。但为了使老母亲和妻子心宽，小红忠的父亲强忍着悲痛安慰她们。
后来小红忠的父亲也想到，驾驶员李世民顺路搭载看电影的村里人，本来是好意，又没有收钱，也不能怪人家，怪就怪自己儿子的命运了。这样他并没还有采纳一些好心人的建议，去状告肇事者。李世民一家也上门来表达了歉意，并说他家有两个儿子，由小红忠的父亲认一个做干儿子。两家人还互赠了礼物。主要是热水瓶、搪瓷碗、洗脸手巾等生活用品。这样，一件不幸的事情就好像要过去了。但后来的情况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个姓李的修理工最终还是被开除公职，并劳改了两年。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那时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他是趁搞派性斗争，没经批准就私自开车回家出了事故，所以被反对派的头头告到了公安局，被抓去了，判了两年的刑。两年后回家当了农民。从他被抓那时起,他家一直以为是小红忠的父亲去告了他家，从此两家成了冤家。
其实肇事者无视相关规定，违规私自驾驶车辆，造成一个鲜活生命的消失，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他理应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但逝者已去，一切都于事无补，小红忠一家人也从此遭受了无尽的苦难和心理上的沉重打击。
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小红忠一家人也不再去看电影。甚至对坐汽车这件事也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再往后的岁月，他们一家人到县城或者外地去，很多时候都是坐火车。偶有家人乘坐汽车的日子，他们的内心就会很焦虑。后来在小红忠读中学的日子，每当周末乘坐拖拉机到10多公里外去读书时，心里也会有淡淡的莫名的心悸或紧张。甚至连走路时候碰到汽车也会显得过度的小心。有时候他父亲到9公里远的面甸赶街，只要到点了还不回来，一家人都会显得焦虑和紧张。这都是这一事故给他们全家人带来的心理阴影，并且这个阴影几乎跟随了他们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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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小红忠的哥哥去世一个多月后，他的弟弟出生了。家门的亲戚们都说，刚出生的这个弟弟长得非常像小红忠去世的哥哥。
在往后的岁月里，亲戚和邻居们偶尔还会提起他逝去的哥哥。他们都说小红忠的哥哥是一个勤脚快手的人，每个周末，他早上起来都要先帮母亲从一里多远水井里挑几挑水回来，直到把水缸装满。家门的大孃还说，就在他哥哥出事的那一天，他哥哥和她儿子还到山地里去摘了一些梨回来。她的二儿子和小红忠的哥哥同龄，如果他哥哥还在世的话，也应该和他一样，已是60多岁了。小红忠的哥哥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他给小红忠刻的木头手枪就是很好的例子。就连那把刻手枪的刀都是他找废弃的汽车钢板自己打制的。这把刀小红忠一直珍藏在老家的供桌上，还不时拿出来看看。那把未完成的木头手枪小红忠也一直珍藏着，直到小学毕业那一年，他把它重新加工完成，算是了却了他自己和哥哥的心愿吧。还有哥哥收集的放床头柜里的那些穿成一串一串的子弹壳，都是他童年时代十分珍视的物品。那是一个崇尚军队的时代，小红忠会时常会把它们拿出来，像战士一样穿戴在身上，心里似乎又充满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
也许是因为伤痛太深，小红忠的父母和姐姐们往后的数十年里几乎从不提起个逝去的哥哥。就连很多年后，当他们一家再走路去看电影，路过半路上的黑地山时，因为山坡上安葬着小红忠的哥哥，就都会小心翼翼地经过，几乎不说一句话。正因为家人几乎从不提起哥哥的事，再加上哥哥在世时小红忠年岁太小，对哥哥的记忆很少。好在哥哥十来岁时，曾与父亲一起照过一张相，就放置在堂屋的相框里，能够让小红忠通过它一次次回想起哥哥的样子。在小红忠童年的记忆里，有一件事情，让他时时想起，并且记忆清晰：有一年的夏天，大概六、七月份的样子，正是给包谷地锄草的季节。那时还是生产队集体劳动，因为是暑假，他哥哥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当时小红忠还没有上学，妈妈带着他一起去山地里，那是村子东边大山里一块坡地，种一些玉米，刚好一米多高的样子。那一天非常炎热，天上还飘着几朵黑云彩。当时人们在地里给玉米除草，这是一块很陡的坡地，红泥土。人们动作很快，真可谓热火朝天的劳作着，而小红忠坐在地的一旁玩耍。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有一阵子太阳越来越辣，乌云越来越黑，有人说要下暴雨了。不知是爸爸还是妈妈，就安排一起参加劳动的哥哥先领着他回家去。哥哥二话没说，就背着他就朝家的方向走。结果走了不到1公里，倾盆暴雨下来了。他记得当时哥哥背着他来到一棵小桃子树下，但是树太小，雨太大，根本遮不住雨，哥哥把身上的外衣脱了下来，包裹着他。而哥哥全身都淋湿了。不知为什么，至今他依然清晰的记得，当时他们躲雨的地方就叫一叶儿地，这是一片小坝子，因为它的形状像一片叶子，就这样叫。当时的情景如今回想起来就仿佛梦境一般：一片开阔的红土地一颗孤单瘦小的桃子树。被暴雨包围和覆盖的兄弟俩。似乎他们是这样的孤单无助，雨又是那样的肆无忌惮的倾泄着。多少年后，当小红忠再去寻找这棵树的时候，地依然还是那片地，但早已不见了那棵孤单的桃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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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去世之后，小红忠的生活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在小伙伴中的地位似乎发生了改变。有时候与小伙伴发生口角时，他再也不敢理直气壮的争辩了。哥哥在世时，他会口气强硬地回击说，你再胡搅蛮缠，我就告诉我哥哥去。而此时，他只能忍气吞声，默默无语。有的调皮的小伙伴还会打击他，故意嘲笑他，说他的哥哥去世了，他就是独儿子了（那时弟弟还没出生）。更有甚者，当他们一起去毛司里尿尿时，会故意偏下头来看他，然后又指着他对其他同伴说，你们看，你们看，他是独儿子，连卵子（指睾丸，本地人都这样说）都是独的。有的还想过来摸一下。他们的举动对小红忠的内心产生了深深的伤害，并由此生发出淡淡的自卑感。还有，多年后，他分析自己的性格为什么会有很浓重的悲观主义色彩时，他想也许根源就在于童年时这么多人去看电影，而唯独有自己的哥哥回不了家。所以往往生活中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只要有1%失败的可能，他都会认为那个失败者就是自己。
哥哥的去世，让他真正感受到了没有哥哥的无助与哀伤，那种淡淡的自卑感逐步融进了他今后的人生历程中。
后来大概在小红忠的哥哥去世一年后。造成他哥哥不幸去世的那个修理工李世民的一个儿子（与我哥年岁相仿），在火车站扳道房附近的一棵桉树下躲雨时，不幸被雷电击中，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当时就没了呼吸。这一次还是与桉树有关，一时间村里有人就说，这是死去的寿许来收他家的儿子去作伴去了，他家这是遭了报应。但小红忠一家人知道，他家也是一个历经苦难的家庭,他家的遭遇并不能减轻小红忠一家失去亲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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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那时小红忠已经在上小学了，当有一次到老舅家去玩耍，去的时候刚好停了电。这时小红忠不知怎么回事，既然对老舅舅开下海口说，当我大叫一声“来电”，灯泡就会亮了。果然他接着大喊一声：来电！灯泡真的就在这一瞬间亮了。他自己也为种巧遇而感到惊奇和得意，禁不住对老舅说出了哥哥去看电影那一晚对他说过的“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的话。这时，一贯和蔼可亲的老舅突然放下脸来对他批评道：你这张乌鸦嘴！老舅的这一句话深深刺痛小红忠。也似乎在这一刻，一直隐藏在他心里的这个秘密似乎像定时炸弹一样爆炸了，炸得他伤痕累累。他突然间感觉到自己罪恶深重，内心充满了对哥哥无限的愧疚之情，他似乎感觉到，好像就是他的这一句话害了哥哥。
2014年，小红忠的父亲在写回忆录时，写了一篇《失去的儿子》的文章，详细讲述了小红忠的哥哥出事和安葬的全过程。这是时隔38年之后，他父亲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说出了哥哥事情，说出了心中隐藏已久的疼痛。说明父亲终于可以平静地承受失去儿子的悲痛了。他父亲写道:“儿子17岁了，正直暑假，快读高中了。孩子长这么大,花了很多心血,很不容易。他在学校里学习也很好，又懂礼貌，经常受到老师表扬;在家也很听话，勤脚快手，经常帮助父母干活，做父母的从来没有打骂过他······失去这样的孩子谁不心痛！
寿许出事时我是生产队的会计员，上级派人来搞土壤普查，生产队的支书普家云叫我多休息两天，再领着工作组的老师到田地里去看土质。但出事后第三天,我就去了。就这样，我们一家老小的悲痛在时间里慢慢地淡去，谁也不再提起这件痛苦的事，表面上就好像遗忘了一样。”
如今，小红忠的哥哥离开已将近半个世纪了，小红忠已是50多岁的人了，他父亲已去世三年多了。这时小红忠姐弟几个才敢正视亲人寿许去逝这一件事情。他们开始谈到是否要去看一看寿许的坟（小红忠曾去找过，但一直无法找到，因为没有墓碑，但他又无法也不敢去问母亲）。在清明节祭祀亲人的时候，50多岁的小红忠会多说一句：“哥哥你也来拿一些银纸去吧，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就去买吧。”
当然，这些事他们都没有告诉84岁高龄的母亲，他们不知道，母亲是否能像父亲一样已能平静的接受失去儿子的伤痛和现实。他们不想触动母亲隐藏在心底近半个世纪的悲痛。
但小红忠终于没有忍住，就在几天前，为了了解哥哥生前更多的细节，他向母亲提起了哥哥。那一刻，他看到母亲的表情凝重而悲伤，她轻声对小红忠说，你哥哥的事我都记不得了。他深知，并不是他母亲不想念这个儿子，不爱这个儿子，而是爱得太深，想的太痛。是她依然无法承受和面对失去儿子的悲痛。就像电路系统，当出现短路或高耗电时，保险丝会熔断一样，这是一种爱到深处和痛到骨髓的悲痛的体现。小红忠真后悔在母亲面前提起哥哥，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也将是最后一次。是的，就让有关哥哥的记忆继续在母亲的心里沉睡吧，就像这世间从没有发生过这样令人悲痛的事一样。
今天，每一次当他开车从安葬哥哥山脚下经过，他都会在心里默默地说一句，哥哥，这世间一切安好，亲人一切安好，你就安心地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