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我八岁就离开了父亲。一直以来，我都认为，父亲不爱我。

我家祖籍萍乡，我和兄弟姐妹出生在安福。长大后，他们留在安福成家立业，唯独我回到了陌生的祖籍地。也许这个缘故，几十年来，我从离开父母的那天起就对父亲耿耿于怀，这种感受尤其在成家后没完没了的迎来送往的人情世故和面对挫折无人倾诉的时候更是强烈。

父亲也是八岁离开家的，算算至今已六十七年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萍乡大安乡无数家庭经历了“丁二抽一”的灾难，即家有两个儿子，必须抽一个去当兵。我祖父过世得早，家里只有伯父和父亲两个男丁，虽是中农家庭，有田有地有山，但却没钱买壮丁。那时我伯父结婚不久，刚满十一岁的父亲于是离家来到安福大岭梨树下的一户李姓人家当儿子。直到今天，我依然对此不能理解（甚至怀疑）：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正是依偎母怀撒娇的时候，却能作出那种男子汉才敢做的匪夷所思的举动（我曾想那是不是就是一种牺牲），但这不仅改变了父亲的人生，也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当我和兄弟们遇到一难事责怪父亲，都说当时做出牺牲的不是他，而应该是伯父。父亲没有辩解，而我更是因为一度生活的艰辛对父亲不能释怀，甚至有一段时间我都不愿回家看他。我认为父亲不爱我，尽管后来我读书了，懂得了应该孝敬父母。

我有十一个兄弟姊妹，这样的大家庭就是在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也不多见的。很难想像，在实行全民“大锅饭”的年代，三十多年来，父母是怎样在不通公路不通电的深山里怎样把我们（我们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养大，供我们读书的。而我们却不能理会父亲的苦处，只要遇到一丁点困难就责怪他：既然没有能力提供好的生活学习条件，就不应该生这么一大群孩子。

但父亲说：他尽力了。现在想想，也对。由于孩子多，我们的童年都是在“三年不知鱼肉味”中过来的――与红薯丝饭、南瓜汤常年相伴。这样的日子虽说艰难，但一年四季，父亲和母亲总会想些办法改改菜谱的：春采蕨，夏烧笋，秋挖蕨根做煎饼，冬日围炉烤红薯。这些当时父母无奈之下做出的“饭菜”现在成了城里人垂涎三尺的美味佳肴，就连我们这些山里的野孩子现在偶尔想尝尝鲜也不容易――炸煎饼和烤红薯更是难遂口福。就拿炸煎饼来说，从采挖蕨根到做成煎饼，你知道要经历多少工序？长在深山的蕨根，赶在深秋采挖，方又粗又长淀粉多。采回的蕨根，洗净晾干剔尽虫害后，再堆杂进大木盆里用清水浸泡三四天，待其充分吸水后，然后用锤子细细锤碎，反复揉搓。几经锤、揉，沉淀，才在盆底沉淀下不厚的一层淀粉（五公斤蕨根才有一百克淀粉）。把水倒掉，晒干的淀粉才能做煎饼。当时，像我们这样十几口人的大家庭每人要吃上一小碗煎饼，就要七八个大人劳累一个多星期才能如愿。在当时那个大多数人都吃不饱的年代，父母也的确想尽了办法。

我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原因很多，最大的困难来自家庭。父亲离开老家来到梨树下，过了几年安稳日子。由于观念不合，父亲和养父养母关系一直处的不好。双方的矛盾随着父亲结婚，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为突出。结婚后不久，家庭矛盾爆发，父母忍无可忍，来到离家二十多里地的新田，搭棚居住。不久在舅舅的支持下，又筑起一栋黄泥土屋。母亲日后回忆说，他们出门时，养父养母仅给了一小瓶油，几斤米，就打发他们出门了。生产队在新田有一块“飞地”，父母过去后，提出对那片山场的田地“包产到户”――每年固定交粮食给队里，其余的则归自己所有。队里因为那片“飞地” 离本队远，一直疏于管理，长期以来都“颗粒无收”，就答应了父亲的“无理要求”，几十年后，当安徽小岗村成为中国包产到户第一村成为全世界瞩目的明星村时，其实早在它三十多年前（1957年），在江西安福大岭大队梨树下生产队，不仅就有人开始包产到户了，而且一直实行了二十多年（从1957年一直到1984年）。现在看来，父亲当时的举动不仅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而且不经意间可能创造了一个新的中国记录――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一人。

父亲来到新田后，终日没日没夜劳作，这个新的生产地给了他太多的希望。事实的确如此：当中国农村许多地方因为养一只两只鸡遭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待遇甚至拉去批斗时，父亲带着他的一大群孩子在这个新桃花源怡然自得：没有批斗，也没有大会小会的干扰，每年只需秋后把生产的七成粮食交给生产队，杀几只鸡“贿赂”一下队长，就可以尽情享用自己的劳动所得。凭此，就是在三年大困难时期，父母不仅养活了一大家人，还小有盈余，接济了不少因饥饿而走投无路的人。

几年后，新的问题又来了。随着孩子的长大，他们的读书问题怎么解决？返回梨树下还是在新田求学都不太现实――梨树下我家原来住的地方有一所小学，但返回去意味着多年的辛劳毁于一旦；新家新田没有小学，只有离新田十来里的南山有一所完全小学，但全是山路。在1968年春天，山前坳口发生老虎伤牛事件后（一天黄昏，我二哥三哥在距家一公里远的坳口就亲眼看见一头老虎撕咬着一头小牛）去那里读书也变得不可能。在这进退两难之际，父亲又一次做出了抉择――请老师上门教。

父亲以每年二百公斤稻谷十斤腊肉的报酬请来了冬林老师――老家梨树下一个读过私塾、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萎缩的年轻人上门教我大哥二哥他们几个认字、数数。冬林老师不能走路，只能用双手抓着两条小长凳佝偻着身躯移走。每年开学前，父亲总要去接他来家。接冬林老师的那天，父亲通常半夜起床，扛着一大捆干竹篾，点着火把走三十多里山路，赶到老师家歇口气啃几口带着的红薯后，就背着老师上了路，天黑前当我大哥二哥三哥他们倚靠在家门口张头倚望时，父亲把老师背进了门。于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中国的私塾消失近二十年后，父亲的壮举不仅使我家可能成为当时全国惟一私人请老师教书的家庭，也使冬林老师成为中国当时惟一的私塾老师。（若干年后，当冬林老师正式转为公办老师时，国家有关部门也对他在我家的那一段教学生涯作了认定，无意中父亲当年的壮举也成全了一个残障人的一生。）其实，父亲当年的这一壮举饱含了多少艰辛与无奈。

尽管请了冬林老师，但随着孩子们的渐渐长大，只读过两年私塾的冬林老师已经再也不能满足哥哥姐姐们那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父亲于是在1974年举家返回了梨树下。返家前，父亲显然十分矛盾，但他别无选择。于是在离开梨树下二十多年后，父亲又带着全家重新开始。

我的命运却发生了变化。我父亲的哥哥，也就是我的伯父又来了。伯父那几年每年都要来好几趟，每次都是兴高采烈而来，痛哭流涕离开。当时我还小，不知道伯父为什么这样。后来才知道伯父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希望我父亲过继一个儿子给他，但我父亲一直没有松口。

两年以后的1976年那年正月，伯父又来了，这次他和父亲谈了很久都没有结果。我记得就在伯父离开那天，他突然跪倒在我父亲母亲跟前失声大哭，任凭父亲怎样拉他，伯父都不起身。后来父亲心一软，就答应了伯父。

第二年，我跟着伯父来到了我的祖籍地萍乡。但我从此对父亲就有一种看法。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这种感受一直支配着我，尽管我知道父亲付出了很多很多。

再后来，我在旁人的冷眼中长大、求学、参加工作乃至结婚和为人父。尽管我知道如果没有父母亲（伯父在我过来的第四年就过世了，我读书的学费都是由父母负担），我不可能继续读书，也就没有今天的一切。但这不能使我对父亲产生好感，以致自己生病住院也不愿意告诉他。

去年七月，单位工作最忙碌的时机，我突发急病，住进了市里的一所医院。我没有告诉父亲，不是怕他知道担心。相反我认为，父亲根本就不会在意我。

就这样，我在医院住了整整半个月，亲友们纷纷来看我，父亲一直不知道。

十几天后，我拖着不算痊愈的病体回家休养，每天除了上网和写一些东西外，我不做任何事情。对于父亲的来或是不来，我好像不大在乎了。

一个月后，我的身体逐渐恢复。一天，我正在家看书，突然听到大门“砰砰”作响，声音非常急促。

谁？我几乎愤怒地打开了大门。

门开的刹那，我呆住了――一个佝偻着背、满脸皱纹的老人站在门外。他――正是我的父亲。

昨天听到你病了，我就赶来了。父亲叫着我的小名急急地说。

我和你娘听到你病了，急了。你的病哪里治的？治了多久？好了吗？父亲一进门絮絮叨叨地说。

在父亲的絮叨中，我知道了他――当初他离家是为了我伯父。父母早逝，兄弟情深，他爱伯父爱家才离开的。他后来放弃了好多次返家的机会，却是因为爱养父养母，是他们在父亲最艰难的时候收养了父亲。而让我回家，一是了却他的心愿。伯父没有儿子，读过私塾、信奉不孝有三的父亲认为我回家可以让家族延续；二是家里孩子实在太多，希望能给我提供更好的条件。

听着听着，我的泪下来了。直到现在，我才知道，父亲是爱我的，正如我爱我的儿子一样。

反观我，对父亲的挂念又有多少呢？父亲把我养大，供我读书，我为他做了多少呢。父亲前几年病了，我没去看望，连一句问候的话语都没有，父亲没有怨言。而一听到他儿子生病，得到消息就急急赶来了，可见父亲对孩子的珍爱甚如自己生命，而我身在浓浓的父爱之情中，还对父亲不能释怀。

孔子言：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也。我面对爱孩子、爱伯父、爱养父养母的至孝父亲不感恩，还对他留有怨言，又有何资格奢谈父亲爱不爱我？

想想，我汗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