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姐

我家是个兄弟姐妹众多的大家庭，父母育有七子四女。二姐在十一姊妹中排行老三，上有大哥、大姐。

我八岁就离开了家，独自在外读书、生活。参加工作前，每年寒暑假都会回家呆上一两个月。

那段时间，是我和二姐接触最多的时候。

我们家住在赣西三县交界的一个山沟里，离县城一百华里。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那里不通公路、不通电话、不通电，点灯照明用煤油或竹篾、碾米靠土砻、下田种地靠人工和耕牛、上山扯纸篾、伐木靠人拉肩扛，典型的“靠山吃山。”

读过几年私塾的父亲，有些重男轻女观念。尤其在对待子女读书求学上，特别明显。男孩子只要想读书，即使拆房卖料也要凑够学杂费、生活费。女孩子，读了一二年级，顶多三年级就不让你上了。因此，大姐、二姐、三姐她们几个，都对父亲颇有微词。多年后，家里不再少吃愁穿，父亲对当年的做法也流露出了深深的自责。

很早就辍学在家的二姐，像一个“男人婆”，跟着父母和大哥大姐上山挖笋、采菇、摘野菜、打毛栗、捡“尖栗子”，现如今这些被奉为 “绿色食品”的“山珍野货” ，可当年却因为受季节限制，数量有限，仅仅被我家偶尔采来填饱肚子而已。

那时尚属年幼的我们，一面心安理得享受着不劳而获的美味佳肴，一面也跟着二姐她们一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每年农历芒种前后，家里的劳动力每天都会上山砍嫩毛竹。我家有近三百亩山，大多为毛竹林。芒种后半个月，正是竹笋日夜疯长，脱“衣”抽叶、长成毛竹最快的时节，也是全家最辛苦最忙碌的时期。二姐她们，很早起床，帮母亲做好早饭，饭后又跟着父亲大哥大姐他们上山。赶在夏至前后，嫩毛竹笋壳还没有全部脱落、新叶还未全部长出之前，把它们砍倒，否则新毛竹长成，纤维硬化后，薄薄的竹青不能及时扯下纸篾，家里的收入就会少很多（纸篾大约每百斤8—10元）。

砍完后，还得把嫩毛竹拖在一起，全部截成两米左右的一段一段，就地搭起刨竹场，把上面的竹青扯下来。二姐负责用篾刀削开一头，掀起一片片竹青。父亲和大哥负责用手把它们一片一片扯下来，晒干后，捆成一把把纸篾，挑去卖给供销社收购部，大部分又被转卖到城市的建筑工地，用来绑扎脚手架。

扯去竹纸篾的嫩毛竹，剩下黄白色的料筒，被二姐她们一一搬到开阔地带晒干。我们放暑假后，二姐她们带着我们，把料筒挑去收购场，运到土纸厂，沤烂成当地造土纸的原料。

每年七八两个月，二姐带着三姐、四姐和我们兄弟四个，第一天下午去离家不远的料场，把料筒劈成一块块料片，教我们怎么用“糯米条”把它们捆成一把，然后又让我们，把两头削尖的竹棍分别插进两把捆好的料片中，做成一担先挑回家。

第二天一早，天刚露曙，二姐挨个把我们叫醒，挑起料片出发。扁着肚子，扛起肩膀，我们费力地跟在二姐、三姐她们身后。从家里到最近的临县长冲村收购场，也有十来华里山路，中间各有一个上下二华里的长坡。上下坡前，我们要一连歇息好几分钟。这时二姐她们看见我们挑不动了，常常先走，而后再放下担子回头接应我们。

整个暑假，家里的数万斤料片，就是这样被我们蚂蚁搬家似的全部运出了山，换回了全家一年到头的大部分生活缴用和我们兄弟几个的学杂费。

后来，我考上了师范学校，国家每月都有十几斤饭票和八块钱的菜金补贴。当时，每学期只要二十多块钱的学费，每百斤料片不过5块钱、8块钱。而我，尽管每次只能挑二十多斤。一个暑假，我们兄弟，赚够学杂费，绰绰有余。兄弟几个，商量着，买几本二毛三毛的连环画。二姐三姐她们，每次担料片的钱，一分不少全部交给母亲，最后母亲又大多用于我们读书。

读师范第一年的那个冬天，来得特别早。记得十二月刚过，天就突然冷下来了。同学们大多穿上了厚厚的毛线衣，没一点思想准备的我，默默忍受着一阵阵寒风的吹袭。

第二天上午，正在床上躺着避寒的我，突然听到熟悉的家乡口音在走廊里传来，母亲喊着我的小名，推开了寝室的门。跟在母亲身后的，是一身瘦弱的二姐。

二姐和母亲，带着冻得瑟瑟发抖的我，来到小西门市场，为我买了好几件御寒的冬衣。在那年的第一场冬雪降临之前，一口土音，没读多少书的母女俩，仅凭我以前写的一封家信，长途跋涉几十公里，从遥远的家乡来到城里，又一路找来学校，从几千个学子中如大海捞针般准确定位到了我，至今想来，仍然觉得不可思议。

后来，二姐结婚了。二姐夫就是住在我家不远的邻居。虽然二姐没有多少文化，却文静端庄，亭亭玉立，是当时村里数得着的漂亮姑娘。听三姐说，二姐在山外赶场时，看到山外的姑娘日子过得比山里好，动了嫁出去的念头。后来父亲说要嫁近点，老了好有个照顾，便把她许配给了一公里外的二姐夫。尽管当时不愿意，生性懦弱的二姐还是答应了这门亲事。好在二姐夫是属于那种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人，二姐嫁过去后，生活虽苦些，倒也没受委屈。

姐夫母亲去世的早，家里只有父子两人，屋子也和我家一样，是栋黄泥土屋，但二姐生来勤快，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以后每年暑假回家，虽然不能跟着二姐去担料片，姐姐姐夫总是杀了鸡，喊我们父子几个过去吃饭。二姐说我常年在外，很少回家，总是在我的饭里“埋”上一只鸡腿、两个鸡蛋，非要我吃完才高兴。

二姐心态平和、处事淡然，与人为善。在她眼里，这个世界没有坏人。如遇别人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旁观者愤愤不平，她却心怀宽容：咳，谁还不做点错事。再说，人家未必是故意的。

后来，我工作在外，几乎很少回家。再后来，我家和二姐家，作为下山安置户，搬到离县城不远的地方安了家。

2010年的一天，四姐告诉我，二姐患了咽喉癌，在南昌住院。我赶到医院，看她躺在病床上，瘦的不成人样。见到我，她很高兴。末了，她说最大的心愿，就是盼着两个儿子能尽快成家。

二个月后，52岁的二姐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