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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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近年来晋北作家的小说创作群体来谈，起码绕不开两个人，一个是最早从事诗歌创作后期转向长篇小说创作的靳春；另一个是从长篇小说转为中、短篇小说的马举。
前者已七十高龄，二十年磨一剑，完成了其顶峰之著《水灯》。正如评论家郑恩波所描述的“作品以广阔的视野、全景式的画面，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艺术地再现出晋北农村自抗日战争开始到改革开放新时期70多年的历史风云和时代变迁，描绘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北方农民所进行的威武雄壮、波涌涛起的武装斗争和波澜壮阔、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英雄史诗。”一举奠定了其在山西以及当代文坛的重要地位。
相对于前者，后者虽然在全国文坛只是初现麟角，还属于年青化作家群体，但其创作的走向却呈井喷式发展，而且逐步形成了其特定的创作风格。
从他（马举）最早创作完成的两部长篇小说而言，一部反映80年代拐卖妇女儿童的“社会问题小说”《孽缘》，到其后来创作反映假记者猖狂泛滥的“社会现实小说”《蜕变》，之所以在当代文坛未能一石激起千层浪，究其原因，个人认为有几方面因素。
第一，作品选题的定义决定了其受众读者的广度。任何文学作品都离不开读者，离不开阅读者自身的思想感受和灵魂震荡，作品的好坏，直接影响阅读者对于作品所带来的二次传播频率弹跳的高低。
第二、故事情节的曲折程度和人物刻画的饱满与否是长篇小说创作的核心，还有叙事场景的描述，抑扬顿挫的转换，承启跳跃的搭配，缺一不可。
如果把小说作品比喻为一首乐曲，那么创作者就是指挥家，他的笔就是指挥家手中的指挥棒，里面的故事情节必须随着指挥家的双臂时高时低、时缓时疾，对于读者情绪的把控程度，直接决定其作品的成就大小。而马举的前两部长篇作品，在这方面还略有不足。但不可否认，马举的这两部长篇在晋北地区以及在山西现代文学长河中所做出的贡献。
当然，马举前面所写的两部长篇小说，并不是今天所要研究的对象，前面所提及的某些简要概述，只是为后边其文本创作重大转变的一种铺垫，这对于研究其后期中短篇小说的核心价值有着必然的联系。
一个作家，能够在原有创作习惯和文本定义方面做出截然不同的转变，这是很难突破并且取得成功的。因为这里面或多或少会受到某种过去创作习惯的束缚，无形中会导入某种固态式的艺术表现手法而导致其作品无法脱胎换骨。但荣幸的是，马举在这方面却硬生生闯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并且其文学作品相比过去的两部长篇小说有了跨越式的发展，并且逐步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在沿袭“山药蛋派”基础之上，又闯出了一条拓展性的文学现象。
二
众所周知，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山西形成了一个享誉新中国文坛的重要文学流派——“山药蛋派”。其中以赵树理为首，以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为骨干的山西作家群体。
正如高捷在《山药蛋派作品选•序》中所言：“把山西作家群称为‘山药蛋派’，不管出自爱昵的谐谑或微含轻蔑的调侃都无关紧要，它的确较为确当、形象、风趣地概括出这个流派的特色。”同时，他们也凭借着整齐的阵容和鲜明的农村风格，正式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坛的视野中。
从创作风格来看，山药蛋派主要以叙述故事为主，将人物情景的描写融合在故事叙述之中，人物性格主要运用行动和语言来展示，也善于选择和运用内涵丰富的细节描写，语言朴素凝练，感情真挚动人，作品通俗易懂，具有非常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
而从历史使命来看，山药蛋派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四十年代初期，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从山西的农村走出来，带着征尘和硝烟，一手拿枪，一手拿笔，跑遍了晋绥的前方和后方，进行着战斗、生产和写作。他们对文学的共同主张是：
第一，文学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拿笔同拿枪、拿锄头一样，只是革命分工的不同，而无高下贵贱的区别。第二，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紧跟政治形势，不写“中心”，而是以一个有先进思想而又讲求实效的农民的眼光去观察生活，充分表现农民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艰苦性，反对回避阴暗面，强调反映革命过程中急需解决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即所谓“问题小说”。第三，他们不写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而是从平凡的人、事、景中去写人、叙事，因而，他们笔下的人物都是实实在在的。第四，重视作品的民族性和通俗性。第五，作品的语言既有山西方言特色，又不生僻难解，是经过提炼的富有地方特色的群众语言。（注释：以上5项观点引用于可可诗词网--文学词典2019-05-14）
从上述观点我们不难看出，山药蛋派有着其特定时代环境下所产生并形成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如果把现阶段山西作家所创作出来的 形似作品简而言之为“山药蛋派”，其实是略显广义且有失伯仲。我们不可否认的一点极其重要，那就是时代和环境的不同。
身处革命时期的作家，眼中所见、心中所想和当下新时代发展背景下作家所见、所闻、所思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环境和思想认识，由此延伸到其创作出来的作品内涵和文学使命也是大相径庭。虽然形式上看上去是同属于“山药蛋派”，但真正反映出来的社会现象和文学使命，却和最早的“山药蛋派”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我们所思考的问题并不是说孰重孰轻，只是站在时代发展的立场对于作家文本的进一步阐述。过去的自有其过去所处时代环境下文学作品的使命和责任；而现在的也有其现阶段所处时代环境下文学的责任和担当。关于马举近年来创作完成的中、短篇小说作品中，所涉及到的晋北农村题材当中众多小人物命运的文学现象，就属于新时代下“山药蛋派”的进一步延伸--“原生态”。
马举的乡村系列小说，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最原生态的艺术表现手法，真实地还原了晋北农村诸多小人物的生存发展命运，以及在新旧时代下晋北农村发展的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留给现阶段城市人群对于越来越模糊的乡村记忆所提出的思考。那些曾经在乡村发展故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一个个人物和事件，正逐渐退出大众视野和历史舞台的揪心和没落，是他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去最大化保留和还原在新时代发展下即将消失的乡村印记的根本所在。
三
谈到这里，有一个不争的社会现象让我们不得不深刻反思。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空前繁荣，再加上经济全球化的格局演变，中国乡村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益突出，乡村空巢、乡村没落正变为严重的现实问题。曾经繁华如织的乡村氛围，正越来越失去了人间的烟火气息。可喜的是，国家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吹响了乡村振兴的号角并且发展的如火如荼，拉近城乡差距、改变乡村面貌，成为当前国家重要的战略主题。
而马举的一系列乡村题材作品，却好似一股和风细雨，看似润物无声，却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到现代人的思想灵魂之中，对于许多人关于乡村印象的淡忘，以及乡村人性的纯真与善良已经越来越远的灵魂叩问发出轻杖一击，虽然感觉不到有多疼，但却真正做到了在某一时刻灵台清明。这亦是马举作品最大的成功之处。
马举的小说作品，不管是他的中篇小说《趟不过的马家河》中的二大爷、秀儿、四奶、海桃、乌玉英、焕如；还是他的短篇小说《杏花白了》中的“疤核桃”；《伙墙》里的男人、女人；《花先生》里面的叫化子“花先生”；《姥姥门前唱大戏》里的青青；《奔小康》里的春喜；《“酒鬼”大满红》里的大满红；《哈货》里的面换等作品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里面塑造的“小人物”形象，往往却包涵着大哲理。他试图通过不同的立场和角度，进行最大化挖掘人性的善与恶；通过艺术的变现手法去刨析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某种真实。在看似带着浓浓泥土味和幽默风趣的地方语言、俚语的文字背后，却营造潜伏着某种在我们捧腹大笑之后接踵而来的莫名奇妙的心痛，让我们在欢笑中流泪，在流泪后沉默，在沉默过后对于时代高速发展下乡村印记的恍然顿悟以及痛定思痛。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感染力，马举的一系列“原生态”乡村系列作品，才有了飞翔的翅膀和力量，才有了在新时代“快餐文化”盛行背景下的大众阅读兴趣，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都愿意一睹为快的文学现象。
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所有读过其小说作品的人，都会从作品的环境描述、人物经历、语言特点中或多或少触动其内心的某种共鸣，里面的某一个人物或者某一个事件，也许刚好就是已经变得模糊即将遗忘的、自己曾经经历或者耳熟能详的点点滴滴的乡村记忆。而在某一天、某一时刻的某一个地点，这些记忆的画面突然又鲜活了起来，并且热泪盈眶。
四
马举小说的另一个特点，一方面通过作品本身所折射的内涵，以及某些小人物命运的呈现，来深度刨析因思想观念落后导致的人物悲剧；另一方面，却是在悲剧中运用幽默、诙谐、欢快、明亮的节奏去刻意淡化这种悲悯，他笔下的语言往往是阳光的、积极的、并且充满希望的一种氛围。虽然说他塑造的人物往往带有某种悲悯情绪，但给读者带去的第一感觉，却是欢快的、愉悦的，而且结尾往往是积极的、向上的、阳光的。这种特殊的艺术创作手法是一个作家成熟的变现，他不是因悲而写悲，而是通过文学语言的多样性，在嬉笑打浑中完成文字背后的深意，让我们在欢笑中流泪并且产生某种悲悯情绪。而造成这种悲悯情绪的背后，则是对于现实的深思。
比如他的中篇小说《趟不过的马家河》，里面塑造的二大爷所展现出来的人物性格和结局，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在某一时期那种老实懦弱、逆来顺受的命运牺牲品；而里面四奶的人物性格，却代表着过去农村某些落后思想下保守的、自私的、却又看上去符合大众思想的人物特点。不管是小说里的四奶、二大爷，还是秀儿、海桃、乌玉英、焕如，这些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结局，其实都是某个时代下注定出现的悲剧，愚昧的思想，短浅的目光，懦弱的性格，自以为是的聪明等等决定了人物悲剧的发展。趟不过的马家河，其实趟的不是现实的长河，而是人生命运的思想之河、变革之河，里面一个个不同人物的结局，都被某种无形的力量阻隔在幸福命运长河的对岸而一辈子没有趟过去。
谈到这里，让我想起一个很短却耐人寻味的故事：故事的大概意思是说，一名记者到农村采访遇到一个放羊的孩子，记者问“你为什么放羊？”小孩答“为了挣钱。”记者又问“挣钱后干嘛？”小孩答“长大后攒钱娶媳妇。”记者问“娶媳妇干吗？”小孩答“为了生小孩。”记者又问“生下小孩干吗？”小孩回答“长大后放羊。”
短短几句一问一答，留给我们的思考和结果却是沉重而悲凉。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某种思想观念的落后和愚昧无知；怕的是有些人一辈子活在某种自我以为天经地义的一方小天地中，画地为牢看不到外边大千世界的美好和变化。而《趟不过的马家河》里面所有的人物何尝不是如此，这也正是作者创作这篇作品的主题思想所在，通过里面众多人物悲剧的命运展示，于无声处响惊雷。
再如短篇小说《花先生》，小说表面上是写一个叫化子一生的命运故事，但真实的内涵却是通过某些微妙的、看似幽默风趣的文字语言，在刻意隐含一个曾经书香门第、富贵显赫的家族没落。虽然在文中作者没有通过明确的文字为读者去描述一个富贵之家如何没落，但留给读者的想象和思考却是无穷的。读者可以有无数种假设来还原事件的本质，可以有无数种类似于狗血的剧情画面来演绎一个富贵家庭最后的消失。也许，每一个假设都有可能是事实；也许，其实事情本身就那么简单，说没落就没落了下去。而关于叫化子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也是多面性的，看似民间艺人，但作者真正塑造的却是在特殊生存环境下一个知识分子的铮铮傲骨。这篇作品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此，通过作品的描述留给读者的思考是无限性的，不同的人，从中会延伸出不同的社会现实所导致的人物命运。
再比如《奔小康》这篇短篇小说，坦白讲，这是一篇富有争议的作品。关于里面春喜这一女性人物形象，以及其奔向“小康”的行为方式，以及标题的命名，本身就决定了其矛盾的产生。
一方面，如果站在道德层面来分析这篇作品，春喜这个女性人物形象是应该被受到谴责的，她违背了作为一名有夫之妇的三从四德，偷偷出轨于他人，并且通过他人帮助最后走向了所谓的小康生活，这种行为本身是可耻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春喜在文中也是受害者，她的小康之路是命运作弄下的推波助澜。她的思想表现，也符合现实生活中某些小人物命运的必然遭遇而随之产生的波动变化。我们无法用道德的皮鞭去刻意鞭策对方，也无法用一概而论的目光和道德标准去盖棺定论她的对错。这篇作品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向世人提出了一个选择和判断，并且刻意制造了这一现实矛盾，通过这样的矛盾方式为读者抛出了大大的一个包袱，孰对孰错，让读者去思考讨论，矛盾的产生和矛盾的发展，才是这篇作品的核心思想。
如果仅仅从文章的标题而言，这篇作品应该是一部喜剧，但事实上却是一部悲剧。主人公春喜何尝不是真正的受害者？这篇作品所诏示的现实意义耐人寻味。我们不可否认，春喜这样的人物遭遇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在现实中不复存在的。她所经历的一切，也许就是现实生活中不同行业、不同环境下存在的某种奇怪而又无奈的女性人物命运，面对手握大权或掌控小人物命运走向的某种极端主义者，这样的结局是必然的。许多时候，我们不能站在理想主义的立场去评判现实处境下小人物命运的无可奈何，以及为此忍辱负重所做出的妥协。罪恶的根源在哪里？矛盾的焦点又在哪里？这才是我们思考的核心意义。
总体而言，马举的小说总有一条潜在的暗线预埋在每一篇作品的字里行间，在看似幽默风趣、嬉笑怒中，隐含着磅礴的力量。
五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下折射出来的文学烙印，也有一个时代所发展的文学轨迹和文学使命。
如果说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所彰显的文学使命是为了抗日，为了解放、为了土改；那么以靳春、马举为引的晋北作家群体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其肩负的责任就是回顾历史、不忘初心，还原晋北农村的原生态生存发展，以及其特定时代下所展现出来的历史的烙印。提醒和鞭策在经济发展浪潮中越来越迷失自我本心的社会群体，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可为和不可为之间，起到某种真善美的人性标尺，而不至于违背初衷越行越远。
尽管处于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大时代背景下的作家群体，其面临的处境比较尴尬与微妙，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捉衿见肘，而且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群体，其所获的待遇大小和劳动报酬多少，有时候很难与大众化靠体力劳动所获得的劳动报酬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和计算方式，而显得处境艰难，但这并不影响作家的创作情绪和创作热潮。
其实越是在经济发达的形势之下，越迫切需要文化的先入为主。任何经济的发展都是建立在文化的衍生以及裂变之下，在不断超越的同时又不断否定，在不断否定的同时又进行更精细的变革，周而复始，在相互矛盾和相互发展中推动历史的前进，而文学就属于文化的范畴。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大众创作和大众阅读已经成为现阶段文化的主流。这不仅仅关系到创作者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有了更加多元化受众的机会和推广渠道，而且因过去消息传播闭塞而导致的地域文化差异和地域某种矛盾冲突，也越来越淡化并且逐步同质，这是过去解决社会矛盾所无法快速融合和做到的，天下大同已经成为一种良好形势。
而晋北作家在天下大同这一良好形势影响之下，也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争先恐后融入大时代的文学浪潮之中，而打破了过去漫长岁月中由于地域文化（马背文化和农耕文化交替下）所导致的文学滞后，而逐渐在三晋大地以及全国文坛崭露头角。
而以写“原生态”乡村小人物发展命运为主题思想的青年作家马举，正是其中的一员，关于他和他笔下的作品未来成长走向和成长高度，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