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下朔州诗歌的发展

一

我在《印象朔州》一文中曾经谈到，朔州这片土地因地理环境的原因导致在累代王朝交替中经受着战乱的洗礼，而且从没有停止过，由此所衍生出来的文化气息，相对也是独特的。由于战乱所导致，这里整个人类生存环境的氛围决定了浪漫主义文化在这片土地的滋生和蔓延是无法生存和出现，但马背文化、战阵文化在整个中华大地却是得天独厚，是研究华夏文明发源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代王朝的战争导致生活在这里的人没有闲情逸致去击唱咏赋，即便是流传下来的往往也是一些悲伤的、苍凉的、却又聊聊无几的文学作品。但过去朔州文化的萧条与没落不代表朔州这片土地上的人没有文化的天赋，也不代表朔州这片土地没有文化的元素，而是因为战乱的残酷因素导致这片土壤里无法播下文化兴起的种子。

我们可以想象，在战鼓擂动、战马哀鸣、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妻离子散、哀鸿遍野的大环境下，有几人能有此闲情逸致快意人生？求生和避难、强身与健体才是历代朔州人的生存之本。为什么朔方男儿一度被视为北方蛮夷，剽悍、粗暴、狂野、好战是典型的代名词？细思之后其义自解，也并非空穴来风。如果了解了朔州的发展历史，我相信，那种由此带来的灵魂震撼会让所有的人肃然起敬。

正因如此，朔州这片土地在历史上留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屈指可数。现在留传下来比较有影响力的，除了西汉时期的女才人班婕妤所著的《自伤赋》《捣素赋》《怨歌行》（也称

班婕妤所写之诗赋，整体气氛处于悲与哀之间，这与她后期所处的深宫境遇有着必然联系。从长卧君王枕的两情相悦到深宫冷寂的长夜漫漫，再到独守君王陵的凄凉岁月，命运沉浮的变化和情感转折的宣泄，是班婕妤挥笔之间流淌在字里行间的必然神韵，她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追忆和缅怀曾经深爱之人和相爱之情。如果我们再往深分析，造成这种悲伤结局的宫寝之争和当时西汉王朝的执政形势，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她只是那个时代下必然存在的牺牲品。

关于元好问以及王越、许九皋三人留传下来的作品来看，从诗的整体高度讲，元好问的《雁门关外》其实要比许九皋和王越后来分别写的《关外吟古诗》要好许多，无论从意境、传神、辞采还是创作者当时书写的家国情怀前者都要比后者浓重，我们不妨来看看元好问所写全文《雁门关外》：

四海于今正一家，生民何处不桑麻。

重关独据千寻岭，深夏犹飞六月花。

雪暗白杨连马邑，天国青冢渺龙沙。

凭高吊古情无尽，空对西风数去鸦。

从全文我们不难看出，前面两句描写了当时元好问所处的社会环境相对而言比较稳定，正处于四海一家的大好河山。但看到了雁门关外的现实环境，后边两句就有了由景生情的思想变化和对曾经发生在这里残酷战乱所引发的情感宣泄，凭高远悼那些战士的英魂，虽然去了天国而那些看上去泛青的坟墓却渐渐消失于沙漠之中，只有西风伴随乌鸦的萧条凄凉场景。

这种情感的升华蕴含了诗人的家国情怀和对死者的敬畏，而王越的《关外吟古诗》，却失去了这种内在的韵味，尤其是结尾那句：“说与南朝人不信，早穿棉袄午穿纱”不管是从诗歌的文本韵味和思想张力都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有一种随心和散漫之意。而且王越的整首诗所传递出来的诗意信息，始终站在一种旁观者的角度仿佛和某人在讲述一个雁门关外的环境现状，而缺少了由此产生的情感震荡，感觉不到悲悯。

关外吟古诗（王越）

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麻。

百里并无梨枣树，三春那得桃杏花。

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黄沙。

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

而许九皋所写的《关外吟古诗》整体上要比王越诗意浓厚，但二者都是以应景而写景为主，缺少了元好问诗歌里面那种荡气回肠的家国情怀。

关外吟古诗（许九皋）

紫云横处几多家？仅见苍松不见麻。

壁立山头风吼至，雨花飞过是冰花。

西北天低山势赊，惟余白草与黄沙。

羊裘生处无絺葛，六月佳人不浣纱。

为什么元好问的那首诗反而没有被广为传播，许九皋的那首诗也几乎无人知晓，反而是看上去最没有诗歌底蕴和思想张力的王越的《关外吟古诗》却被广泛流传了下来？这就回到了前面我们所讨论的话题。

王越的诗，最大的特点就是接近于口语化，不深奥，老少妇幼皆可读亦明其意，而且在描写关外环境方面的场景更具体多样化，再加上处在北方这种战乱生存环境下居民自身文化的缺失，王越这首类似口语化的诗歌表达反而更容易被接受并且四处口头传播并流散坊间，反而有了其最大的生命力。如果这首诗放在了烟雨江南或者文运昌盛的盛唐时代，这首诗未必能够被广为流传下来。所以说每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果脱离了所处的时代和所处环境下人民的认知、渴望这块土壤，是开不出娇艳的花、结不出丰硕的果，文学的意义就在于此。

二

我曾在《浅析朔州创作群体的发展与现状》中提到：战争，生存，让生活在这里的人，失去了吟诗作赋的闲情逸致，“渴饮刀头血，困卧疆场土”一度成为生活的真实写照。到了20世纪40年代，也就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刻，中国文学已经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潮并脱颖而出，白话文、新诗已替代了文言文。而且十月革命的传播以及马克思思想进入中国，1942年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对这一时期的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全国上下文艺工作者纷纷高举革命旗帜，用不同的文学方式加入到革命斗争行列。

当朔州这片终于停止了战乱的土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还是伤痕累累，但这个时候对于文化的兴起和渴求如春风唤雨。新文化运动的波及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使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民，终于有了融入大时代环境背景下的想法和机遇，一些人开始尝试并且逐步走入这一文化行列，并开始进行文化创作。但由于历代王朝战乱所导致的文化断裂，在很长的时间段内，朔州文化依然处于萌芽之态而无法挤身当时文坛。导致在后来文化盛行的这场繁华盛宴中，朔州文化的久久缺席是一场场残酷战争所造成的结果，而并非这片土地上盛开不出照耀文坛的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当今朔州的文化。当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中华大地，朔州文化（这里单指诗歌）才真正进入了当代文坛视野。回顾中国新诗百年走过的历程，由朔州作家钟声扬所创作的长篇散文诗一支独秀开创了当代散文诗创作体系的先河，并一举奠定了其“北国诗魂” 这一文学流派在当代诗坛的地位，同时也推动衍生了以黄树芳、齐凤舞、齐凤祥、钟道新、郭万新、孙莱芙、王宝国、刘净云、边云芳、郝丽云等为首的朔州作家其它文学体裁方面的文学成就，并且为后来朔州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们知道诗歌内在的最大特点就是言志、抒情、状物，利用其文体构架的外在形式和创作者思想上的灵感绽放去捕捉生活中某一个精彩瞬间。有人喜欢把诗歌创作比喻为照相机下那一瞬间的抓拍，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如果去详细梳理二者之间的相互脉络，大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之处一个是通过文字、一个是通过镜像，但相同之处在于都是通过艺术的表现手法去捕捉最美最能够打动人心的画面，传递的方式一种是通过人心一种是通过眼睛，但最终都离不开人本身的大脑和思想反应。

钟声扬一生所著作品巨多，但真正推动朔州诗歌（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其鼎峰创作时期所著的长篇情节散文诗。

三

在研究钟声扬的散文诗创作成就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散文诗，以及散文诗的起源和发展。

在中国新文学中，散文诗是一个引进的文学品种。最早它的出现，是在1915年2卷7期的《中华小说界》，当时刊登了由刘半农用文言文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四章散文诗，这也是外国散文诗在中国的最早雏形。而在之后1918年4卷5期的《新青年》杂志，由刘半农翻译的印度作品《我行雪中》，在文章结尾所做的说明，才第一次以‘散文诗’这一名称在中国报刊出现。这一变化，一方面意味着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正式进入中国，并作为一种模式和译介范型的散文诗文体已经成立；另一方面，也说明刚刚北上进入《新青年》知识群体的刘半农，仍相当敏感于新诗体的创新，坚持认为无韵诗和散文诗这俩种文体之间存在着细微差异。所以，他把泰戈尔的这几首诗歌称为‘无韵诗’，而把屠格涅夫的诗歌定义为‘散文诗’。他指出，屠格涅夫的诗篇无论是从对物态细腻的刻画、哲学思想的彰显、或者是篇章的布局以及重复叠唱的句式，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后来意义上散文诗的特性。

自此之后，‘无韵诗’和‘散文诗’的称呼才开始模糊起来，文坛上对俩个概念的使用也几乎可以混同。这还要归功于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风潮，当时在一些激进者思想中，其目的就是想利用这俩个概念所携带的足以与旧体诗相抗衡的自由诗气息，以此来打破‘无韵诗则非诗’的信条。一时间，散文诗名声大噪！其后还影响了冰心，宗白华等新诗作者，掀起了一场颇具影响的‘小诗运动’，散文诗至此，这一约定俗成的叫法才在1920年代的中国文学场中传播开来。

散文诗在经历了从引进到模糊、到歧视、到认可这几个艰难的过程之后，凭借其独特的创作手法和新颖的语言格式一路高歌猛进，迅速在中国文学史上站立阵脚。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一大批优秀散文诗创作者的纷纷加入，散文诗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势不可挡。在这期间出现了如郭风，柯蓝，严炎，傅天虹等一大批优秀的散文诗大家。以及之后在80年代后期被艾青誉为‘诗坛才子’‘北国诗魂’的一代散文诗巨匠钟声扬。而其代表作品《灵魂三部曲》之《月魂》、《花魂》、《诗魂》，可谓开创了散文诗创作方式的先河！其作品被翻译成几十国文字畅销海内外，同时又被中国现代文学馆以其作品‘难度大、品味高、风格独特’而全部永久性收藏，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四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散文诗创作的进步，散文诗已经从过去所谓的文体简短、体裁较少发展到如今的长篇宏观巨著，在创作体裁上也不断的标新立异。在这一点上，尤其以钟声扬为代表的散文诗巨匠所写的散文诗创作革命，可为现在的散文诗格式开创了先河，其代表不同风格文体的散文诗，都为后来研究散文诗的作者提供了参考作用。我大概整理了一下钟声扬所写的散文诗格式，具体文体如下：

1、现代格律体长诗‘灵魂三部曲’《月魂》，采用的是长篇诗体小说创作方式；《花魂》采用的是长篇诗体游记创作方式；《国魂》采用的是大型民族史诗剧创作方式来分别完成。

2散文诗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里的《初潮》，采用的是书信体的创作方式；《细语》采用的是日记体的创出方式；《晚风》采用的是随笔体创作方式来分别完成。

3、长篇情节系列散文诗《梦影》六部，《月亮，在我上空》《星星，向我微笑》《太阳，离我最近》《影子，在我后边》《炊烟，从山下升起》《玫瑰，开在梦中》，可谓其散文诗创作的鼎峰之作，六部系列作品，几乎涵盖了散文诗这一文体内所有的特点，并且又增加了幽默风趣并且富有深刻哲理性的语言文本。

4、散文诗理论专著：《散文诗论稿》，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散文诗这一文体的发展与创作研究。

5、主编了《中国散文诗大系.山西卷》，全面推动和提升了山西散文诗创作在中国文坛的核心价值。

以上这些不同方式的创作风格，为散文诗的多样性、长篇巨著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遗憾的是，随着他的去世，散文诗创作梯队并没有在朔州这片大地蓬勃发展起来，只有零星的几篇作品偶尔见诸报刊，但也是昙花一现，而其它新诗却出现欣欣向荣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虽然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一文体如果得不到有效传承和持续发展，最终必将成为朔州诗歌文化的重大损失和不可弥补的诗歌空白，而前期一代散文诗巨匠钟声扬为之所付出的努力也将白白付之东流，这也是当下朔州文化界应该深刻思考和研究讨论的话题。

不管未来朔州散文诗的发展走向如何，朔州诗歌起码在新诗百年的中华文坛崭露头脚并且在散文诗领域走在了前沿，一举弥补了朔州文化的短板。哪怕在百年之后研究朔州文化的发展脉络，以钟声扬为代表的文学群体，当之无愧是新诗百年朔州诗歌文化的开创性人物，其对朔州文化的贡献，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关键性作用。

在此期间，朔州诗歌的发展其中几个重要人物功不可没。比如以古诗词见长的熊国章（老岱），以新诗见长的王友仁（靳春）、崔万福、老根等中老年人，后来涌现的王文海、温秀丽、宋清芳以及朔州籍诗人王立世、吴小虫、聂权等中青年诗人，为朔州诗歌的繁荣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虽然每个人的表现手法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每一位诗人都是怀着对于朔州这片土地深深的敬意和眷恋之情；怀着对于美好时代生活的真诚礼赞之情；怀着对于国家和人民的深深热爱之情去鼓与呼、歌与唱，并且以诗歌的方式积极投入到时代的浪潮之中，与时代同频共振，与时代一脉相承。

最近几年，在朔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下；在朔州文联全面主持推动下；在上级文联大力帮助下；在这些中流砥柱的老、中、青诗人积极带动下，朔州文化（包括诗歌）的创作热潮一浪高于一浪，创作队伍一批接着一批，而且不论从作品文体还是作品质量都呈现出多元化和成熟化发展趋势。虽然说大多数的文学作品还存在缺陷，创作者整体的文学素养和知识层面还存在不足，但只要多经历一些专业性、系统性、实践性的创作培训和创作指导，朔州整体的创作高度会有一个突破性的提升。

朔州之所以出现这种井喷式文化发展现象，出乎意料但其实又在意料之中。任何事物都有其相对性和必然性，就好比空气，当它被压缩到某一极致的时候就会发生爆炸；比如溪流，如果汇聚成海就有摧毁堤坝的可能。同样的道理，朔州文化在经历了长期的压抑和积淀之后，一旦迎来了某一个爆发的契机，其冲击力可想而知。从最近几年朔州创作群体的蓬勃发展形势来分析，积压的缺口已经被打开。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类的思维习惯和认识标准也在改变，朔州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正是朔州文化从落后到兴起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从发展到壮大的过程。文化兴则经济盛，经济盛则国力强，在全市“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之际，朔州市委市政府首次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市”的高瞻性目标，围绕朔州深厚的历史文化进行全面挖掘、研究，以此全面推动朔州经济的大繁荣、大发展。

朔州文化（包括朔州诗歌）也必将迎来一次翻天覆地的大繁荣、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