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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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古典文学的主导地位虽然被新文学取代。然而，直至今日，传统诗词仍受到极大的关注，传统诗词的爱好者也不在少数。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研究日益火热。其中，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尤为明显。相关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展，也有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方法出现。
这样的情形乍一看自然是值得可喜的，然而却有另外的隐忧时常被当今传统诗词研究者所忽视。如今的古典诗词研究者大多没有受过严格的古典诗词创作训练，平时古典诗词基础积累不足和传统文化根基不深，导致了研究方法可能有所创新，但很难突破前人的论述。这无疑是难以指导当今传统诗词爱好者去进行诗词创作。
另外，由于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某些偏激观念影响还未消除，从而，传统诗词研究多避开近现代诗词。古典文学研究者纷纷将目光聚焦于近代以前的诗文，这便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断层，直接切断了传统文学和新文学的内在联系。虽然，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传统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否定。但是，“学衡派“对新文化的批判给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可能。[1]这就意味着新文学或多或少地会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一些新文学大家到后期纷纷转入旧体诗创作，例如：俞平伯、朱自清、郁达夫等。直至抗战之前，传统诗词还占据了当时传播的重要位置，特别是“同光体”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仍是中国诗坛主流。[2]这些都不容当下中国文学研究者视而不见。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西学东渐继续深入导致了文化更趋于多元，从而，这个年代的旧体诗创作不可能避开时代的影响，一些新词也进入了旧体诗中，形成了现代化的意象。即便是力在“避俗”和“去熟”而宗宋的“同光体”诗人，他们的诗也出现或多或少的现代化异质。如陈三立的诗歌中时而会有扭曲化的意象出现[3]，这一点已经很接近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意象特点了。
民国古体诗不仅在创作方面出现了现代化转型，在相应的诗歌批评上也出现了现代化倾向。如陈衍的《石遗室诗话》，刘衍文的《雕虫诗话》和由云龙的《定庵诗话》等已经注重材料实证，虽是随笔式，但已经呈现出了科学的、理性的色彩。[4]换而言之，民国时期诗话批评的现代性质量[5]可以很好地促进民国旧体诗的现代化转型。
民国旧体诗既然有了现代化转型倾向，那么其中的成就便值得我们后人去研究探索。这一时期的古典诗学应该有一个现代性的诠释。[6]
在这种情况之下，急需更多有针对性的研究支撑起民国旧体诗研究。但是，其研究难度远远大于其它历史时期的诗词研究，所以一般古典文学研究者和现代文学研究者较少涉及。特别是民国时期旧体诗派、诗人群和诗社等研究更是极其缺乏。同时，这些方面的研究受挫大大阻碍了民国旧体诗研究的总体进程，无法真正地还原那个时代旧体诗人的社会生活状态、历史环境和文化内涵。
有幸的是，近年出现了一些关于民国旧体诗词的方法探索的文章，还有一些研究述评出现，这无疑直接给后来的民国诗词研究者提供了直接参考和方法方向指导。其中马大勇的《现代旧体诗词研究的三个前提》提出了现代诗词研究的三个前提性问题。现列如下：
“第一，现代旧体诗词研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第二，现代旧体诗词研究的价值判断；第三，现代旧体诗词需站在一定高度进行本色研究。”[7]
这三个前提的确是民国旧体诗词研究应该首先考虑到的。又如陈静和李遇春对民国旧体诗词乃至整个二十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现存问题作了相应的论述，现列于下：
总的来看，九十年代以来的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缺乏历史发展视野。新时期以来涌现了大量的旧体诗词选本，但选家们大抵重“诗”轻“史”，“现代”与“当代”混编一处，无法看出现当代旧体诗词演变的历史脉络。
其次是缺乏现代性视野。很明显，近年来的旧体诗词创作复兴和研究升温，是与传统文化热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旧体诗词研究者都对祖国的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他们有较为深厚的旧学功底，但在不同程度上对现代性的文化文学观念具有排拒心理。一方面，新诗要向传统诗词学习，要民族化；另一方面，旧体诗词也要向新诗学习，走现代化的道路。近年来，随着刘纳、黄修己、钱理群、旷新年、孔庆东、吴晓东、王兆胜等新文学学者以及日本的木山英雄、美国的田晓菲等海外汉学家的介入，围绕旧体诗词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命运问题展开了广泛的学术争鸣，给当前的旧体诗词研究带来了现代性视野，必将进一步深化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但同时也要防止绝对化的现代性立场，对传统诗词继续保持歧视和排斥。”[8]
从上面所举论述之中可知，民国旧体诗词研究的一些观念等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而江西自宋代以来，便形成了坚实的旧体诗传统，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更是影响久远。到了清末明初，在江西形成了以陈三立为首的“同光体”赣派，其影响在江西贯穿整个民国乃至新时期之后。在“同光体”赣派的影响之下，民国时期江西有一代又一代旧体诗人涌现，其诗歌创作数量之大，诗人人数之多，在当时全国表现突出的省份之一。
究其原因在于，新文化运动影响范围最显着的是在北方，而南方则仍然注重传统文学的教育与传承。[9]这一点在南京表现的尤为突出。而江西正处南方，又有着悠久的赣鄱文化传统，传统诗词在这里薪火相传。民国时期，在新文化运动冲击之下，新文学渐渐登上高位的背后，江西首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的冲击似乎较小，一批又一批江西诗人仍然守护着传统诗词创作。在民国那个战火纷飞、社会情况极度复杂的年代里，他们用这最传统的旧体诗词和新诗一道唱出了时代的声音。[10]
民国江西旧体诗研究起步并非很晚，相反开始的相对较早，在民国年间便有一些论著或文章涉及到了。例如：胡先骕在相关的文章中便已涉及到了与其同时代的江西诗人品评。汪辟疆等部分名家致力于近代诗歌研究。特别是汪辟疆，其《光宣诗坛点将录》《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近代诗派与地域》[11]三书对民国江西旧体诗人有所涉及。汪辟疆身为同光体赣派殿军人物，其诗学功底为当时学界公认，故而他关于民国江西旧体诗人的品评值得借鉴。另外，民国年间的传统诗话也有涉及民国江西旧体诗人评点。例如：陈衍的《石遗室诗话》[12]，夏敬观的《忍古楼诗话》和《学山诗话》[13]等。这些诗话作者在理论著述之外还是一流的诗家，所以即便其中的某些评点即便有所偏颇，过于主观臆断，也不失为一家之言。
在民国之后，新中国成立，江西旧体诗词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然而，之后的过左的思潮下和文革的冲击之下，民国江西诗词研究几乎处于停滞。在新时期的春风之下，江西诗词迎来了繁荣的局面。诗社，诗词学会林立[14]，相关诗词研究也开始重新恢复。钱仲联在这一时期陆续再版了《近百年诗坛点将录》《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和《南社吟坛点将录》三书，这三书专论民国旧体诗词，其中自然也涉及到了多位民国江西旧体诗人。另外钱老还有其它文章如《论“同光体”》[15]《论近代诗四十首》[16]等相继发表，也涉及了民国江西旧体诗。钱老旧诗功底早在民国年间就已受到好评，在他的论述和研究之下，为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启示和参考。
与此同时，一些民国江西诗人的别集整理也开始开展，例如：陈隆恪的《同照阁诗钞》由其女陈小从整理于1984年在香港里仁书局出版。义宁陈氏一家，民国名家聚集，在诸兄弟之中，陈隆恪的诗名却难以和陈寅恪、陈衡恪和陈方恪相比。原因在于陈隆恪的诗歌创作起步较晚，这使得他的诗名不符合其真正的诗歌水平。而该别集的整理出版，将大大有利于陈隆恪诗歌研究的开展。相应地，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的出版，将为义宁陈氏研究提供第一手的文献参考。
在20世纪90年代，台湾中正大学校友于1992年会自发印行了《胡先骕先生诗集》，这为胡先骕诗歌研究提供了作品支撑。1993年上海文艺出版了《王礼锡诗文集》，使得王礼锡的作品在民国之后首次系统呈现和流传。江西省社科院胡迎建的《近代江西诗话》于1994年在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较早系统论述近代江西旧体诗专着之一。该书将在近代江西之中对江西社会文化成就与影响显着的诗人集中在一起，每个诗人专门论述其诗歌创作情况和别集流传情况等。这部书的出现大大推进了民国江西旧体诗研究，也为后来更深入地研究提供了基础文献。在随后他又出版了《一代宗师：陈三立》一书，该书的出版，大大推动了陈三立诗歌及诗学的研究。
进入二十一世纪，民国江西旧体诗词研究和诗家别集整理工作继续深入，2000年胡以谨的诗词遗集由其子胡百隆整理并辑名为《胡以谨诗词辑存》[17]于香港天马图书公司出版。该书的出版，无疑为今后的胡以谨诗歌研究提供文献支撑。
2002年张寅彭主编的《民国诗话丛编》的出版，为民国旧体诗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基础。2004年陈小从的《图说义宁陈氏》出版，该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义宁陈氏家族一手的珍贵历史资料。2005年胡迎建的《民国旧体诗史稿》出版，这部书从宏观维度整体论述了民国旧体诗，涉及诗歌流派之多，材料引证之丰前所未有。但是，由于，论述范围过广，导致了一些论述出现纰漏。但即便如此，这部书也是关于民国旧体诗的突破性研究著作。2007年欧阳祖经的诗词集经其后人整理，于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为我们研究欧阳祖经的诗词提供了便利，其诗词流传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一年，胡迎建笺注的《昭琴馆诗文笺注》[18]的出版为今后的胡雪抱诗歌研究的进行提供了诸多史料和论述参考。
另外，中华诗词学会研究院于2007年成立，集结目前海内外传统诗词名家。其后陆续整理出版了《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和《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大大促进了民国旧体诗研究，同时也带动了民国江西旧体诗研究。这其中包括了2010年宗远崖《编磬集》的出版。在2009年，张绂选注的《忏庵诗选注》[19]出版，这为后来研究者对胡先骕的诗歌的理解提供了较好的参照。
最近几年，已经有一部分研究者进一步关注民国江西旧体诗研究。同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2002年崔新梅的《少年意气总非非几堪损益论为道——胡先骕与近代诗歌评论》[20]率先涉及胡先骕诗学及诗歌批评问题。2008年《“学衡派”与新文学者诗学理念异同论——以胡先骕与胡适为代表》[21]的发表更是进一步论述了胡先骕的诗学旨趣。孙虎的《近百年陈三立诗歌研究述评》[22]，该文对陈三立诗歌研究情况作了一个文献综述，指明了研究中的不足。孙老虎的博士论文《陈三立诗学研究》[23]，该文专门对陈三立的诗学旨趣及影响作了详细论述，值得关注。胡迎建在2008年发表了《论现代旧体诗坛上有建树的六位名家》[24]一文，其中涉及目前研究较少的三位江西诗家：汪辟疆、王礼锡及邵潭秋。2010年王乃清的硕士论文《胡雪抱诗歌研究》[25]推出，该文首次深入系统论述了民国江西诗人胡雪抱的诗歌创作及风格等问题。2011年李琨的硕士论文《黄锡朋
从上面可知，民国江西旧体诗近几年来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是令人忧虑的是，民国江西旧体诗流派乃至诗社的研究则几乎没有触及。而这些方面的研究将会还原民国江西旧体诗人真实生活及生命状态，更可以深入民国江西旧体诗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故而，当下的民国江西旧体诗研究存在着以下的问题。
其一，当下研究者普遍忽视民国江西社会历史和文化场域对诗人的影响。究其原因在于，当下的古典文学研究者盲目注重现代方法而忽略了古典文学研究者应该具备的相关能力。之前的古典文学研究者还能去关注诗人的文化场域和其所处历史环境及生活环境的影响，而如今的研究者这种关注要么日益减少，要么落不到实处。虽然，近年古典文学无论从考研还是研究领域本身都是一大热门。但却没有取得应有的突破，导致传统文学研究是一种虚热状态。
其二，当下研究者普遍缺乏古典诗词创作及鉴赏分析能力。要深入研究民国江西旧体诗词，如果不具备一定程度的古典诗词创作和鉴赏能力是无法进行下去的。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缺乏，留给研究者自我发挥的空间会很大。但是，如果稍有不慎，便会导致论述流于空泛。因此，这要求研究者必须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及深厚的古典诗词鉴赏分析能力才可。而深厚的古典诗词鉴赏分析能力的形成离不开一定程度的知识积累和相应的创作积累。一直以来，研究者普遍认为大学文学专业职责不在培养诗人作家上，而在于培养具备相应研究能力和工作素质的人才。虽然事实是如此，但是这会导致大学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者进入一个误区，那就是有一定基础的文学创作能力和经验不利于文学研究。
这么一来，便促使如今的文学研究者平时厌恶创作。而之前那些传统诗词研究大家几乎都具有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底，他们在研究上所取得的突破是当下古典诗词研究者难以企及的。这样看来，拥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和经验将会大大促进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如果民国旧体诗词研究者愿意为此作出诗词创作和鉴赏能力培养方面的努力，那么民国旧体诗词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不日将会到来。否则，只能亦步亦趋，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
其三，当下研究者难以静下心来研究。要深入研究民国江西旧体诗词，必须能够静心去长期坚持。而当今社会环境偏于浮躁，研究成果评价机制等也容不得研究者静心研究探索，社会竞争乃至社会观念都让研究者难以坐视不管，一心去研究学术。所以，当下研究者在研究之时，很多时候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
近来民国江西旧体诗研究成果虽已具有一定的数量，但其质量和深度难以保证。而之前的那些大家在一个领域穷其一生来进行，使得突破性成果屡屡出现。如今，无论从社会现实还是从研究者本身，都难以再现这样的风范。
其四，当下的民国江西旧体诗研究范围仍然很局限。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当下民国江西旧体诗研究仅仅围绕着单个诗人作品或其诗学来展开。并且这些单个诗人都是较有影响的名家，而更多创作上达到一流水平的民国江西旧体诗人亟待去进行相应的研究。
此外，目前民国江西旧体诗研究尚无诗人群体、诗人流派乃至诗社等方面的综合研究。例如：民国江西旧体诗诗社“”澄江社、“宛社”等目前虽有论著涉及，但都是一笔带过，目前还尚无这方面的专门论著。故而，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都应是民国江西旧体诗研究者今后进行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
不仅如此，针对诗人的作品品评，还得运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相关方法进行探索。这些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具有文献学、史学、比较学、考据学等多学科知识储备，在此基础上还应高有扎实的古典诗词功底。需要补充的是，了解诗人生活区域和社会时代的文化背景也是必须的。这些方面缺一不可，否则都会影响民国江西旧体诗词研究的全面性和深刻性。
需要注意的是民国江西诗社的研究目前几乎无人问津，仅有少数著作或文章如：胡迎建的《民国旧体诗史稿》[28]《近代江西诗话》[29]及《江西省志·人物志·程学恂传》[30]等提到了民国江西的几个有名的诗社如澄江诗社和宛社等。即便是这些诗社，也尚无系统的研究成果出现。
为了还原历史，推本溯源，诗社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诗社研究既可以考察诗人交流状况，又可以为研究一个诗人群体创作风格和理念异同打下基础。因此，本文将对民国江西的一大诗社——“宛社”进行系统论述。希望可以为之后的民国旧体诗研究者提供微薄的帮助。
首先，本文将从该社的考证来进行。关于这个专题，将会涉及该社是否为江西近代第一诗社作考证。另外，关于该社的社长也需考证。而这些都要建立在所掌握的文献所提供的史实的基础上做客观地分析和论述。
其次，诗人雅集活动也是该社研究的一大重点，鉴于手中文献不足，兹以社中代表诗人为例进行。
最后，尤为重要的是代表诗人各自创作以及其创作风格等方面的异同作尽可能深入的分析。之所以尽可能深入，原因在于，该诗社一些诗人的诗集或活动状况尚无文献可考，故而导致笔者目前掌握的文献不足。加上笔者旧体诗功底极为有限，更精细深入的结论不敢妄下，还有待于后来者作更多的文献研搜集与整理工作。而关于该社方法和研究者应该具备的能力，上面关于民国江西旧体诗研究问题的论述中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赘述。
注：
[1]陈会力《重论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之关系》，第25页，暨南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2]潘建伟《对立与互通：新旧诗坛关系之研究(1912—1937)》，第32页，浙江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
[3]具体论述详见杨剑锋《从散原诗歌的意象变革看旧体诗的现代转型》,《名作欣赏·古代文学》[J]，2009年2月。
[4]彭继媛《论民国诗话批评风格的现代性质素》，《湖南师范大学学报》[J]，2012年6月第2期。
[5]彭继媛《浅议民国传统诗话的现代质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J]，2012年第9期。
[6]见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第6—11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
[7]马大勇《现代旧体诗词研究的三个前提》，《中国社会科学报》[J]，2012年10月20日。
[8]陈静、李遇春《二十世纪旧体诗词创作与研究述评》，《长江学术》[J],2010年3月。
[9]潘建伟《对立与互通:新旧诗坛关系之研究(1912—1937)》，浙江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第10—11页。
[10]胡迎建《论抗战时期旧体诗歌的复兴》，《晋阳学刊》[J]，2000年第4期。
[11]参见汪辟疆《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2]参见夏敬观《忍古楼诗话》，《民国诗话丛编》第三册，上海书店2002年版。
[13]参见夏敬观《学山诗话》，《民国诗话丛编》第三册，上海书店2002年版。
[14]湖星《1949—2009:江西诗词简述》，《创作评谭》[J]，2010年4月。
[15]钱仲联《论“同光体”》，见《梦苕庵论集》第415—436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16]钱仲联《论近代诗四十首》，《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文艺学版。
[17]胡以谨著，胡百隆整理《胡以谨诗词辑存》，香港天马图书公司2000年版。
[18]胡雪抱著，胡迎建笺注《昭琴馆诗文笺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9]胡先骕著，张绂选注《忏庵诗选注》，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0]崔新梅《少年意气总非非几堪损益论为道——胡先骕与近代诗歌评论》，苏州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
[21]钟军红《“学衡派”与新文学者诗学理念异同论——以胡先骕与胡适为代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8年第3期,2008年6月。
[22]孙虎《近百年陈三立诗歌研究述评》，《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8年第25卷第3期2008年8月。
[23]孙老虎《陈三立诗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
[24]胡迎建《论现代旧体诗坛上有建树的六位名家》，《中国韵文学刊》[J]，第19卷第4期，2005年12月。
[25]王乃清《胡雪抱诗歌研究》，南昌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26]李琨《黄锡朋
[27]张奋发《近代宋诗派诗人杨增荦诗歌研究》，暨南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
[28胡迎建《民国旧体诗史稿》，第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9]胡迎建《近代江西诗话》，第122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0]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志·人物志》，第340页，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