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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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诗歌是一种古老而又不断变化的文学样式。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诗歌都是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它以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付诸于文字，享有“语言的皇冠”的美誉，从而无可厚非地站在了文学的最高端。
而今，时光的潮流已涌进了二十一世纪，诗歌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与日俱增的危机。虽然，这与当下文学日趋边缘化有关联。但是，更为主要的是，诗意在人们的心灵中已被驱散殆尽。我无法评判何谓诗意，但诗的发展离不开诗意。因此，诗歌的发展存在危机还是在于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改变，导致诗意生活中的丧失。而人的价值取向的基点源于自身的理解，因此理解力对一个人的理解方向显得极为重要。诗歌的发展存在危机，在于人们对诗意的理解上，这成为了当今诗歌发展不可逾越的问题。
目前，国内价值取向日益物质化。有有心者想要抑制或推动社会这一倾向，要么去大吹西化之风，要么倡导再次复兴孔孟。而西化之风一直以来更能为时人接受，因时人认可这为今世之风尚。可是，有意倡导西化者都清楚西方文化本身么？答案多半是：否！对于西方文化，我是不敢妄论的。一方面，我自己并没有深入到其本身；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文学初学者，想要去了解西方文化本身，道路还很漫长。也许，此刻别人又给我加上什么帽子，那也是别自己的事。因为别人的理解力决定他们要往这个方向理解，这是任何外人都无法干涉的，因外人最多给他们一些外围影响而已。
显然，理解是认知的前提，而理解力则决定了所能理解的程度。在这里，我不想去谈西方文化，因我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学习者而已，离精英还相去甚远。同时，我也没有那自以为是的骛远眼光。说到这儿，我正想提的是：理解对诗歌的认知有重大影响。
而当今的人们对诗歌的理解出现了转向，我不知这转向是好还是坏。但理解转向说明了他们的理解力转了向，同时，这一转向导致他们在诗歌的理解上存在误区的。因而关于他们所理解的诗及诗意，我是不敢苟同的。时人多以为，会写诗即为诗人。可叹的是，他们又把真正的诗人当做疯子。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么？他们的理解力促使他们的理解方向是正确的么？对此，我表示担忧。
既然，时人的目光喜欢转向西方，那么接下来我姑且从西方文论的维度来说说理解力的问题，以及理解力对诗歌评价影响。我虽无知，我虽未深入西方文化，但为了投众人所好，不得已之间，还得从西方文论维度来谈诗歌问题。这并不是说我毫无自知之明，说我自以为是或说我认为我所见的世界即为整个世界。我还没这么自负的气魄，甚至我可以说我是懦夫。
让我回到话题本身，来具体的说西方文论里不同时期理解对诗歌评价的影响。
（二）
年轻的人们，也许正倾注于柏拉图的精神之恋。但有谁清楚他在其《理想国》中将同样也对精神注重的文艺赶出了他理想国界，更不必说诗在他那里的命运了。他虽称赞过荷马为“悲剧诗人的领袖”，但最终还是未曾越过他心中的客观存在物——“理式”。从而，给诗人定下了一条罪状：诗人没有“真知识”，不曾“抓住真理”。这并不能说柏拉图不了解诗歌，而是他深知诗歌的夸张化，虚象曲折化来表达并反映真实的方式。而他在他心中的“理式”之下，追求他所认为的真实。因此，柏拉图在“理式”之下对诗的理解力着重于诗的表达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越过绝对真实的“理式”来对诗加以肯定。
正如他向世人发出的警告：“……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密语的抒情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或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但是，他矛盾了。他似乎感觉到对诗的判定过于无情，因而他又说：“我们要请荷马及其他诗人们不必生气……”柏拉图的理解力限于他的“理式”，因此这就决定了他对诗的理解方向。我们需要站在他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下来看待他的理解力，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这种理解力对他自己评价诗的影响。
到了亚里士多德，他从自身的实证出发，给诗及其他文艺作了有力的辩护。这种辩护集中体现在他的《诗学》之中。在他这里，诗得到了肯定。正如他自己所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
亚里士多德由于从实证的角度来理解诗，这才使得他的理解力有所改变。他的理解力决定他关注了诗本身的主体——诗人。因而，在亚里士多德超越柏拉图的理解力的基础之上，诗歌在亚里士多德这儿得到肯定的评价。
（三）
古罗马在文化上继承了古希腊，因此在文论上并没有突破性的发展。这在于他们的理解力仅限于继承古希腊，所以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理解没有多大改变。而接下来宗教的来临，则改变了西方理解力的方向。从而，人在黑暗中，而光明则在神的身上。这个神即为上帝，西方从此在文学上进入了漫长的黑暗时代——中世纪。在此期间，人们的理解力转移到了神的身上，神的旨意代表一切。而人生来有罪，人在世上存在就是为了在神的启示下忏悔，以便死后进入天堂。而人自身则被遗弃，这一时期任何关于本身的文学都被一致殆尽。因此诗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仅有符合教义的诗才可幸免于难。
文艺复兴之风吹起，以一位大诗人但丁的出现开始。在但丁这儿，虽带有宗教神学色彩，但他更多的是由上帝转而关注人本身。当然，由于但丁的理解力有受宗教影响，这就必然是他关注人时还要借助上帝之名。然而，他的开始回到人本身这一转向是符合人的要求的。他的这种探索虽有所局限，但更应值得肯定。在他这儿，诗的表达开始转向人本身。无论是他的创作实践，还是他的象征主义诗学观念都对诗的的发展有所推动。
因此，我可以说但丁在他的理解力下为诗做了有利的辩护。正如他在《致斯加拉大亲王书》中提到的：“仅从字面意义论，（《神曲》）全部作品的主题是‘亡灵的境遇’，不需要其他什么说明……但如果从寓言意义上看，则主题是人：人们凭着自由意志去行善或恶报。”又如他在《净界》之中借与鬼魂谈论《新生》时明确表示：“我是个人，当爱情鼓动我的时候，我就依照他从我内心发出的命令写下来。”
（四）
在文艺复兴之风过后，西方又经历了新古典主义时期。接着启蒙主义的兴起，诗学从僵化状态中解脱出来，重新回到了诗本身的发展要求。正如莱辛所说“……所应选择的就应该是从诗要运用它（绘画）那个观点看，能够引起该物质生动的感性形象的那个属性。”从这一点来看，莱辛为诗歌做了一个很明确的辩护，将诗歌本身拉回了正轨。莱辛从他有限的理解力之下，对新古典主义对诗的误论作了有力的纠正。
德国古典美学中，康德、黑格尔等关注到了人的理性，其对人自身的理解力又进了一步。他们对启蒙之中，理性过度的症结做了探索与纠正。康德说：“鉴赏是凭借完全无利害的观念的快感和不快感对某一对象或某表现方式的一种判断力。”在这儿，我认为判断力的前提该是理解力，因为人的判断力的原动力是理解力。而康德的“完全无利害”就是针对美学鉴赏而言的，而诗作为纯美的文学样式，去鉴赏它也应抱有这种态度。
席勒作为一位诗人，他对诗的理解力则比康德进了一步。他认为：“诗人或则就是自然，或则寻求自然。在前一种情况下，他是朴素的诗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是一个感伤的诗人。”他又说道：“诗人侧重的是现实还是理想？……每个感伤的诗人必居其一。”在这儿，由于他作为一个诗人的理解力，他没有脱离诗及诗人本身。
歌德从自身实践经验出发，道出了一个诗人的心声。我们不排除他这种个人实践经验的理解力有限，但这是一个基点，因而给我们以广阔的空间。正如他所说：“一个伟大的戏剧体诗人如果同时具有创造才能和内在的强烈而高尚的思想情感，……就可以使他的剧中所表现的灵魂变成民族的灵魂。”在这儿，歌德强调了创造性对一个诗人的重要性。这是建立在他的实践性理解力基础之上的，由于亲身实践，才使他有这个理解的方向。
至于黑格尔，他的艺术哲学应引起注意，在他那儿虽没对诗有一个独立于其他艺术的的理解。但是他的理解力不限于单纯的诗，因此他才将诗与其他艺术归到总的艺术之中。
（五）
上面讲述了西方文论中从古代到近代的有关理解力对诗歌评价影响的问题。在西方，诗的发展几经反复，这是由各个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文论家们的理解力所决定的。因此，社会在进步，文论家们的理解力也改变着。诗歌的命运虽几经反复，但总的方向还是发展的。
在当下的中国，许多人虽颇关注西方文学及文论，但是真正关注其本身的人能有多少？人的理解力总导致人的理解出发点的高低。可惜的是，某些人并不知道这个，还为自己的偏解沾沾自喜。试问西方文学及文论若不是西方人本身不断探索提升理解力的话，何以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之前的谬误加以纠正？对这个问题，我不敢妄断。
由唯美到直觉，由直觉到象征，由象征再到意象；由心理分析到形式主义，有形式主义到现象与存在，由英美“新批评”再到结构主义；由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由读者反应批评、阐释接受理论到女权主义，又新历史主义再到“文化研究”批评………西方文论总随着西方本土社会变革及其本土研究者的理解力的改变而不断改变着。因此，相应地，诗歌在文论的影响下也在变动着，进而对诗歌的理解也就变动着。
人类的理解力总来说也许是无限的，但一个人一生的生活又是有限的。所以说，人类理解力可能的无限是由无数有限组成的。请记住：一个人单独的理解力是有限的。由此观之，我们个人对诗歌的理解是有限的，故而不能随意地去判定或评价。
后记
前面我的叙述恐有繁多之处，但这并不代表我完全无知，而是为了让那些“聪明者”注意我所说的理解力在西方文论维度下对诗歌的影响而已。关于诗歌，我是不敢去妄论的。除了我自身不是诗人之外，还有在没有理解诗及诗人之前，对诗歌或诗人妄断是对诗人极大的不尊重，同时也不尊重诗歌本身所留下的美与感动。
“大吹大擂对于诗人是丧钟，而门户与主义所做的勾当恰恰是大吹大擂。”并不缺乏作诗的人，而是缺乏真正的诗人。当下并不缺乏读者群体，而是缺乏可以正确理解诗的读者。真正的诗人不该在那儿自吹自擂或是读者在一旁大吹大擂，这些举动一旦开始，诗人本身已不是诗人。而他的诗歌便是其作为诗人的丧钟，丧钟一响，他便丢失了诗意，诗人的称呼将与他绝缘。在一旁大吹大擂的读者显然自以为自己的偏解即为正解，殊不知自己的理解力有限，这偏解反而是坑害诗人及诗人的诗。
我这个诗歌爱好者也曾被人扣上诗人的辉冠，但我若是诗人，我则该感到惭愧。因为，我从前虽知道人们对诗人及诗歌已存有偏解，但从未替诗做过任何辩护。这在于我虽爱诗，但不等于我的理解力足以让我对诗歌有正确的理解。
如今，我初步知道理解力对诗歌评价有重大影响，才想从理解力角度出发，并借助在西方文论维度之下诗的发展来为诗歌做一些粗浅的辩护。需要强调的是，我并非认为我所见的世界即为整个世界。也许，某一些聪明绝顶之人有这个倾向，可惜我是个愚笨的人。说 “作家已死”是应该有个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在读者理解作品之处，不应顾及作者本意，这才可以展开思维对作品加以深化地理解。若是在这个条件之外，去妄断作家或诗人已死，这是对作家或诗人本身及其作品极大地辱没，是一种极端不尊重艺术美的行为。
对诗人大吹大擂或去妄自宣判，无疑将诗人及其诗歌所能生存的位置彻底地毁灭。而这宣判的声音，便是诗人的丧钟。如果有可能，那请手下留情，用你有限的理解力指向对诗歌及诗人正确的理解方向，多多从真正意义上去尊重诗及诗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