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最后的仪式》

《爱情最后的仪式》

                 文/吴磊

我是那一年冬天在医院认识钱璐的。到年底了，病情不重的病人都顺东西回去过年了。奶奶是胃癌，不知能不能捱过大年。街上热闹非凡，过年的气氛一天比一天浓，更显出医院的冷清。我哈着气，拎着盛满鲫鱼汤的暖瓶，一进门发现窗户边上一个年轻的女孩在用匙子一下一下往奶奶嘴里喂水。病房里没有其它人，我将暖瓶递给她，坐在另一张床上，埋头看一本书，大概是王朔的什么小说，我那时，象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对他的小说特别着迷，梦想着什么时候也遇着一个满嘴京片子的小妞。现在想来，光线，还有心情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多么的大。我没有注意到那个女孩，因为她坐在一个逆光的位置，还因为她穿了件城里女孩不会去穿的暗黄格的呢子外套。大概是谁的什么乡下亲戚，这个念头只在我脑子里一闪。我沉浸在小说里，一直等到婶子来换我。婶子是刻麻将的，身上是一股硬塑料的刺鼻气味，我低头看书时，突然闻到这股味道，就合上书，道了声好，准备回去。刚出病房又被婶叫了回来，婶让我与那个女孩同走：你叔今天回来吃饭，钱璐得赶回去做午饭。我走得很快，经过一条手术专用通道时，顺着斜坡下去几乎要跑起来，等到了医院大门口，后面的人已经跑丢了，我站在外面的花坛边等她。一会儿，一个女孩从昏暗的走廊里出来了，正是上午九十点钟的阳光，夹带着耀眼的金黄一下将那个女孩照得通体透明，她拎着一个黑色的小包，眯着眼睛，嘴唇红艳艳的，从黑暗里走过来，让我一下子惊住了。她走到我跟前，我慌忙扭过头去，假装找自行车，可是脑子里充满了那个耀眼的形象。

哥，不着急，好好想一下，车放在什么地方的？她看我有些呆头呆脑的，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车子，就过来帮着找。我第一次听人叫我哥，感觉一下子与之亲近了许多。

女孩大方地坐在我车后面，一股清香传过来，其实不过最普通的雪花膏味，但那气味一直到夜晚都陪伴着我，让我躺在床上失去了看小说的兴趣，并且觉得这个冬天的夜晚格外闷热。

这就是我与钱璐的第一次相识，20岁的我被一种莫名的东西击中了，变得肉神不安。我絮絮叨叨对曹建说着钱璐，仿佛一松口，她就会飞掉。曹建说，打台球吧，你看我就剩下一只黑８了。我一看索性丢掉球杆，走吧，找个地方坐坐吧。于是我们又去了工人文化宫跳舞。那段时间，为了找个人倾述满腔的愁绪，我不断地缴请曹建在小城的娱乐场所转悠。曹建被我缠得没办法了，就说，你胆子小，我看你可以去找一找陈大富。陈大富就是我叔叔，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在背后直呼其名了。曹建小时候和我在一个院里住着，曾经在夏天的夜晚睡在凉席上听我叔叔讲他的故事，那时候的叔叔在我们脑子里共同的印象就是他讲述的那样，是个热爱诗歌和书法，曾经在金色的黄昏，背杆鸟枪带着一帮煤矿学校的学生上山打猎。归来途中，西风烈烈，我们都想象得出风吹起叔叔长发飘飘的浪漫景象，少不得的，他还会随口背出毛主席的诗词：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过后来等到我们都进了工厂，上着叫苦连天的三班倒时，我们觉得这个形象是个狗屁。你叔叔太滑头了。一次等我们又被叔叔哄着出了他的公司时，曹建这样对我说，曹建有些不服气，他常常敲打我，陈泉，我就不明白，他是不是你亲叔叔。好在我那时，并不着急想进叔叔的公司，我知道他的公司是怎么回事？我更关心的是钱璐，这个有着血一般红艳嘴唇的乡下女孩。其实我那时也认识几个单位上的女孩，也有漂亮的，妖艳的，故弄风骚的，工休时，常常几个一群去过舞厅。那时跳交际舞刚刚在小城里风行开来，我们在车间里上夜班时，监工不在，我们就将车间变成了舞厅，一个班的男女在一起学跳舞，你那时夜间恰巧从美达磁砖厂经过，会透过灰尘扑扑的大窗户看到我们年轻的身影笨拙地在舞蹈。

现在想来那段日子是无聊而美丽的，只是奇怪，为什么对经常在一起的女孩没有兴趣呢，而对这个一面之缘的叫钱璐的乡下女孩却一见钟情。我觉得倾述丝毫不解决问题，象被一股力量推着，我开始频频出现在医院，即便轮不到我值班，也会找个理由过去。他们都以为我是孝顺，没人会朝这方面想。冬天的夜晚，我常常在外面加个羽绒服，骑着自行车从城东顶着狂风往鼓楼区的医院赶。快到医院时，我就停下来，脱掉羽绒服，露出一身笔挺的西服，还有紫格子领带，我知道，这一身能使我接近帅哥的形象，头发已经在镜子前梳了半个小时，风一吹前功尽弃，于是又从屁股口袋里掏出一把迷你小梳子，别过头顺着风，在黑暗里猛梳几把，带着满身寒气和一身笔挺的西服来到医院。整个楼道都黑洞洞的，没有人气。不过我知道，转过几道弯，爬上那个手术通道的斜坡，在二楼最里面的一间，住着病入膏肓的我奶奶，还有钱璐。

对我到来，钱璐并未表示奇怪，似乎一切顺理成章。时间大多在七点钟左右，因为等钱璐看护奶奶挂完水，服侍她吃了睡下后，远处电视里往往传来新闻联播的音乐。起先我们只是在病房外的长木椅坐着聊会儿天，走廊的灯很弱，窗户外常常有烟花腾空而起，大概是想赶在年前结婚的烟花。窗外的明明灭灭更增添了医院的凄清之感。不过我只是在回忆里有这样的感觉，当时，心里盛满了激动，脸发烧般地滚烫，钱璐的脸更加烫，没有触摸，但她的热气隔着半米都能感觉到，两张烫烫的脸在近乎黑暗里静静地说话。这应该就是我的初恋了。

至今回忆起来，都有种天翻地覆的感觉。我的初恋是绕不过我的叔叔的。他那时刚从煤矿回来，进了物资公司，当了销售员，这是物尽其用呀，他嘴皮子厉害是人所共知的，只是那时销售员是很不吃香的行当，没有关系和犯了错误的人才会被调到销售科。他好象混得不怎么样，这点从有一年过年的团聚家宴上就可以看出来。大家都到齐了，就他一人没到。爷爷让再等等，大家便聊着天等着，不过没人敢聊关于他的事情，都知道他跟婶闹得一蹋糊涂，整个物资公司的大院都被他俩搞得鸡飞狗跳。在我记忆里，他与婶婶似乎没好过一天，从结婚起就闹，既然这样，我不明白为何还要结婚。他那天来时，似乎刚睡醒的样子，一向注重仪表的人头发象鸡窠棚子翻翘着，胡子象一溜煤渣涂在唇上和下巴上，身上是一件旧的军绿大衣，他含糊地和大家打了招呼，胡乱吃了碗米饭，推说有事，又匆匆忙忙地走掉。我第一次有些同情这个叔叔。可是再次见到时，他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神采飞扬和夸夸其谈，那是两年后的一个春节，大概是正月初五。

那时奶奶已经住院，爷爷脸色有些阴，叔叔却满脸红光，谈笑风生。不停地和大家干杯，频率很快，说话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他说过年后将组建一家公司，直接属于县三产办领导，简言之，是和物资公司平级的，也就是说，我这个叔叔一步蹬天，成了享受科级待遇的公司老总。当时他的架势已经是个老总的派头了。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在我按惯例敬酒时，他突然提到了钱璐，大手一挥，象对他的部下说话，他说，小泉子，你的事，叔叔做主了，别担心，一句话的事情。我听了显得激动过头了，又赶紧敬了他一杯酒，喝得急了，呛住噪子，最后眼泪都呛出来了。我至今还记得他在酒桌上那让人佩服的手势，只不过一挥，仿佛美丽的钱璐就已经滚进我的怀抱了。

我详细为曹建描绘了他那个令人激动的手势，曹建不以为然，从口袋里摸出半包红塔山，分了我一支，点上，我们两个站在工人文化宫门前的台阶上，抽口烟，就仰起头，朝蓝得有些刺眼的天空看上一眼，很无聊。连抽好几根，曹建突然说，我想请你看个好戏。后来我们去了大森林歌舞厅。我从未去过大森林歌舞厅，因为它门票太贵，去一次相当于去十次工人文化宫，但我没想到的是，我在那里遇到了叔叔你。曹建让我看的好戏就是这个，他象个女人一样在我耳边嘀嘀咕咕，然后说，怎么样，打个赌，我请你看这个好戏，你出门票，我当时对他说的根本不信，我说，不至于吧。曹建说，骗你是孙子。

我咬着呀买了两张门票，曹建似乎熟门熟路，我们在一棵人造大树的背后找了间包厢，所谓包厢只是半包围状，两头用木屏隔开，我们呆在里面，膝盖半跪在沙发上，露出半个头，朝另外的几个包厢窥视。虽然灯光时明时暗不大清晰，但是我还是看到了想看的场景。

叔叔做梦也没想到，他的丑态被我们尽收眼底。在黑暗的大森林歌舞厅，在闪烁的彩灯下，他的皮大衣胡乱丢在茶几上，旁边是啤酒、巧克力，开心果什么的一大堆吃食，他显然是在哪儿刚刚喝多了，搂着一个上身穿大红羊毛衫，下身穿皮短裙，浓妆艳抹的女人，他象一只困兽般在沙发上蠕动，那女孩象鸭子一样“嘎嘎嘎“地笑着躲开他逼压上去的臭气熏天的嘴唇。我当时看得心跳加速，叔叔的皮裤子与沙发摩擦的声音让我的牙根都一阵阵发冷。一边的曹建不象我这样，他喷云吐雾，不时拗起头来斜睨一眼，最后，他“呸”地吐了口痰，将烟头用手狠狠地弹向舞池的中央，操，太恶心了，是大红！

即便现在想来，都觉得恶心，而那时简直是震惊，因为大红是县城最“烂”的货色，据美达瓷砖厂看水塔的老光棍王呆子说，这货色，连他都嫌脏。这个外号叫“二分钱”的货色现在居然被拥在我叔叔的怀抱。那天我记得最后他吐得满地都是，我们离开时，他一个人躺在包厢沙发上睡着了，音乐低沉，光线暗淡，舞池里是一对对贴在一起的黑糊糊的人影……

我当时想，爷爷奶奶要是看到他这副德性，会当场咽气的。我没将看到的告诉任何人。只是心里很不安，好象自己做了件见不得人的事情。那一夜，我使劲地想念起回乡下过年的钱璐，急切地想见到她。

正月初八晚上，我又见到了钱璐。我记得清清楚楚，二十年后的今天，似乎还能感触到那天阴冷的空气和空气中的烟火气味，青灰色的天空深处不时飘过一盏慢悠悠浮在那里的小洋灯，我和钱璐伏在北门陵园路上一座偏僻的小桥上。不知何时走到了北门，一路我不停地说了些什么都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钱璐穿了件粉红色竖领的滑雪衫，她的微微翘起的下巴有一小半藏在里面，她的脸格外的白皙，在黑暗中闪着瓷一样的光泽。从鼓楼区的医院到陵园路是一段很远的距离，我一路说个不停，感觉一生都没说过这么多话，不知为何会这样，一个从来都讷于言表的人一下变得健谈。钱璐很少说话，不过她的大眼睛流露出的是一股温情，我能感觉到。我象表白一样的话语最后起到的效果是不知何时，钱璐的一只手搀着我的肘臂，也许是我表白时过于投入了，这期间下起小雨都不知道，我们冒着雨走到大会堂湖中央的一间小亭子，某一刻，就象喧闹突然消失，空气一下变得格外寂静，我才发现我们居然偎依在一起，在这静谥的湖中央，潮湿的带着腥味的湖水，还有雪花膏的清香，让我觉得有些窒息，我一只手拎着方便袋，里面装着一件帆布雨披，一只手搂着钱璐有些潮湿的光滑的腰。没有人再说话了，钱璐微微的呼吸夹带着身体的清香让我感觉不到自己的手，脚，还有身体的存在，只有心变得格外敏感，有时象一只小兔子，只想往哪里迅速飞奔，逃避；有时象一只扑腾着翅膀的鹰，在寻找或者等候，仿佛什么地方会有一声令下，便不顾一切地扑向某个目标……

大概你们能猜到那天的结局吧。是的，最后，我们接吻了。我吻着钱璐，吻着那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到的女人的唇，那红得发黑的两片唇，柔软的蠕动的舌头，还有一股雪花膏混杂着咸湿水腥的味道，我是那么的贪婪，霸道，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再瘦弱，双臂象大力士般雄壮，而钱璐是一段光滑的绸布，我有时感觉自己完全抓住了她，有时感觉怎么都抓不住，我在一片近乎疯狂而绝望的窒息中吻着她，甚至咬破了她的唇角，而她闭紧双眼，一声不吭。那次初吻让我变得自信非凡，让我感觉整个世界都踩在自己的脚下。怎么会这样，现在想来真是好笑。

我所以不厌其烦地描述这些细节，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说，那一刻，我是真的拥有了这个叫钱璐的女孩，这一刻，她是以一个干净的身体，在这个寒冷的正月的夜晚与我在一起的。我老是回忆这段场景，在之后的二十年的时光里，这成了我的鸦片。她使我对生活不至于过度悲观，使生活得以延续下去。

２５岁时，我的父母还有亲朋好友已经为我介绍过6个女朋友，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4个，去相过两次亲，这两个不幸或者幸运的女孩一个特别像钱璐，一个与钱璐迥然不同。我陪着她们在寒冷的冬夜从鼓楼区的医院一直走到城北，其间忍受着呼呼的刀子一样的北风，和不断扬起的灰尘，那条五年前的小路如今正在改造，挖得坑坑洼洼，一边铺了一些水泥，一边还是烂泥土，风一起呛得人直咳嗽，终于站到陵园路上那座已经变得更加偏僻和陈旧的小桥上时，和我约会的女孩都快让人认不出来了，她们精心打扮的一身都蒙上了一层灰白的尘土，她们奇怪地看着我，不知道为何会将她们带到这个破地方，而街上到处是灯火辉煌的溜冰场和网吧，还有卡拉ＯＫ、休闲茶楼……

有种伤痕，时间都抹不掉。象一种障碍，横在我心里，让我害怕。那段日子我彻夜徘徊在鼓楼医院的大门外，门口卖水果的老奶奶和寄存自行车的老头，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我象一头困兽在他们身边走来走去，在暗淡的路灯下，在刀子样的寒风里，我已经守了四个夜晚。自从那次与钱璐湖心亭约会后，她突然失踪了，象空气一样。我不能老在病房里等，我穿着上次约会穿的那件浅黄色的短大衣，那上面残留着钱璐雪花膏的气味，我一直穿着它，仿佛想证明什么东西的存在。可是我有时怀疑，也许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去了很多地方，叔叔家，她的一个什么远房的姐姐家，还有湖心亭，我们曾经待过的小桥，如泰河，河边看鱼人的破草棚子，能想到的地方都找过了，然而，真的没有一丝痕迹，钱璐象人间蒸发一样。有许多可怕的景象在我脑子里象过电影般播映，我不善思考的大脑变得十分缜密，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想到的可能，进行筛选，论证，那些天，遇到我的人都发觉我变了个人，脸色苍白，神情抑郁，心不在焉，象魂被什么东西叼走了。

而我的叔叔真是一个幸运儿，身体上的陈氏基因没有束缚住他，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机遇，从一个采购员一下变成了一家公司的老总。虽然他的公司现在看来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的小城，在东西南北中一下开了五个店面，拥有了近六七十名员工，他们看到他从黑色的桑塔那下来，都毕恭毕敬地喊“陈总”。我也喊“陈总”，有一次从他在市区公园边的总公司旁边路过，他恰巧从里面出来，被一个身材窈窕的女人搀扶着，记得当时是下午，可他象刚从哪里睡醒似的，或许是中午应酬喝多了，出来时，差点和我的自行车碰到，笔挺的培罗蒙藏青西服让我这个穿着咸菜黄工作服正准备去工厂上中班的小工人一下子蒙住了，我不知怎的，脱口而出“陈总”，而不是“叔叔”，而他居然丝毫没有犹豫地答应了，可他大概压根没认出我是谁。其实如果树会说话，当时叫他一声，他也会答应的。他的身体里面已经没有别的了，他不是父亲，不是儿子，也不是丈夫，更不是叔叔，他的身份只有一个“陈总”！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父亲让我去你公司的请求，这让父亲很吃惊，也让我吃惊，让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感到吃惊。

现在想来，这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当时，我不知哪儿出了问题，一个女孩在与你有了唇吻之亲后，却突然消失了。开始觉得是一个玩笑，后来，我觉得象个阴谋。回到家，父母也是怪怪的，我先将自己关在小房间里，那里平时不住人，是贮存室，冬天特别冷，但我觉得自己只有在那里面才能舒服点，清醒点，否则会爆炸掉。父母似乎知道了什么，也不主动问我，我越想越奇怪，于是去问他们，他们如我所想地吱吱唔唔，答非所问。我想用自虐的方式来示威。小房间不够冷，我将自己关在开着窗子的阳台，阳台上的仙人掌都冻得似乎要焉了，我坐在一张矮小的方凳上，黑漆漆的，天空中间或有一丛烟花升起，照亮我呆的一方天地。我开始也觉得冷，后来手脚发麻，几乎要失去知觉。父母也不管我，他们的窗户里忽闪着电视还有隐约的“嘿哈”声，象是一部什么武打片。这样的角力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说，我遇到的问题，是无法通融的，往常，父母都会与我沟通的，这次，却似乎不吃这套。他们或许知道我和钱璐的事情。我想，他们肯定也知道，钱璐消失了。也许钱璐的消失是他们一手策划？可是为什么呢，钱璐是个漂亮又勤快的女孩，他们一直喜欢她的。只不过几天时间，难道真的发生了什么我无法理解的事情。

当二十岁的我脑子里藏着一头困兽时，一些骇人的想法会来找我。我去找我的叔叔，我脸色苍白地出现在他家，他不在。问婶婶，婶婶说她不知道，也不关心。婶婶还在刻麻将，室内是一股奇怪的硬塑料的刺鼻气味，婶婶言语和表情，让我对自己的判断确信无疑。当时我满脑子里都是和曹建在舞厅里看到的一幕。现在曹建也到了他的公司（是他舅舅的关系，他舅舅是物资局的科长），我将自己的疑惑告诉他，曹建看我失魂落魄的模样，笑着说，你以为呢？我说，屁话，我知道还来找你？曹建又说了一句屁话：一切皆有可能。

我后来是带着婶婶的一句话出去的。

叔叔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可真够聪明的，居然在婶婶眼皮子底下玩花样，婶婶其实最清醒。那天我去找她，她什么都没说，只是告诉我，天下好姑娘很多了，何必吊在这棵树上。可是我当时哪能听懂呢？所有的人都只是暗示，连我的父母也是。后来我去了婶婶说的李会计家。我一直以为李会计真的是钱璐的二姨。叔叔将钱璐藏在她“二姨”家，可是李会计只是公司的会计。钱璐告诉过我，她在城里没有亲戚。那天在我吻得她喘不过气来时，她抱着我说，我就是她的亲人了。我说，什么亲人呢，她说哥哥吧。我说不行。她说那你说是什么？我动了下嘴唇，说了一个名字，她一下将脑袋拱在我怀里，使劲用手掌拍打我的背。我那天搂着她，一泡尿憋着，都舍不得化时间去解决。直到快天亮时，我们才分开，我要去厂里。我们在一家热气腾腾的烧饼店里吃了早点，在一家写着吴记水果店边的公用厕所停下，我先去方便，出来时接过烧饼还有那个装雨衣的包裹，钱璐从厕所出来时，脸色发白，我问她怎么了，她却红了脸，我追问，她告诉我，“大姨妈”来了。我清楚记得这天是２月２５日。这是我所爱的女孩的“红”日。叔叔你知道吗？

那天从婶婶家出来，我去了李会计家，当时已经过了晚饭时间，那是个新式小区，她们家在一楼，门缝里透出光亮，还有电视机的声音若隐若现。我敲门，开门的是一个颇有姿色的少妇，电灯在后面将她纤细的腰还有匀称的脸衬得格外玲珑，还有湿漉漉的卷发散发着果味洗发水清香。她似乎认识我，嘴上特别客气，但并没有让我进去的意思。她的声音也好听，有些尖细，所以当她直接告诉我，钱璐不在时。我没有怀疑。对声音好听的女人，我天生抱有信任。可是刚出门，我就发觉，这毫无道理。因为在公用走廊微弱的灯光下，我看到一辆红色的车座有点破损的二八女式自行车。是钱璐的。那上面还缠了一道细铜丝，铜丝是我从厂里带出来的。我又敲门，这次李会计有些不耐烦了，不过，她的声音还是好听，她说，车是钱璐的，不过她真不在。我心里希望她让我进去看看，但门很快被关牢，我呆呆站在门口，过会儿，似乎灯都熄掉了，门缝里黑洞洞的。我有些走投无路，有一刻很冲动，在门前抬了几次脚，想一下踹开。我认定钱璐就在里面。一个晚归的邻居，从我身边走过，扭头看了几回，眼光颇是警觉。

那天，我压根没想离开，我是抱着死守的决心来的，可是天真的冷，熬到下半夜，居然下起了雪，雪下得猛，不过一二个小时，天地就一片灰白了，我跺着脚绕着李会计家院子跑，后来看到远处有几个值勤的民警“啪嗒啪嗒“走过来，就赶紧躲到一边去，蜷着身子蹲在一座垃圾筒边，过会儿，等脚步声远了，才直起身子，这时，我看到李会计家窗户里一张紫色的窗帘在摆动，那窗帘让我想到室内的温暖，让我仿佛看到钱璐懒洋洋的身子陷在棉被里的样子，我突然有些愤怒，觉得自己这样真是可笑，象只流浪狗。我来到门前，发现那辆自行车还在，我有些搞不明白了，如果钱璐在里面又存心躲着我，自行车是不会丢在外面的，那么会不会是一种暗示呢。或许她也是身不由己？我看着那辆车的红色座垫，突然有了主意，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支仓库记帐用的黑水笔，在座垫上写下几个数字：２.25。一口气写了三遍。我想明天如果钱璐看到肯定会明白的。

二十年后，我还清晰记得那种水笔的黑色与自行车座垫的腥红融在一起的怪异效果。那是醒目的，甚至触目惊心！象什么呢？象处女的血。

后来我过得很不好，老是出问题。经历了两次短暂的婚姻。原因不在她们，她们都很努力，想把日子过好，可是谁知道我心里头的那个黑洞呢？洞里藏匿的东西不但毁了我，还毁了所有与我亲近的女人。

钱璐是我心里的黑洞。我那时几乎要死去，一会儿绝望，一会儿又感动流泪，觉得一切不过是我的主观臆想。后来，大概是五天后，我终于接到一个电话，在我值班的仓库，钱璐突然出现了。现在想来，那其实是最后的告别。两个月后，她去了叔叔的公司。两年后，她又不知所踪。

那天，我正在仓库收发货物，一个电工兴冲冲跑来告诉我，有位穿红衣服的女孩在二道门等我。那电工艳羡的眼神，我至今记忆犹新。远远的，钱璐低着头站在亭子边，我的眼睛象被拴住，那长长的一段水泥路几乎不会走了。

那天我值夜班，钱璐没走。我们在地磅房边的小屋里，粘作一团。本来有那么多的话要问，她却什么都不说，她仿佛要弥补，用她的唇，她的手，她的身子将我的疑问堵住。小屋外的一颗银杏树枝不断拍打着围墙上的电线，我伏在钱璐身上，在狭小的床上腾挪，钱璐轻拍我的背脊，象对待一个受了伤害的孩子，她嘴里唔噜着什么，好象要我慢点，慢点。我慢不了，怎么能慢下来！我象一个急行军的战士迫不急待地要进入最后的阵地，也许什么都不需要问，答案就会出现。我在等待最后的冲刺。

可是我没行！我没能进入最后的阵地，沮丧地看着那摊粘糊状的东西喷在外面。

我又努力了几次，都没用。半夜里似乎下起了小雨，钱璐睡着了，她的手还保持着拍打我的姿势，搭在我肩上，在一抹路灯余光的映照下，看着这个嘴唇红艳的女孩，那个画面又顽固地侵入我的脑子，一遍遍地放映着：在大森林歌舞厅，在昏暗旋转的射灯下，两具胶着的身体不停蠕动着，黑色的皮裤子摩擦着沙发……

那一天，我终于没能行！

那以后，也没有。

刊于《翠苑》杂志（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