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纻裙,农父绿蓑衣。小时候,乡下的稻田里这样的插秧场景屡见不鲜。一到插秧季节,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天晴下雨,乡亲们照例及时踏着季节和时令的节拍行事,免得误了农事而懊恼懊悔大半个春秋。
即使烟雨蒙蒙,即便细雨霏霏,乡亲们也披着蓑衣、戴着斗笠、光着脚板、卷着裤腿,躬着身躯在稻田里摸爬滚打。杨万里在《插秧歌》中云:“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就如古人一样,乡亲们插秧也都穿蓑戴笠拖儿带仔齐上阵,力所能及地为插秧做点事,哪怕雨水让全身湿透。
乡亲们在穿蓑戴笠插秧时,即便只戴着一顶草帽,披着一块尼龙,也心静如水,六根清净,只一门心思将秧插好插齐,等秋后有一个好的收成,既植绿了稻田,又植净了心田,正所谓:“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在插秧劳作过程中,将一退一进的空间哲理和人生哲理诠释得形象而生动。
在插秧之前,在飘洒的春雨里,也常常看见乡亲们穿着蓑衣、戴着斗笠、牵着耕牛,在一望无垠的稻田里耕耘细耙。在烟雾缭绕的清晨,或是薄雾漫天的午后,乡亲们就如身穿铠甲,头戴盔帽,手持长矛,驾驭耕牛,在风雨中驰骋战斗。
乡亲们双腿笔直地站在铁耙木耙上,像将军像豪杰像斗士,手扬长鞭长绳,大声吆喝呐喊,耕牛就像腾空而起的战马,人牛合一在田野里挥斥方遒、指点江山、飞跃奔腾。在他们脚下,浑黄平展的水田就是他们的战场;在他们身上,浑浊泥水染黄的布衣就是他们的战袍。
蓑衣、斗笠和雨伞一样,注定是为雨而生的。离开了雨,蓑衣和斗笠大抵就失去了它的本来用途和原始意义。但蓑衣和斗笠,自古以来就是天生绝配,离开其中一个,另一个就难以独善其身。
父亲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一生与土地打着交道,在土坷垃里不仅与耕牛结下了深厚情谊,还与蓑衣、斗笠有着独特的情感。老房子的板壁上、土墙上挂着几件半新半旧的蓑衣,这些蓑衣都是父亲亲手一针一线制作的,这些蓑衣也陪着父亲风里来雨里去飘摇大半生,就如父亲相依为命、同生共死的兄弟。
老家房前,是一片坦途的荒地,父亲随时都将山里寻来的棕树苗,移栽到这片荒地里。几十年下来,这片荒地俨然成了棕树的领地,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棕树,整整齐齐、郁郁葱葱地排列着、生长着。父亲总要清早起来给这些棕树进行修剪,不是剪掉多余的棕叶,就要用镰刀剥去老去的棕毛。父亲说,这就像给孩子理发一样,只有经常整理打理,孩子才看起来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精精神神。
父亲将修剪的棕毛积攒起来,用塑料袋子装着,等棕毛积攒到一件蓑衣的分量,就趁阴雨绵绵的天气,在家缝制蓑衣。父亲是制作蓑衣的能工巧匠,就如村里的老裁缝。在动手之前,父亲早已在心底勾勒出了蓑衣的形状和轮廓,就如我写诗作文之前的腹稿,总是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竹。
父亲缝制的蓑衣,不仅样式新颖美观,还厚实结实,穿着也舒适得体,冬天还能保暖御寒,深受乡亲们的喜爱。只要哪家需要,父亲就会将缝制好的蓑衣赠予他人;如果哪家想请父亲前去缝制蓑衣,父亲也爽快答应,从不推辞。
晴带雨伞,饱带饥粮。这是乡下人的良好习惯,他们骨子里天生就有安不忘危、未雨绸缪的潜在意识。父亲也是一样,不管天晴下雨,父亲总习惯性将蓑衣带着,以防天气有变。即便天气晴朗,父亲在田间劳作疲惫不堪的时候,也可以顺势躺在蓑衣上休息片刻,抽一根他认为能提神醒脑的旱烟。
在玉米成熟收割之前,为防止牲畜糟蹋和盗贼偷盗,父亲总是在夜晚独自一人带着蓑衣,在玉米地里值守。即便倦了困了,父亲也不回家,他以大地为席,以星空为被,随便就在蓑衣上躺下打盹,直等到天亮才慢慢回家。父亲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坚守和辛劳,为的是能多收获几粒玉米,让全家人少饿肚子。
冬日里,在大雪纷飞的天气,父亲也经常披着蓑衣、戴着斗笠,在风雪里打柴、耕地、整田、挑石、除草。即便蓑衣和斗笠上飘满了雪花,父亲却仍不肯歇息。终有一日,父亲在陡峭的山坡上除草,劳累过度昏倒滚下,只因有蓑衣的保护才没有受到大的伤害。在后怕之余,父亲说,蓑衣就是他的保护神和保护伞。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父亲在五十六岁却一病不起,就再也没有归来,永远地离开了陪伴他一生的蓑衣。父亲没有给后辈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唯有几件像样的蓑衣挂在寂静的墙壁上。将父亲安葬后,母亲对儿女们说,还是给你们父亲捎去一件蓑衣吧,免得他在那边受冷受冻。
遵照母亲的心愿,二哥将家里最新的蓑衣找了出来,拿到父亲坟头,轻轻地盖在父亲的坟上。几十年过去,这件蓑衣早已腐烂化水,流进了我们对父亲深深思念和想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