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八十年代,我家老屋的墙壁上常常挂着一杆十六两制的老秤。秤杆并不粗,秤砣也不大,秤钩也不长,秤盘像一个撮瓢,用干牛皮做成,但整个秤体都摸得光润圆滑而锃亮,可见它的年代已很是久远。当我读书后知道一斤等于十两时,就一直很纳闷,为什么我家的老秤是十六两一斤呢?在母亲用老秤称东称西的时候,我总是询问母亲。母亲读书甚少,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她就说这是老祖宗们定下来的老规矩、硬规矩。
祖父读的古书甚多,他对十六两制秤的来历知道得清清楚楚。祖父解释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由丞相李斯负责制定度量衡标准。李斯很顺利地制定了钱币、长度等方面的标准,如何制定重量方面的标准却犯了愁。于是向秦始皇请示,秦始皇随手批下“天下公平”四个大字。
李斯为了避免今后出现问题而遭到罪责,就以“天下公平”四字的笔画数十六作为标准,定出了一斤等于十六两的重量标准,这一标准一直被沿用了两千多年。十六两秤又叫十六金星秤,它由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和福禄寿三星组成,旨在告诫做买卖的人要诚实守信,童叟无欺。否则,短一两就无福,少二两就少禄,缺三两则折寿。
祖父也常将十六两秤的来历说与儿孙们听,告诫儿孙们在处事为人时,一定要讲诚信、讲信誉、讲信用,不期瞒欺骗欺诈。特别是在对待老年人和幼小孩子时,更要礼让三分、谦逊三分、和睦三分。
母亲不是做生意的买卖人,甚至一蔸白菜、一把韭菜都没有卖过,但她却用这杆老秤称出了公平。七八十年代,每家每户都不宽裕,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需找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借东借西,比如借食盐借煤油、借玉米借面粉,甚至借红苕借洋芋。
在没有东西下锅饿肚皮的时候,乡亲们都顾不了情面和脸面,都腆着老脸张口给邻居说好话。其实,乡亲们彼此之间都不生分,也没嫌隙,都很和善,也无须说出一箩筐好话来哀求。乡亲们善解人意,都说谁家都有个为难的时候,只要哪家开口,都照借不误,还说一家有难,八方来援。
农村借东西时,能用容器衡量的尽量用容器衡量,就不再用秤称出斤两。母亲在给别人家借食盐时,就习惯性用小碗衡量,借出去时借一堆碗一冒碗,别人归还时就只要一平碗一浅碗。在无法用容器衡量时,母亲则用十六两秤来称出个芝麻颗数。比如在给别人家借玉米时,借出去时总是旺秤垂着,而别人归还时总是折秤翘着。
母亲说,别人不在万不得已的时候,谁会腆着脸借东西?如果再与别人斤斤计较,那别人的脸面往哪里搁?老家附近有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她常常牵着她的女儿,带着一个蛇皮袋子来我家借玉米或是借红苕。在我的记忆力,母亲借与她们母女俩的东西就从未还过。但每次她来借东西时,母亲并不甩脸色,仍是和颜悦色地和她说着话,不等对方先开口,就主动将玉米或是红苕借给了她。
母亲觉得,让别人开口将借字说出口,定是一件很尴尬很难堪的事情。为了不让别人尴尬难堪,母亲就心领神会,只要家里东西还有,母亲就二话不说会直接借给她。在我家缺粮少油时,母亲也会犯难,会一筹莫展,在思量再三后,她便带着十六两秤和蛇皮袋子出门了。母亲向别人家借东西时,从不用别人家的秤,她习惯性用自家的十六两秤,方便她在归还别人家东西时,多给别人家归还一点。
母亲信奉“有借有还,再借少难;有借多还,再借不难”的信条,在借与被借之间,她不想让别人吃亏,更不能对别人缺斤少两。那时候,粮食就是命根子,对别人缺斤少两就似要别人的命,会让人记恨一辈子,对别人多斤多两,别人也会感恩一辈子。只因为母亲对周边人特别关心关怀,周围的人对母亲也是感恩戴德。记得八十年代我家新修房子时,周边的人看在母亲平时为人的份上,不是给我家借来木料,就是给我家借来砖瓦,不是给我家借来粮食,就是给我家借来猪肉。
周边人借来的粮食和猪肉,母亲都用十六两秤称好,让二哥记在账本上。在称秤时,秤杆总是向下倾斜垂着,尽量称出的斤两比实际斤两要多。在归还给别人家东西时,别人复秤后才发现比他家原来借出来时的东西多得多。正因为有周边人的帮助和支持,我家的房子也就很快很顺利修好了。
母亲也用这杆秤称出了满满母爱和慈爱。在我们年幼时,母亲为了看孩子们长高了没有、长胖了没有,就习惯性用十六两秤称出我们的体重。她将年幼的孩子放在箩筐里,用十六两秤的秤钩勾住箩筐系绳,让大人用扁担穿过秤环抬着,称出的斤两她也会小心翼翼地默记在心里,如果下次称孩子体重时少斤少量了,母亲就会自责说自己没有把孩子养好育好。
如今,这杆十六两秤沉寂在了墙角,就连秤星也脱落得所剩无几了,秤砣也锈迹斑斑,秤盘也破洞损坏了,发挥不了它应有的作用,但它传承下来的家风和家训,仍时时激励着我们走稳脚下的每一步路。它虽然逐渐让人淡忘和遗忘,但每当说到“半斤对八两——差不多”的歇后语时,我又会立刻想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