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公

我和“公”（我们当地苗族人把爷爷叫公）是有很深感情的，闲余之时写一些回忆留以自怀。

公，具体岁数不能记得了，很清楚的是81岁有余，13年他患了查不清楚的病，老辈人说“八十起一”往往是劫（基数年很多老人没有熬过去）一家人都觉得可能是挺不过去了，然而在医院住了些时日，公却安好的出了院，现健在，当下是16年粗略算来公将近84岁了。记忆中，公总是一身灰或白的素装，一米六四的个儿瘦小的身躯，向来爱剪小平头，小脸颊上有着明亮透彻的眼，鼻子小，鼻梁不高，喜欢喝点小酒，有俩酒窝，说起话来常常让人觉得都是有气无力，偶尔在余辉中看见公背着手慢腾腾的走着瘦小的背影越拉越长。

我六、七岁时父母出门“副业”（打工）我便成了俗称的留守儿童，那时“baba”（我们那里叫奶奶为‘吧吧’，但是这个字具体怎么写不清楚）尚在人世，她每天都起得很早，给我和公煮了早饭才会“上坡”（上山务农），操持家务奶奶是一把好手，做农活奶奶不输给公，里里外外都是那样“精干”，以至衬托出公的懒惰和无能。

我上学前班在村外7-8里外的中心校，上学前必须从公那里领到两角钱，偶尔没有我便“闹”，蹲屋门外的石阶上任谁劝或奶奶的棒喝都不挪窝，公只能依我，到对面“毛baba"家给我借上两角钱，成年后记忆常常出现自己固执的蹲在门外石阶上，公一遍又一遍的催促：“上学要“暗”了（迟了）”。年龄自然增长导致记忆一点点的模糊朦胧，与公一起度过的哪些记忆也不断被岁月侵蚀，儿时最难忘记的还有村里的“红白事”（喜事、丧事），公是村里出了名的“火夫”不管到谁家都烧火，夏天在灶孔前热得汗流浃背，冬天倒还安逸温暖，红白事把我和公连在一起的是，每次公都会带上我一起吃席，别家小孩因为“不懂事”（吃像不雅或不尊重长辈）席上给家人丢了面子总被呵斥，公却从不约束任我自由发挥。六、七岁我和公的时光就在这些片段的记忆中飞驰而过。

几年过后父母归来，母亲继续在家务农照顾我与弟弟，父亲往县城挣钱。母亲农活多时公也是会帮忙的，但往往不尽人意，妈说：“你公‘划一块地’（用牛耕地）别人半天不用，他要从早划到黑”，公做事的效率实在不敢恭维，偶尔煮一顿饭奶奶都会一催再催。公就是这样，从来都是与世无争，记得父亲讲，早年大集体解体，所有集体土地都下放到户，公，代表一家人分得都是村里大家不屑要的土地，老一辈的人都叫公“冬瓜”这个外号的由来我也不清楚但我知道象征软弱好欺负，记得村里有一位长辈，每天遇见我都问：“孩，你家今天吃‘冬瓜’没有”。小一点时，只能愤愤望他一眼后置之不理，到我上初中，有一次他又同样的问我，我便破口便骂：“我吃你妈逼，你个死老东西，为老不尊。”他气不过，冲来就准备打我，我却毫不示弱，捡起地上的石头对准他的大腿狠狠的砸过去，他怕了，不敢在向前。这件事后，直到我成年，都不再听见有人当我面叫“冬瓜”。

小学读到一半时，老师在讲台讲课，我在课桌里玩泥巴，老师不管不问，父亲来校看见，就此，把我和弟弟转到县城上学，我和公就这样分开。上初中后，我每年寒暑假都会回村陪公，也是这几年里奶奶永远离开了我和公，在奶奶离世前几年一直害着病，严重的时候都无法下床，村里的人都对我说，这几年里你公像变了一个人，酒也很少喝了，家里的农活虽然比以前少了，但种田下地这些事，都被公打理井井有条，公每天还肩负照顾奶奶，煮饭、洗衣、端屎送药，几年里他从没对奶奶大声嚷嚷过一句，父亲和他的几个兄弟也都是孝子，奶奶走得没有一点痛苦。  奶奶过世后，我也渐渐长成半大小子，公做的事我都清楚记得，奶奶走前一晚还一针一线给我补坏掉的胶鞋，我这辈子也永远记得。初中三年，好多节假日都是我或弟弟陪着公，那时我特别喜欢睡懒觉，公却从不催我，吃完饭后从没要求我洗碗。冬天的时候，和公睡在一起他最受不了的就是我在床上翻来复去，尽管如此我每年回家依旧和公一起睡，听他零零碎碎的讲一些老故事和祖上的点点滴滴，有时他讲得也找不到重点，听得我昏昏迷迷的就睡着了。公就这样在我的记忆中伴我走过初中生涯。

高中、大学后我大了，公也老了。由于学业或生计的问题，我和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仅仅能做的就是每次回家把挣的钱给到公手里，让他买自己想吃或用的物品。大学毕业，工作地离公的距离越来越远，心底却从一直不曾与公分离，偶尔惦记思念，就打电话问家人，或多或少地了解公目前的境况。

父亲和他的兄弟们生活在县城，父亲讲，你公这一辈子最远都没走出过酉阳这个小县城，与日衰老也更不习惯城里的生活，只要天气稍微暖和，他就回老家村里，村里剩下的老少，他们对你公也特别照顾，村里人说：你公一辈子都是老好人，没害过谁，也没整过谁。

听过父亲的话，我想，公一定是眷念村里那尺方土地。村里还有他能说话的几个同年人；还有他熟悉的一草一木；还有他爹娘和我奶奶的那几丘土坟；还有定格他一生的坐标；也许还有我和公封存在村头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