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人的葬礼

在我的家乡，人们早已习惯了火葬。村里老了人，亲人们主动联系灵车，把遗体运出去火化。不过，接下来的一系列环节却十分繁琐又繁重：

且不说人死后给遗体穿送老衣；烧“倒头纸”；净面；用棉花塞耳朵眼儿；往死人嘴里含一枚铜钱；棺材前面放上一个“衣饭罐”儿，再把儿女们一人咬了一口的面饼盖上去。

也不说把村里红白理事会的人请来，商议后事：出殡日定在哪天，届时有多少客人到来；跟饭店联系饭菜；派人联系棺木；联系罩子（用彩纸制作的、灵魂在“那边”用的房屋等）；安排人搭灵棚；派人八方出动，给亲戚们报丧。

更不说出殡日的棚祭、路祭，各路人马按亲疏远近，依次挨着跪倒尘埃，磕头作揖（一般是九拜礼），等等，等等，繁琐之至，难以尽述，此处很可能挂一漏万。我这里要说的是，遗体火化后，既不是把骨灰盒送进灵堂或公墓，也不是直接埋入地下，而是购置棺木，越贵重越好，越厚实越好。棺木买来后，再将小小的骨灰盒放进去，盖棺封死，接下来便是儿女们守灵三、五天，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天喊地，最后才是发丧。

出殡日这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抬棺出屋。这看似简单的一个环节，却是整个农家丧事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最令人望而生畏的一关。那重达上千斤的棺材（更有人为了显摆孝心，专买那柏木做的，重两千斤也不止），必须由人先抬出灵堂来，抬出院子，抬到大街上，放到板车上去。这是一个既要有力气，又要有一定技巧的体力活儿。它是一桩只有青壮年男爷们儿才能干得了的差事。可惜，如今的小村里，年富力强的人们几乎全都外出打工去了，一些人只是在过春节时才在家里逗留几天。而生老病死的事儿，是不会单单选择这个时候发生的。因此，平常日子，小村里，便只有老弱病残者，即使有几个男性，年龄也大都在五十岁以上，更多的是60多岁甚至70岁以上的老头子。让这些人去抬起那沉重如山的棺材，无异于赶鸭子上架。因此，每当村里老了人，红白理事会的几位“问事儿”的，往往在这件事上抓耳挠腮，他们把村里的男爷们儿一个个拨拉过来，拨拉过去，无奈之下，只有从五、六十岁这个年龄段里挑，才勉强凑够十几个抬丧的。

要把那具沉重的棺木抬出灵堂，需要喊号子的人使出吃奶的力气、甚至跳起来吆喝一声：“上肩喽————！”，拖腔很长，随着这一声撕心裂肺的呐喊，站立在棺木两侧的人们异口同声地爆发出一个字“嗨——!”，那棺木“嗖”地一下离了地，一刹那间同时落在了各人的肩膀上，这帮人一个个双手抱住杠子，被压得眉头皱出疙瘩，气喘如牛，脚下像醉酒人迈步，踉跄趔趄。

这喊丧的人别看只是动动嘴儿，实际上比任何人都紧张，这具上千斤的棺材，一旦落了地，砸在人的脚上或腿上，那可要发生轻者流血，重者致残的可怕后果！喊丧人高声吆喝着：“挺住！”“坚持！”，就差没喊出“坚持就是胜利”。

别看从灵堂到大门外只有十几米或者二十几米的路程，却显得十分遥远和艰难：这十几个男人们在“喊丧人”声嘶力竭的吼声中，一点点地移动脚步，往门口（灵堂门）靠近，门外两侧早有预备人员分列两侧接应，见棺木露出头来，赶紧冲上去，举起双手，托着压在别人肩上的杠子，减轻一点重压，一点一点地往院子里挪动，由院子再到大门外，这才小心翼翼地把棺材放在一辆板车上，然后有推有拉地往野外的墓地赶去。

路上还算是轻松的。但是，到了离开大路，赶往地里的墓坑时，这段路上，又是一番艰难的跋涉：沉重的棺木压得车轮子深深地陷进松软的泥土里，一帮人低头弯腰，气喘吁吁，有推有拉，费力前行。

有的人家，下葬时赶上了雨天，只好借用拖拉机把深陷在泥土里的灵车拖到墓坑边儿上去，再由人们把棺材从车子上抬下来，在号子声中把棺材折腾进墓坑，然后封土。

记得2021年秋天，阴雨连绵，地里泥土松软。有老人去世的家庭，主人只好动用挖掘机挖墓坑，然后再用吊车将棺材送入墓坑，最后仍用挖掘机挖土封坟，封出一个大大的土堆。

目睹家乡一幕幕这样折腾人的葬礼场面，我为乡亲们因为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春种秋收彻底摆脱了刀耕火种的高强度劳动而感到欣慰，却又为他们为葬礼而付出的奴隶般的劳作而心疼，它让我不止一次地想到了高风亮节的伟人周恩来，想到了叱咤风云的伟人邓小平，他们死后连骨灰盒也不用，而是把骨灰直接撒在了广袤的大地上！

我常常想：农村陈旧又繁琐的丧葬习俗何时能彻底革除？何时能删繁就简，由逝者的儿女们怀抱骨灰盒，徒步送往野外的墓地，放入墓坑下葬？这样做，该是多么简便又轻松的葬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