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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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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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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票证年代

历史上曾经一度使用过的许多票证,诸如“粮票,布票,油票,肉票,化肥票”等等,曾被视为不可或缺的“第二货币”。

有时候闲下来,拿出这些留存下来的票证把玩儿一番,许许多多与之有关的往事便涌上心头。

那个几乎处处充满票证的年代哟!

从1955年开始发放票证到1993年彻底结束,中国人经历了长达近40年的、令人难忘的、伟大的票证时代!

这里的票证,指的是常见常用的粮票、肉票、布票、油票、糖票、化肥票等等。更有不大常见的许多票证。在这么多的票证中,有国家级的,也有地方上的,有铅印的,也有油印的。例如“糕点票”、 “肥皂票”、“煤油票”、“黄豆票”、“面票”、“ 烟票”、 “煤票”••••••真是五花八门儿!

平时,人们买东西,除了要带钱之外,还要带“票”。“出门没票,寸步难行”,当时老百姓把“票”称之为“命根子”,票证俨然成为了“第二货币”。

“一张粮票难倒英雄汉”,是那个时代许多人曾经历过的尴尬,不仅普通百姓,就连名人学者甚至共和国总理也是无法避免的。

1962年秋,周恩来总理请张爱萍、钱三强、邓稼先等研制 “两弹” 的领导、专家谈工作,而后请他们吃饭,每人一块油饼,一碗烩菜,中间一个砂锅里面有几个肉丸子。

令人尴尬的是,饭后,秘书难为情地对大家说:“总理请客是自费的,但粮票是定量的,没有多余的粮票,所以请你们每人交二两粮票吧。”

可见,从高层到民间,票证无处不在。在很多时候,没钱买不到东西,但是,有钱而没有票,同样买不到东西!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有时候,没有票儿,钱,不一定很灵!

多么可笑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呀!

我是农民出身,在我的印象中,与农民息息相关的有三种票,一是布票,二是糖票,三是化肥票。

先说“布票”,那时不分大人小孩儿,每人每年限发一丈六尺布票,也有一丈六尺半的,供买布用。

从供销社买回布料,回家自己剪裁 ,自己缝制。那时很少有成品衣服出售。

布票能买卖,谁家出嫁姑娘做被褥,做嫁衣,布票不够用,就买别人的。票面一尺的布票,花一毛钱或者一毛五就能买到。

好在那时候的农民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利用晚上和雨雪天拼命地纺线织布,花上几毛钱买回颜料,把粗白布改变颜色,接着女人们剪裁缝制,用以填补布票买布之不足。如果粗布略有剩余,就拿到集市上或者县城里悄悄卖掉(市场不开放)。


正因为人们要穿衣,穿衣要买布,买布要凭票儿,票不够用,身上的衣服常常缝缝补补继续穿下去。那时候农村的男女老少穿的衣服,几乎都有补丁,尤其膝盖、肩膀和屁股上。当年流行的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顺口溜,正是对现实的反映。

再说糖票。

糖票也是与农民关系密切的一类票证。

产妇生孩子、坐月子,离不了红糖和小米。小米好说,生产队里种些,分一点,给产妇留着就行了。

红糖的问题可不好解决,因为要凭票购买。


1972年,妻子的娘家侄儿出生时,买不到红糖。供销社有,但要凭票购买。有钱没票白搭。当时,几乎把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求到了,仍是买不到红糖。最后往黑龙江的一位亲戚家写信求助,给寄来了二斤白糖。至于这二斤白糖对方是咋买到的,就不知道了。

“化肥票”的出现比较晚,是农村分地之初发行的。分地后,庄稼人越来越舍得往地里施肥,除了土杂肥之外,化肥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供不应求,想多买,没有。农民卖了棉花后,供销社发给少量的化肥票儿,但杯水车薪,根本满足不了需求。


至于粮票,远没有以上三种票证跟农民的关系密切。就粮票而言,当年它实在是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的标志。那时候,只有非农业户口的人才常常拥有它。地地道道的农民,别说拥有他,甚至难得见它一面。因为他们不外出开会,不出公差,不去饭店吃饭,他们赶集上店,办完事,饿着肚子回家来,用不着粮票。


记得1977年参加高考。我领到录取通知书,上面要求带户口和粮食关系,我这才知道,需要换些粮票作为补充。我庆幸自己就要成为非农业户口和吃粮票的人。

正式与粮票打交道,才知道它其中含有70%左右的细粮(白面),30%是粗粮(当地对小麦以外的粮食的统称)。我不禁好生奇怪:这所谓的粗粮,就是大豆、小米、高粱、玉米等等。竟然不含地瓜干儿!

多年来,做为主粮的地瓜干,竟然不包括在粗粮之内!在庄稼人看来,这些粗粮,别说占比百分之三十,就是百分之百,只要能不吃地瓜干儿,那真是梦寐以求的日子。

“粮票”有全国通用的,也有本省通用的。如果出省的话,就得换“全国通用粮票”,否则,人家不认这壶酒钱,你照样饿肚子。

因为粮食都是定量供应的,所以那时城里人最尴尬的事就是家里来了客人。许多农村人去城里走亲戚,经常会遇到主人不那么热情诚恳地留自己吃饭,即使留下吃饭,也往往不能放开吃。因为粮食定量供应,凭粮票购买,你前往帮忙吃喝,他们心里能不紧张?这也就是城里人一度落个“小气”、“ 抠门儿”的原因。

还有“油票”,与农民的关系不大。生产队里的棉花面积比较大,交了棉花,返还的棉籽油,再分给社员,这就是一年的食用油。

我参加工作之后,还见识了“油票儿”( 这是农民所没有的)。每月可以领到3~5两食用油。对于城里人而言,这点油根本不够吃,碰到凭票买肉的机会,主妇们都会凌晨赶去排队,为的是排在队伍最前面,能买到肥肉多的部位,回去能多炼些油,缓解一下食用油紧缺的局面。

除此之外,城里吃工资的人每人每月还能领到3~5两的肉票,。农民养了猪,原则上要卖给食品站(每个公社都有一处)进行宰杀。可是,到你买肉的时候,又必须有肉票。农民哪有肉票呀!

没办法,到了年下,有的社员只好偷偷摸摸地在村里杀上一头猪,供自己,也供乡亲们买肉过年。当年,肥肉是抢手货,又叫“礼肉”,与现在喂过“廋肉精”的猪肉比起来,那肥肉层很厚。煮熟后,肥肥的肉块,实在是香!

人们很羡慕在供销社和食品站工作的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买糖,扯布,买肉都能占到便宜。要不,那银环妈也不会说那句“就是当个服务员,也比农民强得多”的话。

充斥在人们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各种票证,被视为第二货币。人们有钱没票不行,有票没钱还不行。如今的年轻人不禁要问:为什么要这样限制?

答案是唯一的:物资匮乏!

••••••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民却激情似火:勒紧裤带,咬牙坚持,度过一个个后人难以想象的难关,创造出一个个惊天动地的奇迹!

别了,曾经的票证年代!

如今保留下来的许多票证,已经成了文物,它见证着那段不寻常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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