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山村,被一把坚固的锁锁着,除了看病,她几乎没有离开过,就连我住在城里的房子,她都没有跨进去过。晕车十分严重是首因,母亲还总说自己长得不好看,而且没有文化,不好意思出门。
母亲个头矮矮的,异常瘦削。一身青蓝,是她留在脑子里最后的印象:蓝帽子,蓝上衣,蓝裤子,只有黄胶鞋例外,但长年的劳动,鞋面上沾满洗不去的泥土色,掩住了本来面目,这一身蓝便更纯粹了。
母亲属猴,颇有些猴样。你看,额头与帽沿之间探出的白发,如同霜雪染过一般。数道皱纹自白发下出发,从两侧绕行眼角,画过颧骨外侧,滑落嘴旁,最后收拢在尖尖的下巴之下。脸小,塌鼻子,眼睛陷了下去,已经没有了敏锐。这也许就是母亲自己所说的长得不好看吧,然而这猴样的母亲却是我挥之不去的依恋。
母亲曾对我们说过,她连小学一年级都没有念完,除了数字,几乎认识不了几个汉字。或许与周围的人有了对此,母亲总希望我们兄姐弟四个能读更多的书,把未来的日子过得光鲜些。
小学五年级毕业后,便是初一,一米三二的个子,加上瘦弱的身体,离开日出夜归的家,住进陌生的学校。几乎从零开始的初中生活,我没有很快融入,倒是碰壁不少。不懂得要先将从家中带来的米换成粮票,再加上现金兑作饭票,才能从食堂里打出饭来。初中的第一顿饭是用三角钱现金加上食堂工作人员的同情换取的。第二顿开始,因为饭票卡在了粮票加现金的环节以及不经意的迟到,一并凑来的巧合,食堂已没有任何吃的了,连续两顿,饥饿折磨着我,也痛击了我幼小的心。第一次离开父母,便尝到了饥饿和酸楚。我不停后退着,课余时间我几乎都藏在宿舍的被窝中偷偷抹泪。要不是同生产队的学姐偶然在教室前的走廊发现我的异常并送给我二斤饭票和几角菜票,我也许会饿晕在学校。
周六中午两点之后,放学了,拖着疲惫的身子,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步行,我回到了家。不远的家门口,第一眼见到的便是母亲。她正要出门,在距离她二三米的地方,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放声大哭起来,或许未能完全释放心中的憋屈,我扯下书包,狠狠甩了出去,趴向地面,哭得更加伤心。母亲被突如其来的状况惊住了,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她一定知道我受了委屈。母亲把我抱起来,搂进怀里,拾起书包,走进屋去。在母亲的肩头,我的泪水,好像村头的溪水,汩汩流淌。我哭到了极致。
在哽咽中,我告诉了母亲我所遇到的一切,并坚定地告诉她,我只想待在她的身边,再也不去上学了。母亲没说什么,只是静静地陪着我。
当天晚上,家里来了很多亲戚,叔叔婶婶呀,姨妈表兄呀等等,都是说些要我克服困难,继续念书之类的话,但是我几乎听不进。
第二天清晨,母亲叫醒了还在睡梦中的我。她递给我一把锄头,让我跟她一起出门。
我们的任务是要将一块荒地开垦为农田。长在农村,对这活儿我并不陌生。我卖力地挖掘,每一锄都希望挖得更快,更深,以此证明自己能做好一个农民。十分钟后,汗水来了;半个小时后,酸痛来了;一个小时后,水泡来了,叮在手掌上,逐渐增多,越长越大。临近早饭时间,我几乎要瘫倒了。在一旁的母亲,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
原以为放牛、割草、喂猪这些农活没什么大不了,我能做得很出色。但是,这一个早上,山村生活的艰难,真正爬进了我的心窝。
真要辍学,倒也无所谓。倘若上学,午后两点半之前必须吃过饭,然后步行去十多公里外的学校。
那天中午十二点左右,我看见母亲从楼上取下一块腊肉,用热水洗去盐渍,放到锅里煮起来。农村中,这可是家里有重大农活才会出现的情况。
一点半前后,餐桌上盛来了两大碗腊肉,加上肉汤煮的白菜,一小碗母亲自制的豆瓣,这便是午餐,在我看来是那么丰盛。
开饭了,母亲用筷子夹起一块肉,放进我的碗里。我发现,这块肉又大又厚,和大人的手掌差不多,而且肥肉与周围黄褐色部分已被完全切除,肉色泛红,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哥姐弟的目光投来了羡慕。
饭后,母亲又来到了我的身边。她拿了一套衣服,在我的身上比试。那是一套新衣,蓝色布料,标准的中山装样式。比试几次,说了一句“合适!”,没有了下文。我们的衣服几乎都是父亲买布回来,母亲自己勾出形状、裁剪、缝制而成。我不知道这套新衣是何时做成的,或许,最近的日子,又有一盏油灯陪着昼出夜归的她走进了深夜。
到了两点十分,或许更迟一点,我也许领会到了母亲的用意,内心动摇了,但并不坚决。
母亲说话了。
“读不读书,随便你,你吃不饱饭,受苦了,我心里也不好过。回来了,就只有种田了,要晒太阳,要淋雨,冷的时候还要出工。活得像牛马一样累,病了要坚持,想偷懒就只有害自己……”
我不知道母亲十多分钟的话给了我幼小心灵怎样的激励,不是心灵鸡汤,胜过心灵鸡汤。
因为如此,我才能在您的面前讲述我的往事。
时间拽着冷暖更替和花开花落一路狂奔。我们长大了,母亲却越来越矮,越来越弱小了。
母亲即将七十岁,多舛的人生和常年的劳苦让她的身体弱不禁风,年龄不算大,疾病磨去了光华。近些年来,每一次和母亲见面后,我都明显感受到她苍老的速度在加快,内心便产生了难以言状的恐惧。
那是个星期四,从弟弟打来的电话里,知道母亲病重。我请了假,回到母亲的身边。除了少量的水,母亲什么也咽不下。只能整天躺在床上,坐起来都变成了一种奢望。说话的声音很弱,显得有气无力。看着眼前的母亲,我的眼眶里一次又一次噙满泪水。心似玻璃做成,受到撞击后,一块块掉下碎片来。
我让姐和弟弟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一下,这些天来,他俩一直陪在母亲身边,真的太辛苦了。我拉着母亲的手,静静坐在床边。母亲告诉我,最近几天,她恍惚的视线里和睡梦中都经常出现我哥和我爷爷的影子。哥是七年前因病离世的,当时还不足三十六岁,出殡那天,母亲几次哭晕在路途中。爷爷去世也十多年了。
“我自己也知道,这病是好不起来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母亲话里带着叹息。
“妈,你会好起来的,一定能挺过的!”我不知道怎样安慰母亲。印象中,母亲总是多病。近几年来,更是频繁往返于医院、诊所与家之间。一次,一位老中医告诉我,依他的经验来看,这病不必再去受折磨般的检查和治疗了,尽量让母亲吃到想吃的东西,尽量让愉快的心情保持久一些。我没有轻信老中医的话。后来有一次,母亲心慌气短,乡卫生所不敢接收,我将母亲带到了城里的医院。一番检查后,医生指着血液化验单上的几组数据告诉我,没有继续检查的必要了,上年龄了,查出来意义也不大。医生接下来的话与那位老中医十分相似。我把这些深深藏在了心底,没有对任何人说起。我知道,没妈的日子可能渐渐走近。即便如此,要是有一天母亲真扛不住了,我依然不知如何面对——母亲是我人生故事永恒的主人公。
“你和你姐我可以放心,但你弟,你们要多帮帮他。”母亲说。
我点了点头,我明白母亲的意思。姐虽然在农村,她与姐夫都很勤劳,家庭关系和谐。而同在农村的弟弟,除了要赡养双亲,承担农活,还要抚养幼小的孩子。这些年来,农产品价格低廉,即使夜以继日的劳作,日子还是紧巴巴的,生活的重担压得他难以喘息,虽然比我小三岁,看起来却要年长许多。更何况,因为家里拮据,在我上高二时,是弟弟主动放弃了上学的机会。对于弟弟,我的内心一直都有愧疚感。
过了很久,母亲举起另一只手,指向枕头,眼里闪过一丝久违的充满活力的光芒。
“枕头套子里边,有些钱,是多年来你姐、你还有你弟给我的。我一直舍不得用,都积攒下来了,一共有八千块。”母亲边说边比划着,她不会比出八的手势,而是散开了五根手指头。
我十分惊讶,母亲居然攒下了八千元!平时虽然也给一些钱给母亲,但都很少,最多也就二三百元,有时才几十元。给多了,母亲坚决不要,老是说我们用钱的地方还很多。我的脑海闪过一幅幅画面:酷暑难耐的农田边,我给母亲买冰棍的零钱,她悄无声息地收集起来,却忍受着阳光的炙烤;过年了,大家给的压岁钱,她又默默地塞了进去;农闲时,母亲拖着生病的身体,上山找柴,卖了以后一点一点继续积攒着这个枕套里的故事……
“原本我想平分给你们,我问过你姐,她坚决不要,说给你兄弟俩就行了。我也想过,这些年来,因为我得了病,到处求医问药,你兄弟二人花了很多钱,就分给你们吧!”
“妈,这钱我不要,给弟弟吧,这些年就他最辛苦。”
母亲没有再说什么,眯上了眼。她太苦太累了,而且还要承受疼痛,她也想好好休息。
当天下午,我走得很迟。最近工作比较忙,第二天还要报送些材料。我打算回单位交接一下工作,然后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临走前,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母亲尝试着坐起来,但努力了三次都没有成功。
“我想送送你,但是起不来了。”
母亲的话在我心里刻下一道深深的印痕。在此之前,每次回去,临走时,母亲总要将我送到大门口,直到看着我走远了,她才回屋去。
“妈,我交接好工作,明天中午前就回来。”
“路上开车慢点,别让妈担心。”
母亲的声音虽然虚弱,但还是听得真真切切。我点了点头。
回来的路上,我内心的那一片天空崩塌了。我把车停靠在路边,升起车窗玻璃,一个人坐在车里,双手扶在方向盘上,任泪水尽情流淌。
那天夜里,凌晨过后不久,电话响了。那头,弟弟告诉我:妈妈走了……
当我飞奔到母亲身边时,附近的亲戚、邻居已经为她洗过澡,寿衣也换上了。姐泪眼婆娑,她说,我走后不到两小时,母亲便到处找我,嘴里一直对她念叨:“天咋还不亮,你弟咋还不回来?”中途有过一次昏迷,但醒来依旧寻找我的身影。夜里零点过后,母亲长长叹了一口气,说“等不到了吧。”然后便在姐的怀抱里永远离开了。
后来,在清理母亲的遗物时,我们找出了一张母亲放在箱子最底下的彩色照片。大大的,和遗像一般大小。那是一张艺术照,母亲的身后是雄伟的天安门。她穿着我给她买的那件土黄色的新衣服,依旧是蓝帽子,微笑着,面前开满了娇艳的花朵。母亲也有自己的梦,属于她自己特有年代的梦。但是,晚了……
在母亲的灵柩前,我抬起手来,狠狠抽在自己脸上,心里记下这个日子: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零点四十五分!
母亲陪伴着我的人生旅程,一直到即将到来的三十九岁!
2018年9月13日再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