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月里回老家过周末,两天里父母摆在桌子上的鸡、鸭、鱼肉应有尽有,让我这个“稀客”饱着口福,顿顿吃得舒舒坦坦。漫步村野,冒着炊烟的乡村院子一片宁静,耳根子听到的声音只有奔跑的汽车、林子里的小鸟、午后的鸡鸣,总觉得耳边缺少了点儿时村里的“猪嚎”声。
小时候那些年,一旦到了冬月间,只要对面尖山子顶上笼罩着一团雾,晚上就得下一场初雪,第二天拉开门远望到的山顶上,便是耀眼一片皑皑白雪。从那天起,冬月的下旬和腊月这一个月,乡村的农家院里就会此起彼伏传出一阵阵“猪嚎”的叫声,这声音是我最爱听的一首曲子。附近谁家的猪只要发出“声嘶力竭”的嚎叫,我就像着了魔似的,一溜烟跑去看热闹,直到二叔的杀猪刀递进抽出,猪嚎的乐章便由高亢到低吟、再由低吟至血流干的奄奄一息。
二叔当生产队长那几年,见杀猪匠很吃香,他就拜一队的周师傅为师,学会了杀猪这门手艺。因此,卸任生产队长后的二叔便操起了一把杀猪刀,当了一名杀猪匠,弥补了那时我们生产队外请杀猪匠的空白。
只要每年尖山子的初雪堆起,二叔就成了生产队最吃得香的人,也是个最忙的人。每当这个时候,每家每户的红苕喂得也剩下不多,圈里的猪儿都长得圆溜溜肥滚滚的,若再拖延喂粮食,成本高就不划算。因此在这个阶段,每家每户就开始决定宰杀年猪的日子。我等的就是这一天,只要父母定下来明天要杀年猪,这个晚上就睡不着,满脑子尽是猪嚎叫的声音、吃刨汤肉的场面,直到夜深人静才迷迷糊糊睡着。
自从二叔学成了杀猪这门手艺,往往我家的年猪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第一个先杀。第二天麻麻亮,母亲刷洗干净煮猪食的铁锅,父亲将锅里挑满水,等锅里的水烧得冒水泡、飘散着热腾腾气雾的时候,二叔背着他的家伙就进了屋。
二叔动作娴熟,把围腰麻利拴在腰间,端起长板凳放在院坝中央,将一把锋利的杀猪刀横放在母亲准备接猪血的木盆上。待二叔刚好收拾妥当,这时候父亲将猪圈里养肥的猪也赶了出来。起初肥猪儿很乖,出圈随父亲的拍打往外慢悠悠的走,可是一出家门来到院坝,肥胖的猪就不听话了,可能是嗅到了二叔那把杀猪刀的气息,肥猪就拖着它胖胖的身躯往一边的田里跑。往往就在那刻,二叔飞跑到肥猪的前头,左手揪着巴掌大的猪耳朵用力朝院坝板凳处拖去,父亲在后面抓着猪尾巴使劲往前推,硬生生把嚎叫着的肥猪按上板凳,直到肥猪血流干奄奄一息瘫痪在板凳上。
二叔催肥的技巧也很在行,他把后猪蹄处划上一道口子,将一根圆形的铁棍从后脚口子插向猪体内的前脚、耳根打通气道,再用嘴巴猛力吹气,不一会,二叔将猪体鼓捣得更加滚瓜溜圆。用二叔的行话:“吹胀气的肥猪好烫,容易打扫猪身上的毛和粪便,打扫出来的猪身干干净净的。”
二叔力气大,抱着百多斤吹胀的肥猪轻松如燕,将猪头朝下放进大木盆里的开水中摆动几下,接着用水瓢从木盆里舀着开水往猪身上淋,待脊毛用手抓得脱的时候,就用刨子刮,三五几下刮去,猪头上的毛就被二叔刮得干干净净的。二叔说:“只要猪头和四只脚解决了,其它部位就迎刃而解。”要不了一根纸烟功夫,一个白白胖胖的肥猪就被二叔挂在了李子树丫上。紧接着划开猪体,将舌头、肝、肠、肺、肚一一捞出,再将边肉摆放在案板上,砍成一个一个长条形的块状。
此时屋里的母亲也没有闲着,屋里烧着旺旺的柴火,煮着饭、切着父亲从案板上挑选的元尾肉、猪肝、排骨。经母亲巧手的一阵烹饪,肉香就弥漫在屋里,飘散到院坝里。这时候,二叔刚好将肠子打扫完毕,桌上的年猪饭也摆上了桌子。
一家人吃过年猪饭,二叔从我家走到了另一家。不一会,我陆陆续续听见一家家院子里,又传来高亢的“猪嚎”声,声音美妙而悠长。转眼四十多年过去,那一声声猪嚎还萦绕在耳畔,一家人团团圆圆吃年猪饭的场面历历在目。
离开老家早晨,父亲对我说:“希望非洲猪瘟不再捣乱,明年这个时候的老家,一定户户都有猪叫声!”我毫不犹豫回答父亲:“相信您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