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广播情缘

20世纪70年代初，距离我家五十来米远的苹果园立着一根木电杆，电杆顶端的一个白色瓷瓶上扎牢一根单独的铁丝线，这根铁丝线延伸到百里外的六大队。一个四方盒子的小喇叭悬挂在木电杆的半腰处，每天清早、中午和晚上，小喇叭里传出的声音都吸引着我。

那时候，母亲爱听歌曲，也爱听新闻，挑水时经常叫上我作伴。母亲从李家湾挑担水往回走在羊肠小路上，经常遇到狗从后面袭击，六岁的我手拿一根三尺来长的木棍断后，确保母亲挑水走路顺当。每次母亲气喘吁吁地挑着水路过电杆下就要歇上一会，近距离听小喇叭在晨曦里唱《东方红》、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听县广播站新闻完毕，才意犹未尽地挑水回家做早饭。

有天早上，我跟着母亲去挑水，便好奇地问母亲，那个小盒子里是不是装着一个会唱歌、会说话的人？母亲回头说：“你已经快六岁了，好好上学，读了书就会晓得小盒子里怎么会说话唱歌的！”

端午节那天，母亲背上一背篼百花桃带着我上街去卖。卖完桃子，母亲为耕田劳作的父亲打了一斤红苕酒，称了一斤肉往回走。路过公社外面巷道口，遇见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年人把母亲叫住，一阵交谈后，那个中年人叫母亲去他办公室拿喇叭。这时，母亲才转头告诉我，“华儿，这是你二姑爷，在公社广播站当站长，你不是爱听广播说话唱歌嘛，你二姑爷要送给你一个喇叭呢。”

那天，我像刘姥姥进荣国府那样，怯生生地看着屋里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想摸又不敢摸。二姑爷见我对那些设备很感兴趣，就指着桌子上的一台长方形“小扁箱”说，“这个叫作收音机，它会说话，也会唱歌。”又拿起一个包着红绸布翘起老高的玩意儿说，“这个书名叫作话筒，可以把你想说的话让其他人听。还有那两排铁柜子，一个是电源变压器，一个是扩大机……”二姑爷那天说了很多，而那时的我听不明白，云里雾里权当听了一回天书。

让我最高兴的是，离开二姑爷办公室的时候，真的从他手里接过了一个小喇叭。我接过小喇叭如获至宝，一路上左看右看。母亲见我爱不释手的样儿，就笑着说：“你二姑爷过几天就来安小喇叭，装在屋头让你听个够。”

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放学回家的我见到小喇叭安装在门边的墙壁上，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从那晚起，我近距离听到了小喇叭唱歌说话，小土屋里平添了欢乐，迎来了院子里和附近的大人细娃。

太阳起起落落，小喇叭伴我读完了初中和高中，也让我明白了小喇叭的工作原理。那时，我也在心里暗暗打气：等我考上了大学，也要当一个像二姑爷那样的广播干部，天天播放好听的歌曲和新闻给大家听。

事与愿违，高考那几天，我突发高烧没能参加考试，失去了人生的第一次大考。苦闷中熬到十月，一天到街上闲逛，被村民兵连长撞见，拉我顶个数去参加征兵体检。结果，机缘巧合让我走进了绿色军营，离开了十多年朝夕相处听惯了小喇叭的家乡。

转眼到了1998年，这年十月，是我在区公所当新闻报道员的第四年，一张调令将我从报道员岗位调到毛坝乡广播站，让我实现了梦寐以求想当一名广播员的梦想，能够在每天早、中、晚按时到广播机房合上电源，预热扩大机，坐在工作台前对着翘起的话筒，播通知、播自办节目；可让我担心的是，从未接触过广播工作，怎样当好广播站长呢？好在有老站长的传帮带，我慢慢熟悉了业务，把广播站的自办节目办得有声有色，采写的广播通讯节目获得了省上评比一等奖，乡广播站也获得当年“全国先进基层广播站”。

到了2001年，随着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由开始的间频、邻频到光纤电视，有线广播渐渐落入低谷，到2002年底，全乡有线广播退出历史舞台。从此，我的工作转移到发展有线电视用户上。短短几年，我和同事风里雨里爬杆架线，发展有线电视用户1300多户，让群众坐在家中收听收看到清晰的电视节目。每当乡亲们坐在家里看着电视开心欢笑，我在夜幕中回家的路上心里就会漾起一种幸福的满足。

因为与广播有缘，2004年4月，我来到县广播电视台做了一名广播电视新闻记者。一晃19年过去，经历了广播电视宣传、事业的飞跃发展。如今，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想着自己童年时代站在木电杆下听广播，想着自己正行进在前景灿烂的融媒体时代，我恍若做梦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