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儿时

最近常常会被这两首歌的歌词冲撞耳膜、涤荡心灵。

一首是唱给父母的：“是不是我们都不长大你们就不会变老，是不是我们再撒撒娇，你们还能把我举高高，是不是这辈子不放手，下辈子我们还能遇到”。

一首是唱给孩子的：“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时间都去哪啦，还没好好感受就老啦……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我的两个心房，一个心房装着已故的父母，一个心房装着已长大独立的孩子。人到中年，应验了那句古话：养儿方知父母恩！

我出生在离县城大约六七公里的一个小村庄，家门口有一条公路，小时候并不知道它是320国道，只听老一辈说，这条路的一头可以通到上海，另外一头可以通到缅甸。所以儿时一直觉得，我离上海和缅甸很近，长大后才知道，其实上海和缅甸都离我很远。

公路的两侧，有很多农田。儿时的快乐，绝大部分来源于这片广阔的田野。

春天，田野里五彩斑斓，黄一块、白一块、绿一块、紫一块，就像油画师的调色板，又像小孩子还没有完成好的拼图。黄的是油菜花、白的是蚕豆花、绿的是麦苗、紫的是苜蓿花（我们儿时叫它绿肥，切碎了可以用来作肥料，现在知道了它的学名叫紫花苜蓿）。

儿时的我，和伙伴们在这片五彩斑斓之间穿梭。在豆田里拔过马草找过猪草；在浓密的油菜林里玩过躲猫猫；还在田埂上把酸腌菜腌豆腐当零食吃过，那酸辣爽口的滋味，现在回想起来还会流口水。

夏天，曾经五彩斑斓的田野变成一片绿，换成了水稻。家里养了马，我曾经在这片绿野中的田埂上割过马草，服侍过“马司令”。割草时，有时会割伤手指。田埂上的青蒿，就成了天然的止血药，摘几片蒿叶，在掌心里搓揉一下，往伤口上一摁，血就止住了。

秋天，稻谷熟了，田野里金灿灿的一片。我不用割马草了，可以用新鲜的稻草喂马。但有时要和母亲、姐姐一起割自家的稻谷，父亲和哥哥在一旁用脚踩的打谷机把谷粒脱下来。

有一次我看哥哥踩打谷机，一只脚在不停地踩，双手则握着一把稻谷在打谷机滚筒上蹭，觉得很好玩，也想试试。当我握着的稻谷刚碰到滚筒，就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往打谷机里面扯，整个人似乎要被卷进去，幸亏父亲眼疾手快，一把拽住了我。直到现在，我对那种老式打谷机还心存恐惧。

冬天，田野里少了往日的生机，但对于儿时的我们，依然可以寻找到乐趣。

水塘里结了冰，我们会用小木棍在冰面上敲打，看谁敲的声音最清脆又没有把冰面敲破。清晨去上学时，走在田埂上，有时我们会坏坏的，用脚去踢被冰黏住的油菜苗或蚕豆苗，只为了听那脚下咔擦”的枝条折断声，找寻短暂的脚尖快感。

儿时，喜欢凑热闹，特别是每逢星期天，最想跟着父母一起去赶街。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和邻居大妈、婶婶们特别喜欢赶街，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去。她们把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或者是家里吃不完的白菜青菜、芋头红薯，拿去街上卖了，然后买回家里需要的酱油盐巴味精，有时也给子女们买几颗水果糖。

有一次，我实在想去赶街凑热闹，就央求母亲赶街时带上我，母亲先是不同意，她怕我走不到街上，毕竟那时没有交通工具，从家到城里需要步行。那时的我应该六七岁，还没上小学（我是八岁上的一年级）。 我几乎哭着保证，我一定能走到，母亲才勉强同意了。

星期天一大早，我们兄妹四个和母亲吃过早饭，母亲交代好姐姐和哥哥去找猪草和拔马草，然后背上一篮子芋头，带着我，约上隔壁的婶婶出门了。

那时候我家门口就是公路，进城赶街可以沿公路走，但是太绕了，通常村民们都是从田间地头超近路。我和母亲她们走的也是近路。

也不知走了多久，只记得经过一条小河（那条河我后来上学后天天经过，夏天还经常在里面游泳，我的游泳技能就是在那段时间无师自通学会的），然后顺着一条大沟的沟埂走，沟埂很高，那时候我好担心自己会掉下去，但不敢说。母亲当然没有察觉到我的担忧，她和婶婶一人背着个重重的篮子，只顾赶路，要赶在集市最热闹的时候好售卖自己的东西。走完沟埂路，我们逐渐走上了水泥路，身边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原来是进到城里来到街上了。

母亲她们背上的东西，要背去一个叫大井街的地方卖。随着街上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拥挤，我紧紧拽着母亲的手，但是由于我个子矮，头老是碰在母亲的篮子底上，于是我就努力和母亲并排走。但是对面走来的人总是会被我和母亲牵在一起的手拦住，母亲由于急忙没有挤通人群找到摊位，担心背上的东西卖不掉，就埋怨我：“叫你不要来你偏要来，把手松开，拦着对面的人了。”于是就松开了牵我的手。我正准备跟在母亲的篮子后面走，不料却被对面的人流推着后退了几步，等我再跟上前行的人流时，我和母亲走散了。

我跟着人流往前走，边走边哭，边哭边走。由于人太多，摩肩接踵的，没有人注意到我，估计母亲也是忙着去卖东西，早已忘了此次赶街还带来了我。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害怕，因为身边都是人。走着走着，身边开始松散了很多，人群没有刚才那么拥挤了，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毫无目的地走着、哭着。这时有一个奶奶（到现在我也回忆不起来那个奶奶是谁，但她肯定认识我）注意到我，她把我拉到一个卖大鹅的奶奶身边，问我认不认识她。卖大鹅的奶奶我认得，她是我老叔的老岳母，她经常去老婶家，所以我认得她，她也认得我，我喊她“老亲奶”。于是“好心奶奶”就把我交给了“老亲奶”。街子散场的时候，“老亲奶”把我交给她的女婿老叔带了回来。

晚上母亲回到家，我记不得她有没有骂我，也记不得她有没有说和我走散后到处找我，应该是没有，要不然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儿时的我总觉得，家里孩子多（兄妹四个），母亲并不爱我。或许是由于年幼，或许是母亲的爱太隐匿，没有被我感知到。

有一年的夏天，队上组织义务种树，每家都必须出三个义务工，由队长带领，到划定的山上点松子。那时的我已经上初三，可以算得上劳动力，于是母亲带上我和哥哥，扛着锄头一起去山上挖坑种松子。

夏日的雨，说下就下。正当我们浑身是汗，闷热难耐的时候，突然下起了雨。我们出门时都没带雨具，就躲到树下避雨。母亲脱下外衣，顶到头上，把锄头放倒，坐在锄头把上，双腿分开，脱下一只鞋放在胯前，叫我坐在鞋上。这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和母亲挨得如此近。我的后背紧紧贴着母亲的前胸，我听到了母亲有节律的心跳。母亲分开的两腿紧紧护住我，双手举过头顶撑着外衣，为我撑起了一片晴天。母亲的汗味，夹杂着体香，和热烘烘的雨水蒸汽混在一起，扑鼻而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沁人心脾……这就是浓浓的母爱的味道，这个味道，时隔三十多年，仍然在我的鼻腔深处挥之不去。

我上初中的时候是住校的，但是学校离家不太远，走路大概40多分钟。中午放学时我多数在校吃饭，有时候也会回家吃饭。有一天中午，放学后我突然很想回家。我就不加思索地往家的方向走，走到离家大约300多米的小河边，我看见母亲在家门口的公路边站着，一直到我走到她身边，我问她站路边干什么，她说：“我看看你回不回来吃饭，如果回来，十二点半应该到家了，我每天都等到十二点四十，不见你回来，我才锁上门去田里干活，我怕你回来进不去家。快去吃饭吧，饭菜我放在甑子下面，还热乎着呢。”这一刻，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母亲是爱我的。

比起母亲，父亲对子女的爱更直白，更容易读懂。

父亲幼年丧父，其母带其改嫁，儿时受尽虐待，险些饿死。由于从小吃尽苦头，养成了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个性。

童年的时候，我虽是女孩子，但是我会像男孩子一样滚铁环、弹玻璃珠、打纸壳、放炮仗、做弹弓打鸟、打公鸡架（就是单脚站立，双手握住另一只脚的踝关节，用拱起的膝关节当武器去攻击对方的那种游戏）。每当玩这些游戏的时候，父亲非但不制止我，还在旁边指点我如何做得更好。

我的童年，有兄弟姐妹的陪耍，有父亲的陪伴，是快乐的童年，也是幸福的童年。

记得小时候，离村子不远处有一个林业局木材加工站，里面有一个大场坝，晚上的时候经常会在那里放映免费电影。父亲只要有空，就会用家里的永久牌自行车，载着我们兄妹和隔壁邻居的孩子去木材站看电影。他的自行车最多的时候曾载过四个孩子，前面大梁上坐两个，后座上坐两个。到了木材站，父亲会把我们小孩子抱去坐在高高的木材堆上，这样就不会被大人挡到我们看电影的视线。有时候木材堆上孩子太多坐不下了，父亲就会把我驮在肩上，我骑在父亲的肩膀上，抱着父亲的头，闻着父亲身上不浓不淡的烟草味道看电影，很是享受。

儿时，家里养着马，赶着一架马车。农闲时候，父亲就会赶着马车去城里的建筑工地拉沙拉水泥，挣钱养家糊口。因此我们儿时的家务活比其他同村伙伴多了一项，那就是拔（或割）马草，伺候我家的“马司令”。当别的同伴上山摘松球、挖树疙瘩，然后星期天背到街上卖了换学费时，我们兄妹几个却在豆田里拔马草或是秧田埂上割马草。父亲说，只要把我家的“马司令”服侍好了，我们的学费、零用钱通通不成问题。事实也确实如此，我们兄妹几个比起同龄的小伙伴吃过的苦更少，别人没有的学习用具我们有过，别人买不了的白球鞋（那时候我们喊钉鞋，就是鞋底上有胶钉的那种运动鞋），父亲给我们买过。

还记得，当年家里有了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每到晚上，邻居们就聚到我家一起看电视剧，父亲乐此不疲地给大爹大妈叔叔婶婶及小孩子们抬草墩收草墩；还记得，当年家里有了村里的第一台缝纫机，村里勤俭的妇女总爱带着破损的衣裤，自备合色的缝纫线，到我家找母亲缝缝补补，这时父亲就会说：线不用带，我家各种颜色的线都有呢；还记得，当年父亲曾自制了我们县城第一辆载客小马车，布顶棚，竖排坐，父亲称它为大篷车，第一天带着我到城里拉客人，每人每次收费五角钱，挣了6元钱，父亲还给我买了一碗热腾腾的米线吃......

父亲这种积极乐观、豁达开朗的性格，深深地影响着我。

如今，父母已西归，孩子已远飞。儿时的田野，大棚削减了四季的色彩；门口的320国道，载着儿时的玩伴各奔东西。虽然记忆的大门随时敞开，但永远也回不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