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先生

我出生在黔北的大山里，四岁那年，父母外出打工，我随外公外婆一起生活了两年。

外公是一名老党员，也是“能中晓西”、医德双馨的赤脚医生，行医四十八年来，远乡近邻的人都尊称他为董先生。

外公亦农亦医，出诊不分昼夜，只要大伙儿有需要，跋山涉水，风雨无阻，从不延误。平时务农，要是有人来看病了， 我便去田间地头寻外公回来看诊。但作为村里唯一的“医院”，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车子的年代，我们半夜经常被病人家属急切的叫喊和沉重的敲门声震醒，这种一般都是急诊，外公每次都是毫不犹豫地背上药箱、穿戴好蓑衣和斗笠，拿上一把手电筒，拔腿就走。而黔北地区本就千重山万重水，若是遇上暴雨天气，山路泥泞难行，路上还有被大风刮得横七竖八的断树，还可能发洪水，因此在蜿蜒的山路走上两三个小时是常有的事。有时候外公会突然“失踪”两三天，小小的我缠着问外婆：“外公去哪儿了？”外婆说：“山的那边有个伯伯病了，你外公呀，去给他看病了，等伯伯病好了，外公就回来了。”好在每次出诊，外公都会在我和外婆的期盼中平安归来。

外公师承河对岸的田家老中医，后来又去卫校学习了临床医学，不论是搭脉抓药，或是打针输液、割脓缝针、正骨甚至为产妇接生，他无所不善。

外公妙手仁心，不仅医术精湛，还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那时看病可以记账，先赊着，等收了庄稼卖了粮食，或卖了猪牛羊，有钱了再来结诊费。不过有些账赊久了就成了烂账，实在还不上，也就算了；一些贫困老人来看病，外公甚至免费出诊。因为“董先生”的仁心仁术，也有周边村子的人走上几十里路慕名来求医的。

小时候，每到过年，来外公家拜年的人就络绎不绝，好多我都不认识，但他们却说是我舅舅，我很诧异地问外婆：“外婆，您不是只有四个孩子吗？我只有一个舅舅呀，他们怎么都说是我舅舅呢？”外婆道：“他们呀都是你外公曾医过的病人，病好后认你外公当干爹了，你确实得喊舅舅。”长大后我渐渐懂了，“救命之恩当如再生父母”，这就是大山里淳朴的仡佬族人表达感恩的方式。

“黔山无闲草，夜郎多灵药”，外公所用的草药大多就地取材，他时常背着竹篓、拿上药锄，去山沟野地里寻宝。金银花、泽泻、夏枯草、灵芝、五倍子、垂盆草都是常见的，还有许多草药我曾在外公那本泛黄的中医典籍里见过，却叫不出名字来。外公把它们挖回来，洗净，放在竹编簸箕里晒干，加工后便可入药。

外公爱采药，也爱种药，房前屋后种了木瓜、木槿、天门冬、青城细辛等中药材。他还经常教村里的孩童们辨认药材，并耐心地讲解其功效:“这是苦蒿，揉碎敷在伤口处可以止血，还能驱蚊呢；那松柏树上扒着的是蝉蜕，又名蝉衣，入药可以疏散风热、清热利咽、明目，它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都很高，你们可以找来，我一毛钱一只收购……”大伙儿一听，开心地奔往林子争相找寻蝉蜕。孩子们既通过劳动挣得了零花钱，也了解了常见常用的药草，中医文化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传承。

随着时代变化，“一顶草帽两脚泥，放下药箱就扶犁”的赤脚医生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村里大多数人都搬去了城市，偶有留守老人来看病，人家说他生意没有以前好了，外公却不这么认为，医者仁心，他常讲：“宁可架上药生尘，但愿世间无疾苦。”前些年，市里有家小有名气的中医诊所请外公去坐诊，外公拒绝了，我知道，家乡的一花一木，一砖一瓦，都是外公的眷恋。他宁愿种地牧牛，执意坚守在他生活了一辈子的故土，他是乡村最后的守望者。

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两鬓斑白的外公再次担起守护村民的重任，他带着口罩、拿着体温枪，严守在进村路口，对返乡车辆及人员进行测温、登记排查。疫情肆掠，外公又熬制预防感冒的中药，为附近的孤寡老人送药上门。外婆劝他：“防疫的事有镇卫生院和村里的年轻人呢，这么大年纪了你歇歇吧。”外公说：“我不仅是医生，更是一名党员，现在组织需要、群众需要，我怎能安心闲在家里，人民的生命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弯弯的山道，留下的是外公为防疫奔忙的身影，镌刻的是中国共产党员奉献担当的情怀。

外公虽然从来没有穿过医生的白大褂，但是村寨的沟沟坎坎、家家户户都留下了他行医看诊的足迹；家里珍藏的各种“奖给优秀共产党员”、奖给“优秀乡村医生”的奖状奖品，都是外公几十年如一日对乡村守护的见证。外公爱岗敬业、不辞劳苦、不断进取的赤脚医生精神和情系人民的老党员胸怀，深深地影响着我，他是我心中真正的“董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