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的春天的确来的很迟,已是三月的天气了,满眼望去还是没有多少绿色,还是没有多少生机,满山遍野的全是枯草,和光秃秃的树。二月里下了一场大雪,河畔和山腰里,背阴的地方还留有一些积雪,就显得那山更加荒凉,甚至有些孤独了。
春天,在一场蒙蒙细雨后,还是来了。对于赵二娃来说,他更关心的是这场春雨后到来的“清明”——对,清明他是一定要给母亲上坟的。
……手机响了,他还没来得及接听就中断了。
是父亲打来的电话,二娃走出门站在院子里又给父亲打过去。父亲的手机在通话中,接连三个电话,还是通话中。二娃有些失望地回到窑里坐在椅子上,盯着那手机就开始发呆:父亲他有什么事,为什么手机老是通话?是病了吗?
六年前,在那个阳光洒满窗的早上,得了癌症的母亲再没有呻吟一声,再没有挣扎一下,只是把花白的头轻轻向后一倾,再一倾,就闭上了那双深陷而泛着灰色的眼睛,而后就永远地停止了呼吸——用母亲的话讲就是,她脱离了苦海。
母亲走了,父亲的头发也大半儿花白了,背显然有些弯了,连走路也变得似乎没有了声音。整个儿院子,一下子就静了,是那种凉而且空的静,是那种令人不敢细看,也不敢多想的寂静——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搁在桌子上的手机又响了,听惯了多年的铃声这回惊得他一阵心慌:二娃,你下午有课吗?如果不忙的话早点回来,我想和你说件事。父亲的嗓子有些涩,声音低的令他担忧:爸爸你病了吗?什么事?
父亲停了一会儿,叹息一声又说,没事,等他回家后再细说。
父亲不说话了,二娃挂断手机,依旧坐在椅子上发呆:是继母吗?继母她应该不会和父亲闹别扭的啊!
给母亲过了头周年后,因为父亲不多时要做左大腿骨折的二次手术,继母——一个比父亲小十六岁的女人走进了父亲的窑门。她从来不搬弄是非,对父亲她总是言听计从。继母怎么可能和父亲闹别扭呢?
大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二娃是清楚的。
大嫂的长相是没得挑了,放大的照片就像港台明星,眉目之间总也透着一股灵气,见人总是不笑不说话,而且又很会说话。大嫂她这人吧,有一个毛病,就是爱占小便宜,比如偷偷溜进父亲窑里拿几个鸡蛋,比如把母亲盖过的那块大红缎面被子抱回自己窑里,比如父亲晾在院子里的红枣、钱钱(黄豆捣成片片可以用来煮饭)她都会趁父亲不注意舀上一碗,一闪闪进自己的窑里。就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她常常和父亲闹别扭,而且还会说,父亲睁着眼睛说瞎话,净冤枉好人呢。
事后,她又往往会把父亲的拐杖劈碎当生火柴用,或者会把父亲晾在院子里的衬衣、床单铰几个破洞。父亲断定水瓮里走不了鳖就去问她,她又会指着父亲的鼻子,叫着父亲的名字大骂一顿,要么就干脆打碎窗上的玻璃。
唉,看来又是不省心的大嫂和父亲闹事了!
是周末,放学铃声响过以后,二娃一把锁锁了办公室,急匆匆穿过校园,穿过公路,等来一辆开往县城的客车就往回走了。客车上,他还在想:可能是自己多想了,大嫂她过年的时候还和父亲有说有笑的,加上二月初她做胆结石手术时,父亲还给了她一万元呢。她怎么好意思再和父亲闹事呢!
半个钟头的样子,赵二娃从农村学校座客车赶到县城家里时,两眼石窑的院子静悄悄的,父亲不在家,大嫂也不在家。他点着一支烟抽着,也没有发觉院子里有什么异常,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母亲的遗像也还完好地挂在窑壁上,就上了楼梯:再有三天就是清明了,可能是父亲要给他叮嘱清明给母亲上坟的事吧?
县城里,灯火先后亮起来的时候,听见木质大门“哐当”一声脆响,二娃趴在二楼窗户一看,果然是父亲推着电动摩托走进了大门,继母紧跟在身后。
走进父亲窑里时,他坐在高腿方桌旁的椅子上,把苍白的头埋在双手里。父亲的样子显然不是病了,他一脸愁苦,在不断唉叹着。
二娃,你爸爸今天是怎么了?看他的样子好像有心事,又不对我说一个字。在锅灶前忙着生火的继母回头看一眼父亲,再看看二娃怯怯地问。他不说一个字,我也不知道是出什么事了。二娃回答了继母的话,看一眼窑壁上母亲笑着的遗像,然后抬眼问父亲:爸爸,你上午给我打电话到底是什么事?
什么事——唉气死我了……父亲并没有提说清明上坟的事,他一开口就骂了一句:驴下的,是那孽种羞先人啊!把老子的脸都丢净了啊!
二娃不敢插话,再看一眼母亲脸上幸福的笑容,就低下了头。他这才完全明白,自己先前的猜测都是错的——这回果然不是大嫂在闹事,事情最终出在大哥东娃的身上。
去年五月那孽种给人家打了一张十万块的借据,今天被告到了法院——父亲又骂了一句,听见大门又“哐当”一声响,就说:你去好好问问那驴下的倒究是怎么一回事,老子都快被气死了!
东娃打初中毕业开始就学会了打麻将,成年后又染上扎金花、推对子,起先只是娱乐,后来竟然成了活脱脱一个赌徒,正腊月一出门就三五天不着家,身无分文了进门倒头就睡。结婚二十多年,没房没车不说,竟然连一个上学的孩子也供养不起。
是大哥东娃回来了。二娃走出父亲的窑门,叫一声“哥”把他带到二楼的平方。事实是,十六年前的腊月,由于赌输的缘故,东娃向放板人借了八千块的高利贷(一万元一天利息二百五十元)一直没还清。去年“五一”假期,东娃被放板人一伙绑架到城外一处偏僻的酒店(赌场),把砍刀架在脖子上威胁他打了那张借据。
这样,东娃被告上了法院。
或许正是因为东娃被放板人告到了法院,父亲——这个半路起家的律师要写答辩状,大哥要联系两个关键的证人(证明事发当天东娃是被放板人诱骗、绑架),清明给母亲上坟的事,他们似乎早就忘记了。
清明节,如约而至,至少对于二娃来说是这样的。
太阳才一露头,就被云层挡住了。
二娃,找到一瓶矿泉水拧开盖子,倒出一点水,兑入一些酒,再装进几粒米和一些面粉,拧上盖子上下左右摇动几下,就装进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子。二娃提着“奠酒”走下楼梯来到院子里时,大哥东娃还没起来,继母趿着拖鞋刚从院子的小平房里走出来(里面有卫生间),两手在衣襟下紧了一把裤带,一看是二娃就笑着问:你这是去哪里?二娃正要回答,父亲已经站在了门外,他的精神很差,像是失眠了一夜的样子。父亲揉着眼睛,叹息一声也问:二娃,这么早你要去哪里?
趁现在天还好,给我妈上坟去。二娃看看继母,再看看父亲问:家里有蒸好的子垂(子推)吗?想给我妈坟上带一点。继母是善解人意的,许是怕二娃这一问引起父亲的伤心吧,她抢在父亲之前对二娃说:昨晚把面起上了,子垂还没蒸。二娃你要不然等一会儿再去上坟?现在就去,一会儿怕下雨。二娃低低地应了一句,再看看父亲,就骑着摩托出了大门。
大街两边,小巷口,商场门口,到处都是码得整齐的纸钱、纸衣服、袖珍花圈以及各种上坟祭祀用品——“清明”,无疑这是一个盛大的“鬼节”。二娃在一个较为清冷的摊位前照样买了纸钱、香、袖珍花圈,在一个水果摊位前买点水果,再到一家早点店门口吃了一根油条,然后又骑着摩托沿着国道向城外走去。
过了那座熟悉的,甚至是亲切的爬河石桥,向着那寂静的山路走去。上一道陡坡,过一块开阔地,再上一道陡坡,再向左拐进梯田地,母亲的坟墓一闪就出现在眼前了。
这是一片坟场,荒凉又孤寂,除过人家坟头上别着的花圈上鲜艳的纸花以外,再也看不到别的花了;除过附近两颗苍劲的松树,也别指望能看到些许的绿色;除过坟头干枯的蒿草被风吹动,一切都是静的、空的。
母亲的坟头,历经六个年头的风吹雨淋,看上去显然是瘦了、旧了,几乎和梯田地里别的颜色没什么两样,消瘦到令人落泪的地步。唉,妈——二娃又来看您了,您在那边过得还好吗?二娃叹息一声,就眼泪汪汪。
他小心翼翼地把一个精致的袖珍花圈别在母亲的坟头,把黄的、白的纸钱拿土块压在坟头,把各样的水果、点心掰碎祭在供桌上,点上香,接着点着了花花绿绿的纸钱儿,香和纸钱的烟味是别样的,是令人迷醉的。
一挂鞭炮响彻大山,回声荡在天空的当儿,二娃虔诚地跪倒在母亲的坟前,静静地,他又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没有一丝风声,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欢快地下着,幽幽怨怨地下着。
二娃的春天,最终在清明节的一场雨里来了。
2017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