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一座城

如果母亲是一座城，我情愿是一条清澈的河；如果母亲是一座城，我情愿是河畔的一盏灯。倘若真是这样，那座城就一定不回干涸；倘若真是这样，那座城就一定会永远亮着灯火。

                                                                                    ——题记

我的母亲，出生于陕北的一个偏僻小村庄，一生不沾腥味儿，她最爱吃的是那些类似于炸油糕、炸鸡蛋、韭盒、黄馍馍、南瓜饭什么的。在那些困难的岁月里，槐花、榆钱儿、苜蓿、苦菜都吃，甚至于榆树皮也吃，她和陕北的女人一样经受了岁月的磨难。

近来，她发福的身体走路总是极其地慢，慢到让我觉得伤心：看来母亲真的是病了。

近来，母亲的头发开始大半儿白了，左眼害着不怎么严重的白内障；近来，母亲开始小便失禁，冬天里往往会湿了棉裤；近来，母亲的右肩膀又落下了病症，睡觉总也要左侧着身体，看上去灰灰的，是一种孤独又哀伤的灰。

尽管这样，但母亲于我就是一座城，是一座虽不怎么繁华但一定温暖的城。

母亲，姓雷，1950年11月26日出生于陕北清涧县郝家墕公社老庄村。外婆、外爷起乳名珍，官名秀芳。

老庄，是一个很小的村庄，三面环山几十户人家，且多数住在土窑洞里。外婆高氏，彩云，兰州人。解放前，她跟着当兵兰州的外爷日行夜歇，走州过县，辗转近半年光景来到这个小村庄。由于年轻的外婆不大懂得陕北农村的生活，使得母亲的童年和陕北多数孩子的童年便不同，使得童年的母亲便受了不少罪。

母亲说，十一岁那年，她帮外婆压钱钱儿，由于自己的不小心把左手压在了碾子底下，由于外婆的大意，她的食指指甲碾成了两瓣儿。从小喜欢扭秧歌，而且秧歌扭得最出众的母亲，总也梳着两根长长的辫子，扭一回秧歌，再扭一回秧歌。

这么说来，母亲的童年、少年又该是快乐和幸福的。

郝家墕公社高小毕业后，1968年腊月二十八，身材修长，脸膛红扑扑的母亲，经媒人介绍，嫁给了远在三十里外王家砭村19岁的父亲，那年母亲19岁。母亲说，她出嫁正赶上闹“文革”，她唯一遗憾的是没能听到响吹细打的唢呐声，也没能赶上坐一回轿。

母亲出嫁的那天，正飘着雪花儿，刺骨的北风漫山遍野地劲吹着。翻过一座十里路的山，再翻过一座二十里的山时，山顶隘口的风就变得更尖了，仿佛要把母亲的那些大红大绿的嫁妆，还有她骑的毛驴卷走似的。

雪，渐渐地下得更大了，加上弯曲陡峭的山路又藏有“暗冰”，在下山的路上，就见一个穿得臃肿的迎人婆姨脚下一滑，就地跌坐在雪地里。她手里端着的薄铁皮制成的灯一脱手，就叮叮当当地滚到了沟里。

黄昏时侯，天地一片儿灰白，当母亲走进那一院陌生又亲切的一线四眼旧式石窑的院子时，不见了父亲的面——“拜天地”显然是不可能的，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是必不可少的，不见新女婿，新娘子怎能不慌呢？

原来，在母亲出嫁的前一天黄昏，父亲担一担水回来就跌进了窑里的地窖——是父亲的继母设计陷害的，结果是父亲左脚大脚趾的趾甲飞了。母亲说，结婚第二天是大年（那年腊月是小尽儿），父亲的继母当家，她和父亲被另了出来，父亲还了借来的装新衣裳，结果是棉袄、棉裤的棉花凸在外面似叫花子一般。

婚后第一年，父亲去了城里的“356”写文件，母亲怀上了大哥。二十岁的母亲睡在那一盘宽宽大大的炕上常常犯糊涂，往往会看见那“黑窑”里走出走进一个穿着一双红雨鞋，留着两根长辫子的高个子女人。

母亲认定那个女人就是鬼。

婚后六年，母亲生了大哥、我和三弟，期间，母亲受尽了煎熬：她一边要抚养三个孩子，一边要参加农业社的集体劳动，她还要挨后婆婆的蛮骂和算计：后婆婆常常会把母亲喂养的鸡呀猪的毒死，然后掀在厕所里。后婆婆还会对母亲谎说，是猪呀鸡的自己掉进去的。母亲是要和后婆婆理论的，但还没张口，后婆婆便一跳三尺高，一通指桑骂槐。

1980年五月的一天，父亲由民办教师转正为公办教师。同年七月，父亲大专函授毕业，一家人吃上了国库粮。夫贵妻荣是对的，父亲是一把教学的好手，在前后沟，在公社，甚至县上都是出了名的。由此，在1985年正月的一天，父亲由原来的“青龙寺小学”调到“石嘴驿中学”，母亲带着我们由农村搬家到公社的石嘴驿中学；由此，母亲和我们的生活开始了大大的转变。

在石嘴驿中学，那些女教师和教师家属大都留着短发，母亲看着觉得好，就剪去了齐腰长的“双辫儿”，也留起了“短冒盖儿”。母亲就照照镜子，满足而幸福地说，这才是她白天黑夜所期盼的生活，我们一家终是脱离了苦海，她的那个“男人坐在办公窑里看书，她在踩踏缝纫机”的梦变成了现实。

柳暗花明，苦尽甘来。在石嘴驿中学，我们见到了电灯、电话，以及电视机，我们听到了柏油路上南来北往的汽车喇叭声，而且还亲眼看见了汽车——这些，都是母亲和我们满心欢喜的，愉悦而幸福的生活啊！在石嘴驿中学生活的三年期间，母亲为贴补家用，她在父亲的办公窑里张罗了小卖部——说是小卖部，又不完全是，母亲也只是给学生娃娃们卖些炒向日葵、炒花生而已，后来增加了方便面、麻花、面包什么的。零零碎碎的小买卖，毛二八分的薄利，但对于一贯闲不住的母亲来说，的确是感到很满足、很幸福。

在石嘴驿中学生活的三年期间，母亲忙忙碌碌，勤俭持家，实现了她早年里“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的梦，而且还添置了“多灵”双卡录音机和十八英寸的“黄河”牌彩色电视机。三年后的腊月天，由于父亲工作的调动，38岁的母亲再带着我们搬家到城里的电大——“广播电视电大”。一进城，母亲就谋算过来谋算过去，想要再做点儿什么营生好贴补家用，好改变我们的生活。小卖部看来是不可能了，更大的买卖又太冒险了。和父亲合计来合计去，在来年开春季节，母亲推着自行车开始了摆地摊卖水果儿。

由自行车到架子车，早出晚归，大街小巷，风里雨里，卖水果儿的生活，母亲一干就是三年多。期间，又老要遭遇那些工商税务的追赶，一不小心，不是让工商们抢走秤，就是提走了筐子。看着那些苹果、梨散落在街上，母亲就没有了主意。

这样的生活，好似警察抓小偷的生活，直到1992年开春，高中毕业的我在正街黄金地段，张罗着开了一个装潢部才算结束。

期间，大哥已经师范毕业，而且当了一名小学教师，而且已经和大嫂订婚了；期间，三弟正在上高中。用母亲的话说，家里正是费钱的时候，而且母亲还谋划着将来要在城里，或城外买一院地方的。装潢部，在1992年三月三日正式开张后，生意的确很红火、很热闹，父亲的工作还没赋闲，母亲就收拾了摆地摊卖水果的营生，白天晚上寸步不离守着装潢部——装潢部，所处黄金地段，也经营烟酒百货、成衣鞋袜和影像。

这四年里，身体渐渐发福的母亲，喜欢上城里人的“烫头”，她也到过美发厅烫过头发；喜欢上城里人的穿裙子，而且喜欢穿各式各样的裙子。这四年里，母亲以装潢部为家，除过回“电大”的家里过年以外，满年四季就在装潢部生活。这四年里，虽是晚睡早起，虽是辛苦，但母亲是快乐的、幸福的。四年后，由于装潢部所处的地段要拆迁，买卖也只能终止了。同年腊月，在母亲、父亲的精心计划下，我们最终把“电大”的家搬到城外七里的王家湾村。

那地方向阳暖和，三排新修的戴“砖帽”的窑洞整整齐齐格外显眼，在第二排前边上，母亲花两万七千块买了三眼窑洞，圈墙、盖大门、打水井，装修一新，赶在年前心急的母亲催着父亲，我们就把新家搬在了这里。

其时，母亲46岁，是所谓的人到中年了；其时，23岁的三弟也已就业成家，本来母亲的压力该减轻了，她可以享福了，然而生活似乎总还是跟她过不去：大嫂和大哥结婚四年多了，还是没个孩子，母亲为此寻医问药，没少犯熬煎；好在一年后，三弟媳妇顺顺利利生下一个男孩儿；好在一年后，妻子也生下一个女孩儿，这才填补了母亲抱孙子的空缺。

大嫂，先是在1998年抱养了一个孩子，两年后生下了一个男孩儿。这，对于50岁的母亲来说，她所有的心病该是全都去除了，她对我们一大家子的生活该是感到满足了吧！

但为了我们更好的生活，三年后，53岁的母亲不得不跟着单位赋闲的父亲出门洛川，张罗着为大哥他们开了一个“西服专卖店”。

“西服专卖店”，开了两年多，生意不是太好，最终转让。父亲带着大哥一家又辗转去了青海贩煤——听说青海的煤贩子都赚了上百万。青海贩煤，前前后后一年多，人生地不熟，又苦于没有门路，结果父亲他们也只能灰灰地回到家里。

青海回来没多时候，父亲和母亲商量决定后，他带着大哥一家又来到延安开了一个宾馆。

在父亲带着大哥一家去青海贩煤，延安开宾馆的期间，三弟一家正在延安的一个商场开着“西服专卖”，我虽是在城里租房子居住，但由于在三十里外的镇子教书，也很少回家。

这样往往就母亲一个在家了；期间母亲所受的孤独寂寞，我们做儿子的又那里能够体会到呢！

其时，父亲不知道听了哪位风水先生的话，说王家湾一院向阳的的地方再不能住了，说住过十年以后怕是要出大事，而且是伤及生命的大事。结果，在2006年开春，在父亲的主张下把王家湾的一院地方卖了，赶在秋后便在新城国道边的旧砖瓦厂又买了两眼崭新的石窑——又是圈墙盖大门，装修一番，赶在年前我们把母亲的新家搬在了这里。

其时，母亲56岁，头发渐渐地开始花白了，发福的身体也觉不到什么异样。

母亲没有兄弟姊妹，性格内向少言寡语，2006年正月十五，母亲侍候89岁的爷爷去世，十一月又埋了没来得及侍候一天的外婆后，她似乎一夜之间就老了许多。

2010年正月，父亲带着三弟几经考察出门横山，投资近五十万转让了一家酒店。酒店一开张，由于人手短缺，61岁的母亲独自一人坐长途汽车去了异地他乡，帮忙酒店的生意。母亲的到来，厨房、菜房，大厅和住宿部，哪一处离了母亲能行呢？

生活一向节省的母亲，在酒店总是晚睡早起，总有忙不完的活要做。从早上起床买豆腐、拣菜、打扫住宿部卫生整理床铺、洗那些似乎永远洗不完的被套床单到端饭、洗碗再到晚上的登记住宿——有时半夜还有住宿的，往往母亲这一夜一夜的总也睡不踏实。就这样，母亲利用空闲的一点时间还要拣酒店四周的矿泉水瓶子、饮料罐什么的。

母亲说，这些东西积攒下来也能卖不少钱的，现在的社会钱太难挣了。

母亲说，初夏的一天，父亲和三弟差点儿出了人命，她的天差一点儿就塌了。

酒店，开在横山城北三十里外的国道边，父亲总觉得每天早晨去城里买菜骑摩托不方便（去一趟城里也买不了多少菜）就要学开车。父亲已是61岁的人了，母亲不管怎么劝说让他不要学开车，但是父亲很自信地说，学个开车并不难，一学就会，学会了以后去城里买菜就方便了。

那天下午，三弟教父亲学完车，出了空地，就被国道上迎面驶来的带挂车撞翻在地——远远地，母亲就见三弟的白色小车被撞翻在那里，心想，这下他们父子怕是完了！等母亲心惊胆颤快步走近一看，三弟搀扶着父亲面无血色正站在路边，见他们没有擦破一点儿皮，又惊得流下眼泪来。

腊月二十四下了一场大雪，二十五后晌，母亲得了一场猛病。母亲只说心口子疼痛厉害，就见她满炕上滚来滚去，满头直冒虚汗。母亲吃了些止疼药，熬过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和和父亲带着她去了县医院。拍了片子，做了各种化验，母亲得的是胆结石。

大哥出门去了湖南，三弟一家在西安，我们一家三口和母亲、父亲一起过了初六的小年后，正月十一，在绥德同心医院给母亲做胆结石手术的期间，主治大夫站在手术室门口，慌慌地对父亲和我说，病人的病情有变，手术中发现她患有后腹腔肿瘤，而且已到晚期……

主治大夫讲的后腹腔肿瘤就是癌症。父亲慌了，我更是没有了主意，如果这次不做肿瘤手术的话，母亲迟早还要做第二次手术，如果那样的话母亲不是还要遭一次罪受吗？再说，母亲现在就在手术床上，而且还正在昏迷着。与其让母亲再遭一次最受，还不如乘她正在手术中就一并做了肿瘤手术的好一些。

这样思前想后一阵，在主治大夫的建议下，父亲第二次签了字，母亲便接受了第二次肿瘤手术。

两点三十分，母亲打了一针肌肉针，被父亲和我搀扶着走进手术室后，我就一直等在手术室外边。一分一秒的等待着，在焦急不安里，在惊慌错乱里，等到九十多分钟以后，打着氧气，输着液体，一块儿白色单子盖着的母亲被推出了手术室，再被大夫护士一阵手忙脚乱抬在了病房的床上。

病房里出奇地静，我和父亲就守在母亲的左右，是无助的，又是惮怕的，生怕母亲醒过来难以忍受那刀割的疼痛。除了父亲和我的哀叹，病房里的空气仿佛是静止了一般，在一分一秒揪着心流逝。昏迷了将近一个钟头的母亲渐渐地醒了，她微微睁着眼睛，不住地有眼泪流出，她望着父亲和我不住地说，疼，疼……

如果母亲是一座城，我情愿是一条清澈的河；如果母亲是一座城，我情愿是河畔的一盏灯，倘若真是这样，那座城就一定不回干涸；倘若真是这样，那座城就一定会永远亮着灯火。望着母亲挣扎的样子，我的心就像刀剜一般：她不能动一下，也不能下咽一滴水，我只能拿小勺子的把儿勾一滴水，小心翼翼地润在她干渴的嘴唇间。

母亲是平凡的，是善良的，于我是一座洒满阳光的城；母亲是不善言语的，是孤独的，于我是一座雪花儿妆扮的城。正月二十四，住院十三天后，出院回家的母亲，在二十九天后的那个夜晚差点儿就要“走”了。

那个夜，母亲窑里的灯一直是亮着的，时光啊仿佛被谁钉在了炕上。

母亲的坟已经打好了，母亲的寿衣也已经置办好了，母亲是满意的，又是无奈的，她笑得恓惶，笑得凄凉。

我晓得我的日子不多了，我晓得我害得不是病而是命。日子一到啊你们的外爷、外婆就会带我走的。我走了以后，你们一定要好好活着，活着是天下最幸福的事情……

母亲是一座城，虽是不怎么繁华，但很富有；虽是不怎么宽阔，但很祥和。母亲又像是一尊佛，端端地坐在炕上，对我们这样那样叮嘱一番，再叮嘱一番，眼泪就悄然滑出了瘦瘦的眼眶儿：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母亲扛过了清明，靠吃冰块儿又扛过了立夏，虽然我们给母亲叫了魂，又请人陌送一番，又请阴阳先生重新安了土神，但在四月十二日，暖暖的阳光洒满院落的那个早上，她最终还是闭上了那双似乎早已失去了生命的双眼。受尽了病魔的折磨，最终离开了我们，享年六十二岁。

我的母亲，于我是一座城。母亲走了，我的城似乎在一夜之间变了模样：清澈的河浑浊了，那灯也便变得暗淡了，仿佛淡到了极致。

我的母亲，于我是一座城，母亲走了，我的城似乎在一夜之间倾塌了。

 2014.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