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可w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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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霭越来越浓重。目之所及的前方，掩映在高大慈竹林的那些农舍，远近错落，炊烟袅袅；间或，还传来几声犬吠和鸡鸣声。
这傍晚田野村落的景象，告诉我出工的社员已收工了。这会儿祥清在他那间我已熟悉的屋子里吗？我心里问着自己，同时加快了脚步。
祥清与我是邻里和初中同学，与我同庚，属羊。那日我们与数十个同学在公社欢迎知青插队落户的会堂分手后，较长一段时间都没照面，我只知道他分到七大队四生产队，他也只知道我在一大队一生产队。
有天生产队会计给我买灶具等，我和他去到公社所在地渔箭滩，不想在供销社商店外遇见祥清，这的确是个意外。祥清说他买点日用品，一会儿就回生产队。我告诉他生产队刚让我搬进一间老屋子，正在给我打一口灶，今天到镇上买锅碗缸一类东西。我们说起各自生产队所在，方知是同一个方向，隔得也不是很远，田间小路也就三四里。
自那以后，农事稍闲时，我们就互相串起门来。
我与祥清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投入到波澜壮阔的知青运动中去的。那时初中刚毕业，十六岁，显得奶里奶气的，不懂人情世故。可就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开始了书写自己步入社会的故事。
那时的大中小学生都没怎么上学，上学的也没学到多少知识。可我们却是顶着“知识青年”的冠冕到“广阔天地”去的。当过知青的人，就意味着吃过苦。而那些苦，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苦。拿我们来说吧，就是三伏天送公粮，近百斤的担子压在十六岁柔嫩的肩上，走起来有点踉跄，但还得走完几里长的田间小路和十几里的碎石马路才到粮站；就是冬季在坡地上挖红苕，凛冽的寒风刀一般割脸，在把红苕分离苕藤时手僵得力不从心；就是黄昏收工后，饥肠辘辘，要做饭，却遇水缸干涸，还得顶着暮霭走几根田坎去井口取水；就是米坛见底，几顿都是靠洋芋或红苕填肚子；就是想父母了，在没有公共汽车的偏远乡村，要徒步五十多里才能回到家里……
前方的农作物和树木在视野中逐渐模糊起来。幸好，这条多生歧路的路已走过多次，遇上岔道也不会影响我对路径的判断。时逢秋季，入夜，虫鸣声便此起彼伏，萤火虫也十分活跃。试想，一个人在苍茫暮色笼罩下的乡野赶路，看得见的表象是形单影只，而内心的孤独感却只有行者自己能体会了。
踽踽独行在夜色下，下乡后我倒是有过多次经历，而且是长距离长时间的。当然都是回县城家里体内才能迸发这样的动量。有一次从生产队走到石碾镇就万家灯火了，走了三十多里不可谓短程，但前方还绵延二十里得摸黑前行。还好，那段路都是马路。
在农村生活了大半年，走夜路是常有的事。但想到前面必经之路旁侧有片坟地，内心就陡生负担。这放在白天自然不是什么事，可在这掌灯时分，正是传说鬼魅出没的时候，不免令我心里发毛，后背发凉；尽管我的灶房就停放着房东家里的一口黑漆棺材，但时间长了于我构成的也只是视觉冲击了。我有点后悔，为什么时近黄昏还去祥清那里，午间收工后去不行吗？然而事已至此，也就只有勇往直前了。
依然是怯怯地往前迈步。随着愈加抵近那片坟地，我内心的惶恐也在加剧。在天地的边际融为一体时，我走到了那片坟地的旁侧。要前行，目光是绕不过那些坟茔的。我不敢踌躇不前，而是加快了脚步。说来也怪，这时我的内心反而不紧张了，也没见到臆想中的什么或出现骇人的幻觉。这有点像当今国内股市一样，有重大利空政策传出，股市行情屏幕就一片绿色，反映出散户和机构竞相杀跌的恐慌心理；然而在利空政策出台的那一天，股市反而波澜不兴，显得颇为平静。为什么会这样？因之前已把恐慌心理释放了。
还好，远远地，我就见到了祥清那间屋的窗棂透出的微弱光芒，说明他没回到家里或去别的什么地方，这让我内心一下就踏实了。毕竟那时太年轻，行动往往不能谋定而后动。因没有预约，祥清若不在那间屋里，岂不是我还要摸黑返回？
与祥清互相串门，彼此都无需什么理由，谁来了就来了。
结有灯花的煤油灯焰飘忽摇曳。因队里收工很晚，祥清正做着饭。因我的到来，他要增添两样蔬菜，说再炒点豆子来下酒。有一样菜，他说要放点蒜苗才香，我就与他到一社员的自留地里扯了几根。那蒜苗不长。农谚道“七月葱八月蒜”，那种下的蒜就没多长时间。
那年月，在农村是很难吃上猪肉的。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供应半斤猪肉，凭票证购买。烟酒也是凭每月发给居民的票证供应。祥清却神通广大，那晚还用红苕酒招待我，还给我递上“经济”烟。农活都是体力活，用酒解乏很有效，所以红苕酒也是很难买到的。“经济”烟的烟盒是纯白色的，没有商标和图案，八分钱一包。八分钱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能卖半斤盐巴，相当于我所在生产队一个强劳动力出工半天的价值。当年，我所在生产队一个强劳力出工一天能挣10个工分，年终核算出对应的价值也就一角五分钱。
那晚我与祥清睡在一张床上。那时，青春已由在校时的萌动过渡到临近十七岁时的躁动。躺下后我们就聊起女人。先是聊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中的女主角安娜是如何的漂亮，爱国船长、她新婚的丈夫米哈依是怎样地搂抱她、抚摸她、狂吻她。继而又聊到女人神秘的身子，后又聊到各自生产队新来的重庆女知青……
次日清晨，我们被屋外嘈杂的声音惊醒。听声音是几个男人在对话。有个声音重复了几次：我自留地的蒜苗被扯了，有两个人的脚板印，一看就晓得谁干的。尽管那男的没说是知青干的，但就在祥清屋外说这话，显然是冲着我们来的。虽然我是昨夜来到祥清这里的，但他们知道有个知青常来他这里。我和祥清知道理亏，都不吱声。不过很快，那些声音就消失了。
记得有一次与祥清约好一道回家，前一天晚上他住我那里。在夜幕下，我叫他一道去摘了些生产队的胡豆角，在屋里剥出胡豆后各分了一半，又连夜把豆角壳倒在了较远的麦田里。
今年初春在成都的几个同学相聚时，我给祥清提到这两件“窃事”，都觉得那时实在太年轻，做事莽撞而考虑不到受事方的感受。数十年后重提这样的事，我们在感慨时的浅浅一笑中，无疑含有一点自责的成分。
还有一件我与祥清一同经历的事，令我刻骨铭心。
下乡的第一年，国家每月供应我们32斤大米，半斤菜油，还发给8元补贴。那时粮站的大米0.138元一斤，买回供应粮后还剩下3.58元。这些钱，买了菜油、盐巴、照明的煤油，以及火柴、牙膏牙刷后，几乎就用尽了。做饭生火要用柴或用煤，生产队队长跟我说：“桉树丫，你可以随便剔，晒干后当柴烧。”应该说，他对我关照得很够意思了。可树丫晒干后没地方放，若堆放在露天坝，下雨就湿了，哪还能生火做饭呢？我只好用煤灶做饭。而卖煤就得向父母要钱。可那时父母收入低，还要养育我的弟妹们，我不愿向他们多要钱。
有一天祥清来我那里，闲谈中说到长田坎煤矿可以捡二炭（没有烧尽的煤块），不要钱，能挑多少捡多少。我觉得这倒是个省钱的法子，我们就决定去一趟。
长田坎煤矿在荣昌县辖区，距祥清所在生产队有三十多里路，途经安福镇华江机械厂那一段还是山路。我跟随本队社员去买过一次煤，单程比祥清生产队去要多走几里。
去长田坎煤矿的头天晚上，我住在祥清那里。由于路程远，加之冬季昼短夜长，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各自把两个竹筐叠在一起，扁担一头穿过筐上打半个结的绳索，扛在肩上就前往了。
徒步约三个多小时，我们到了煤矿，尽管是大冬天，我也感到背脊湿漉漉的。祥清熟悉路径，我们就径直去到出二炭的地方。那是一个不断倾倒炉膛炭渣的地方。附近有个锅炉房，若干个外形硕大的立式锅炉都在运转，每天二十四小时要给澡堂几个大浴池的水提供加热的蒸汽，以便昼夜三班倒作业的煤矿工人沐浴。
当天得负重返回，我们知道时间紧迫，蹲下身就捡开了。倾倒的炭渣中有不少没烧尽的煤，大块大块的。这好理解，煤矿就是产煤的，有的是，不在乎。毕竟是刚从炉膛里排出来的炭渣，温度很高。可我们哪有手套啊？又等不起时间，所以手指不时被灼。也不知捡了多久，我们各自捡了满满一挑。二炭的比重轻于原煤，但这满满一挑，恐怕也接近一百斤吧？
什么时间了？没有阳光作参照，我们无法估计。而胃囊却告诉我们，它需要充填了。我们找到一个滴着水的阀门草草洗去手上的煤污后，就迎着寒风吞咽祥清昨晚备好的食物。体力消耗实在太大，加上岁月带给的痨肠寡肚，我们很快就填饱了肚子。
得到了必要的能量补充后，我们便负重走上了回返的路途。有多艰难？我以为是可以想见的。这么说吧，我与祥清那时个子瘦小，肩负的担子应该超过了我们的体重；况且前方有着三十多里起伏曲折的乡间小路，最末一段得摸黑前行。
那年，我与祥清十六岁，本该……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