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为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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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小青（口述）王为璋（整理）
父亲齐瑞棠，1911年7月出生于河南省浚县，祖父齐文礼是当地一名“住笔穷”的私塾先生。父亲兄弟五个，排行第三，幼年随祖父念过二年私塾。不幸的祖母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生活所迫，祖父带父亲到天津讨生计，风烛残年的祖父精通四书五经，重新做了私塾先生，父亲跟随祖父又念了四年私塾，顺利考入天津汇文中学。汇文中学的学术团体活动和文娱活动丰富多彩。父亲出生于戏曲之乡，爱好唱歌、表演，是校演唱团成员，经常参加演出，活跃且积极。在进步力量的影响下，学校师生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不少同学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在这新里，父亲接受了爱国思想，报效祖国的热情根植于心。中学刚毕业，祖父贫病离世，父亲不得不去天津狗不理包子店当学徒。生活艰苦，劳动繁重，长期睡在潮湿的地下室，感染严重的风湿病却无钱医治，身心倍受摧残，只得失业返家，后转移南京。
父亲在自传中写道：从1932年起在南京福昌饭店做店员5年，毕竟腹有诗书，从店员到柜台，接近了一些有志青年，多次参加他们的进步团体活动，阅读了许多红色理论书籍，思想上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七七事变、淞沪会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南京相继沦陷，特别是南京大屠杀，血流成河……而从广播中听到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振奋人心，此时引起我对八路军共产党的无比爱慕，想到只有找到八路军和共产党，才不当亡国奴！前途才有光明！便暗下决心，寻找坚强的抗日力量。
思想在进步的环境中生长，决心填满热情的胸膛，共产党地下组织热情欢迎并认真审查，通过秘密渠道，指导方向，开赴西安。
1938年5月，立志革命的父亲齐瑞棠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指引，与多位聚集于此的爱国青年志士徒步八百多里，日夜兼程14天，避开国民党的重重政治、军事关卡，挑战恶劣的自然因素和地理环境，突破一道道障碍。用汗水、鲜血乃至生命铸就了这条艰险的理想之路、信仰之路。
到达目的地后，得到八路军干部和战友的热情接待，编入抗大第四期三大队，父亲曾回忆说过，当时，毛主席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个大字，就是抗大学生的入学条件，也一直牢记开学典礼上领导的报告：在这里你们可学一样重要的东西，就是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希望大家抓住时机，克服困难，为抗战胜利贡献力量。
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窑洞就是学员的家。人多，大家睡觉就一个挨一个，挤在一起，几个人盖一床被子；缺水，全班洗脸洗脚只能就用一盆水。天寒地冻的冬季，用水更加困难，得先用锄头把河沟上面厚厚的冰层凿开，才能舀出冰冷刺骨的水。夜里轮流站岗放哨，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
尽管生活、学习条件艰苦，但抗大的歌声、笑声不断，是抗日的激情把这些年青的心紧紧地凝聚在一起。
抗大是培养锻练革命青年的大熔炉，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还亲自来抗大讲课做报告，同志们在学习之余还坚持用开荒改善生活。师生们一起学习讨论，一起打球唱歌和扭秧歌。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大家比亲兄弟还亲，自由民主的气氛格外浓厚，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得到充分的体现。父亲有幸成为其中一员，也用延安精神奉献一生。
抗战爆发，根椐抗战宣传、组织、号召的需要，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党中央于1938年4月在延安成立鲁迅艺术学院。父亲齐瑞棠作为艺术型人才，随后转入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继续深造。七月，鲁艺组建了旧剧研究班，任务是研究京剧艺术，必要时，在戏剧系和其他部门协助下演出京剧。为纪念“九。一八”七周年而排演了现代京剧《钱守常》。
党中央对京剧艺术的继承与革新非常重视，决定把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在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国民参政会担任参政员所得车马费共约两千元，拨给鲁艺，派人去西安购置演出传统戏必需的“戏箱”。首演剧目是《法门寺》，陈冲负责排练，齐瑞棠、阿甲、任均、石畅、王一达、石天等参加演出。（《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第44面）
1938年8月，鲁艺实验剧团成立，《鲁艺实验剧团成立纪念刊》出版，沙可夫作作词，吕骥作曲的《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团歌》唱响，齐瑞棠、张东川、关鹤童、张鲁、许维新、田民、方华、熊塞声等调入该团。（《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第129面）
1939年春，父亲齐瑞棠染上了疟疾。当时药物奇缺，领导见他身体极度虚弱，就向上级申请给他奎宁药片治疗，当父亲看到其他战友也急需奎宁治疗，主动把药片让给其他同志。
1939年3月，为开展抗战戏剧运动与加强前方与敌后根据地的文艺节目工作，鲁艺特派实验剧团与新组建的鲁艺文艺工作团去前方工作。由主任王震之、秘书肖逸、剧务张平、组织科安波，团员齐瑞棠、张鲁、地子、刘漠、张潮、周云深、宁明哲等，于十一日晨，从延安乘卡车出发，十二日到西安后即随炮兵团乘专列到达河南渑池县，然后步行到黄河渡口，过黄河到山西垣曲县。为炮兵作首次慰问演出。稍事休整，继续前进，翻过王屋山的行军中，剧团分成若干小组，沿途设宣传鼓动点，用抗战歌声，说快板，喊口号，进行宣传鼓动，先到达阳城，又经高平、晋城、壶关、长治等县到达八路军总部潞城地区。从此在八路军总部安排下，对前方部队和地方进行慰问演出和宣传活动。（《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第142面）
4月10日，经中宣部讨论拟定、中央书记处通过的《鲁艺教育方针》“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文艺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材，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第143面）
1940年一月一日买回“戏箱”后着装庆元旦，齐瑞棠等认真演出，毛泽东主席为鲁艺题词：“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节的方向。”
随后还编排、演出了《群英会》《棒打薄情郎》《审头刺汤》《击鼓骂曹》《打渔杀家》《坐楼杀惜》《三堂会审》《四进士》《十三妹》《奇双会》等。（《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第45面）
1941年4月，在毛泽东、周恩来、彭真等中央领导的关怀下，延安业余杂技团成立了。全团60余人从团长到演员个个兼职，父亲齐瑞棠是杂技团的主要演员。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用较短时间苦练技艺，掌握了简单的表演项目。（《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第177面）
当年5月4日，延安业余杂技团举行首场公演，演出地点在延安新市场后沟露天剧场，演出持续了四个多小时，演员们表演的口技、数来宝、京韵大鼓、魔术、武术、京剧等节目，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喝彩。父亲齐瑞棠等人表演了京剧《打渔杀家》。《打渔杀家》，反映了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和劳动人民的反抗精神，把"教师爷"的流氓嘴脸，表演得淋漓尽致，观众们恨不得冲上台将渔霸痛打一顿，不仅丰富了大家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有一定的革命教育作用，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延安业余杂技团的声誉越来越响，“延安有个杂技团”的消息很快传遍陕北根据地，甚至传到敌占区。1942年2月，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延安杂技团，规模也扩大到150余人，父亲齐瑞棠被任命为：剧务主任兼滑稽教员。他们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边生产、边排练、边演出”，逐步成为一支优秀的文艺团体。（《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第195面）
1942年5月，以抗战剧团为基础组建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用于培养专业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父亲任教务主任，该校位于延安市宝塔区桥沟镇桥沟村西山，招生对象主要是边区各剧团的艺术干部。课程设有文化、艺术表演、政治常识等。
1942年10月，延安平剧(即京剧)研究院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为其亲笔题词：“推陈出新”。时任陕甘宁边区抗战剧务科科长的父亲齐瑞棠，同师生们在平剧研究院演出了大量的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当时，中央党校杨绍萱创作了《逼上梁山》的初稿，后经父亲齐瑞棠等人集体修改，将原剧本的23场改为三幕27场，使其更加生动。更能反映出群众创造历史的主题。1943年12月，《逼上梁山》在中央党校大礼堂首次公演，受到中央领导和中共七大代表们的高度评价。
参加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整风运动父亲回忆说：1943年3月至8月调至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任中央党校俱乐部二部主任，他一直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但党校校长罗合如说：中央党校是整风的重点单位，所以入党的积极分子不但要从组织上入党，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入党，目前暂缓停止发展新党员。父亲正确对待入党的问题，积极参加整风学习，当时父亲所在的中央党校二部是抓学习的典型，除了自己带头学好，同志之间互帮互学互查的风气尉然成风，特别是毛泽东亲自看了一些同志的笔记，改正了某些错字，并加了批语，这对大家教育更大了，党校学习生动活泼，经常提出问题，不拘形式的组织漫谈会，讨论会。为了弄清问题，大家查资料，看文件，找根据。对讨论中的重要问题，经常请中央负责同志作报告。小组的同志相互谈心，交换意见，共同提高。整风学习自始至终发扬民主，把真实思想讲出来，目的是暴露思想，揭露问题，对的加以肯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转变思想，提高认识的目的。
1943年7月，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深入审干的动员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各人写思想自传和历史自传，由思想反省、历史反省，展开坦白运动。运动中，混淆了敌我界限，产生了严重的逼、供、信等错误，势态扩大化，造成大批冤、假、错案，父亲齐瑞棠，还有不少同志无端地受到怀疑。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完后说，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错误的做法。现在，作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予受害的同志道歉。经过许多努力到了1945年，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得到制止。父亲一直正确对待审干，经受住组织的考验，于1946年由中央党校校长马吉林、罗合如介绍光荣加入了共产党，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道路。
改编京剧推陈出新
1943年8月至1944年父亲齐瑞棠任延安中央党校俱乐部三部任主任，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之余的文艺活动也十分活跃。此时的文艺活动不仅仅停留在校园文化生活层面，也不仅仅是教学的辅助角色，在更深层意义上，贯彻毛泽东关于整风讲话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做到切实行动和实际成效。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毛泽东对此时中央党校的文艺活动十分关注、大力支持、亲自指导并给予高度评价。
在延安杨家岭父亲受邀和部分师生一起聆听了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父亲坐在离主席台较近，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穿着旧军装，上面还打着补丁。在这次座谈中，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大鲁艺"和"小鲁艺"的命题，以非常通俗的语言表达了人民艺术家与人民、与社会的关系，指出了文艺为革命服务的发展方向。从此延安地区和各战斗部队的群众文艺活跃起来，秧歌剧、独幕剧开始流行，一些戏剧工作者在深入生活之后，创作出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如二人剧《兄妹开荒》，体裁是鲁艺的师生根据深入人民群众生活创作而成，虽然台词都是大白话，但用秦腔唱出来声调抑扬顿挫，加上歌舞和农民式的诙谐，使得整个剧目情节简单，表现丰富，老百姓看着特带劲，成了边区的流行曲。毛主席看了评价该剧："一个是大生产运动表现了，一个为人民服务也做到了，还有一个是群众喜闻乐见"。
边学习，边整风，边创作的“整风”时期，中央党校的平剧演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43年12月，《逼上梁山》在中央党校大礼堂首次公演，由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下面的大众艺术研究社出品，该剧为集体编剧，父亲饰剧中人物陆谦，演出受到党中央领导和中共七大代表的高度好评，认为是京剧改革中大有成就的作品。1944年1月，毛主席看后，当晚给剧组写信祝贺他们演出成功，称赞此剧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并指示时任中共党校常务副校长的彭真继续改编《三打祝家庄》，目的是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解放敌占城市的策略教育。彭真执行这一重大政治任务，着力领导，教务处主任兼平剧研究院院长刘芝明亲自组织、指导并参加了整个创作活动。没有《水浒》原著，父亲和创作组的同志又碾转托人从毛主席那儿借来《水浒》一百二十回本，结合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讲授提纲》和《矛盾论》)，初步写出了剧本提纲，确定："一打"的主题是调查研究；"二打"的主题是"各个击破"，分化敌人；"三打"的主题是里应外合，攻克堡垒。由于剧作组人均未做过地下工作和军事工作，因此在"二打"、"三打"的创作中遇到困难。彭真同志很关心这个戏，说剧本不要写成农民暴动，而要写成策略斗争，庄内的革命群众、混进庄内的孙立等人及梁山军队结合起来，才能打破顽固的堡垒，三者缺一不可。彭真还请来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同志参与剧组讨论，最终顺利解决了剧本的难题，赶在整风运动时期演出，陕甘宁边区文代会授予剧组“文化模范”的奖旗。
1944年3月，父亲齐瑞棠任延安中央党校本部俱乐部主任。毛主席就《逼上梁山》再次写信给中央党校表扬：“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祝。郭沫若在历史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1945年2月，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在延安公演，毛主席看后又写信祝贺剧组同志们:"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父亲说：在整个延安鲁艺时期，鲁艺师生共创作了400余首(部)反映抗战和根据地军民生产与生活的文艺作品，其代表作有《黄河大合唱》《南泥湾》以及《夫妻识字》和《白毛女》等。这些作品不仅为宣传抗战、鼓舞斗志，弘扬了民族精神，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做了充分的舆论宣传和思想准备，文艺成了"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正如1942年5月，毛主席在与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时风趣所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毛主席口中的“鲁总司令”指的就是以鲁艺为代表的革命文化大军。
1946年6月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父亲作为文化兵团随军南下，紧跟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进军大别山，在河南商城开办的豫鄂公学为新中国即将成立之前培养干部。解放军的猎猎红旗继续南进，随后又分配至中共黄岗县委任委员，黄陂区三里桥任区长，卾豫军区文工团任队长。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新中国成立，父亲被任命这湖北省人民革命大学秘书长、担任湖北省农民协会办公室主任。父亲农民出生，特别关心农民，谁家的房子被水淹了，谁家的亲人患了重病，只要被父亲知道，总是把节省下来的薪水予以救助。人们齐赞说，“齐主任是我们农民的贴心人！”
1950年，任湖北省文化局副局长。1954年，不顾自己体弱多病的身体和年幼的三个孩子而主动请缨参加国家建设转换工业战线，先后任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筹备处行政处处长，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教育处长、技工学校校长，宜都工业区重型机器厂筹备处副主任、湖北省地质勘探燃料工业厅副厅长，为湖北省工业战线劳心劳力近30年。
父亲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吃苦耐劳的延安精神，还有慈母般的细腻柔肠。47岁，已是晚年得子，我作为他的长女出生，因母亲正忙于农村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早产生下我。母女平安，父亲感谢医院，特赠送一块匾给接我出生的护士长陈小青，并给我起名：齐小青。
父亲不仅给了我血肉之躯，更以他的延安精神、信仰，追求、奋斗，为我们子女树立了榜样。中学时我读过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文章的内容是那样强烈的震颤着我的心，因为我也有一位我深深敬爱的父亲。
从饱受剥削，孤身闯荡的少年，到眺望北斗，舍生忘死，历艰过险，参加抗日救国的军人；从宣传抗日文化的文艺骨干，到献身新中国的建设者，父亲齐瑞棠的一生历经磨难和曲折，满载成就和骄傲。虽然父亲离我们远去42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栩栩如生的留在我的记忆中。
42年后的今天，在隆重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80周年到来之际，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驱使我追寻父亲在延安鲁艺的足迹，因为这段长达近十年的延安革命经历，就是父亲革命航程的开端，拿起笔，我写下这篇拙朴的文字，献给80年前奋斗在艰苦的延河之滨的父亲，和我父亲一样有理想、有激情的革命青年，献给培育了许许多多革命文化大军的新中国文艺的摇篮鲁艺。
大浪淘沙，历史不曾改变。父亲虽然离别半个世纪，但父亲的谆谆教诲犹在耳畔：你们是在和平环境中长大的，应当知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要把延安（鲁艺）精神永远牢记心中。当时我们年幼无知，对父亲的话难以理解。回首往事，父亲的生活碎片如明星朗月，照在我们心头，不会随风离去。仰望星空，就能看到父辈艰辛困苦努力奋斗的身影，那是怀念，怀念先烈，使我们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党，更尊重民族英雄。
我常问自己：延安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深度回顾父亲的革命经历，让我从父亲的话中找到了寻觅已久的答案：无论是抗大精神还是鲁艺精神都是鲜明的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是进步的学术态度与教育信仰。80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无数像父亲一样的青年人，向往延安，憧憬风气清正的政治生态，进入抗大、进入鲁艺学习，投身革命并争先恐后奔向抗日前线。经过战争的考验，他们从一个懵懂无知的青年，立志为革命事业贡献毕生。父亲，战争时期，您是既握枪杆又拿笔杆，受毛主席书面表扬的文武双全的八路军；建设新中国，您躬耕城乡，处处为民，服务大众。您一生循规、心思缜密，严格遵守党纪，任何时候都遵守党的规定和要求办事。在我心里您是真正的革命战士，我作为您的后代值得骄傲！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更要传承和弘扬鲁艺精神，不忘初心，永不止步，像父辈们那样奋发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