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朱春雨

亦师亦友朱春雨

                                王曦昌

近几天归拢书架上的图书，在朋友赠书的书架上，我看到了朱春雨送我的几本大作，有《沧桑小户》《绿荫》《亚西亚瀑布》……睹物思人，人早已驾鹤西去……

我跟朱春雨相识在1976年的春季。那时候，我在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一天上午，我收到了一封信，是从吉林人民出版社发来的。启封一看，给我写信的人是解厚春。解厚春这个名字我是知道的，因为他在《吉林文艺》1975年2月号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工宣队长》、9月号上发表的《小院风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解厚春在信中让我有时间去吉林人民出版社找他。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办公地址距离我们学校很近，就在人民大街（那个时候叫斯大林大街）与自由大路交汇处的北面500米左右的地方。

一天下午，没有课，我就去了吉林人民出版社。初见解厚春，并不感到陌生。他高高的个子，穿着蓝色涤卡制服，浓密的黑发遮掩半个额头，有点水蛇腰，人很朴实。他是东丰县人，因为在文艺期刊上发表了几篇较有影响的短篇小说而小有名气。当时省里的一些意识形态单位，有个新的举措，即：文学艺术或者新闻出版单位，都要掺沙子，所谓的“沙子”，就是从工农兵中选拔一些骨干人员充实到意识形态部门工作。解厚春当时在东丰县，他作为知识青年代表，被充实到出版社工作。后来，有一部分“沙子”就留在了省城工作，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解厚春回到了东丰县，这是后话。

解厚春跟我说，吉林人民出版社为了庆祝“文化大革命”十周年，正在编辑一本小说集，小说集的名字叫《战鼓急——吉林短篇小说选续集》，其中选了我发在《吉林文艺》（1975年8月号）上的短篇小说《地瓣》，让我把《地瓣》再修订一下。这突如其来的好事我有些意外，我当即欣然接受。这样，一来二去，跟解厚春就熟悉了。因为解厚春就住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后面的出版局招待所，而此处距离我们师大的三舍又特别近，这样，晚上一旦没事，我就去解厚春的住处闲聊，而此时，朱春雨也住在省出版局的招待所，他正在修改他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业千秋》。这样，我跟朱春雨也认识了。那个时候朱春雨也就是40多岁，人很精神，中等身材，特别健谈，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脑袋特别大，我想，这样的大脑袋，肯定装很多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当时，朱春雨在吉林省已经是比较有名的作家，“文化大革命”前，他曾经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而且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文学作品，后来，被下放到松江河林业局做宣传干事，1972年《吉林文艺》创刊后，他连续在《吉林文艺》发表《金色的年轮》《阳山翠》《步云岭下》等散文和短篇小说作品，我都仔细拜读过，那时候全国文学期刊少，每次读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我都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

跟朱春雨认识后，朱春雨让我给他借书，他第一次给我开的书单是女作家刘真的《长长的流水》、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当时从学校图书馆借书很难，很多图书都被打上“封、资、修”的印记而不能开放上架借给学生阅读的，师大的图书绝大多数都存放在外语系的地下室里，随便地堆放，没有整理上架，幸亏我有幸认识了正在负责清理地下室图书的李老师，我还可以偷偷摸摸地能借到一些其他学生看不到的“禁书”。我到学校的书库，跟正在整理书库的李老师说我想借这《长长的流水》和《堂吉诃德》，李老师找了好半天，才从库里堆积的书里找到这两本书。李老师很严肃地对我说，这里的书，你拿出去只能自己看，千万别借给他人看。我说，我不会借给别人看。实际上我是在欺骗善良的李老师，我也不好意思，但我不这样做，我就没法完成朱春雨交代给我的任务。因为自从跟朱春雨相识后，我特别想为他做点事情。后来，朱春雨让我给他借果戈里的《死魂灵》《希腊神话和传说》……每次他写出书单，我都竭尽全力，尽力满足他的需求。另外，凡是朱春雨让我借的的图书，我等他还给我以后，我也借机会看一遍。我想，像朱春雨这样的大作家，不会看一些没有用的书，所以，他喜欢读的书，我一定要读的。这样，在朱春雨的引领下，我跟着读了一些中外比较有影响的名著。如果不是他给我列出书单，有的名著，我在当时肯定是不会读的。因为当时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我对世界文学名著的书名知之甚少。

跟朱春雨熟悉了，我去省出版局招待所的次数就多了起来。我基本上是晚饭后过去，如果是天气好，解厚春、朱春雨我们三人就沿着人民大街往南走，一直走到南湖公园，一路上天南海北、古今中外什么都聊，每个话题，我都感兴趣，尤其是朱春雨谈文学创作的体会，我至今仍铭记在心。他说，文学创作没有什么秘诀，要说有秘诀，也是老生常谈，就是多读经典名著，对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要精读、反复读，读来读去，自己就能悟出一些道理；其次就是勤练笔，有成就的作家，没有一个是懒惰的。还说，搞文学创作，兴趣是很重要的。一席话，让我获益匪浅。

1976年夏季，我们1973级工农兵学员临近毕业。就在这个时候，学校党委请回来一位“批林批孔”时返乡当农民的反潮流人物给全校应届毕业学员做讲用报告。当天的会议礼堂及校园的显眼处张贴的标语口号是“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有很多学员在榜样的激励下，当晚在学校党委大楼前就以大字报的形式，向学校党委提出申请，毕业后支边去西藏、去新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有的工农兵学员申请到农村去当农民，不挣工资挣工分……一时间，校园内掀起了毕业生报名去西藏、新疆、去农村当农民的热潮。学校党委以积极的态度支持工农兵学员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并临时做出决定，凡是校党委已经批准报名去西藏、新疆或者到农村做农民的工农兵学员，没有入党的，马上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预备期。

在“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大潮流的影响下，我也萌生了去西藏的念头。我先是跟朱春雨商量。朱春雨说，应该去，西藏是神秘的世界，最适合搞文学创作的人去体验生活。你去了，只要坚持每天都记笔记，积累创作素材，将来对你写小说大有好处。还说，他认识在西藏部队服役的军旅作家杨星火，你到西藏后，可以找他，我可以给杨星火写一封推荐信。我当时很激动，很想报名。这时候，大哥来长春看我，我把我想去西藏的想法跟他说了，他不同意，他说西藏气候特殊，空气稀薄，一般人去了那里，都有高原反应，不是谁都适应得了。此外，西藏离家太远，千山万水，回到内地一趟，太不容易了，还是不去好。最后，我还是听了大哥的话，没有去西藏。朱春雨知道了我的决定后，很是惋惜，说，要是我，绝对不会放弃这么好的去西藏体验生活的机会。当时毕竟年轻，而且对西藏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知之甚少，最根本的是缺乏冒险人生的勇气，最后的结局只能是选择接受学校的派遣。

毕业时，根据学校的分配，我先去了四平地区人事局报道，然后被分配到伊通县委组织部待分配，那时候伊通县没有人事局。离校前夕，我跟朱春雨和解厚春告别。我们三个人在一家饭馆还撮了一顿。朱春雨请客。

1977年1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朱春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业千秋》，此部长篇小说出版时，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在出版前经过反复修改，而且遵循的是“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所以，《大业千秋》在思想内容及艺术手法上，基本上没有摆脱“三突出”创作原则的桎酷。书中的诸多遗憾，只能给当时的创作背景提供佐证了。

大约在1980年，我听说朱春雨穿上了军装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文化部文艺创作室，专门搞文学创作，实际上他入伍是在1978年岁末。中年从军，虽然是文职，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也算是个奇迹。

1984年的冬季，朱春雨出差到吉林省，专程下车到四平，看望我跟解厚春，此时，我已经调到四平地区戏剧创作室工作，解厚春也在《松辽文学》杂志社工作。老朋友见面，分外高兴，说了一些他调到二炮后的一些工作经历和最近的创作计划。他雄心勃勃，要写的东西很多。此时，继他在出版长篇小说《大业千秋》之后，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人海里》（1982），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依然在故乡》（1982）、中篇小说集《绿荫》（1982），1984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80万字的长篇小说山魂（上下卷），同年在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篇小说集《白鹤浦》。仅仅6年时间，他出版了这么多作品，算是高产作家了，其中中篇小说《沙海的绿荫》获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和1983年第一届解放军文艺奖。

他这次给我跟解厚春带来了他签名的中篇小说集《绿荫》。这之后，我跟朱春雨虽然没有再见过面，但在媒体上一直能看得到他在文学事业上不断前进的脚步。1985年朱春雨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沧桑小户》，1986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亚细亚瀑布》，当年荣获第二届解放军文艺奖。我知道他很忙，但他每次出书，都不忘记赠我样书。1989年，朱春雨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描写满族巴拉人生活的长篇小说《血菩提》，此书1993年荣获满族文学奖。《血菩提》是朱春雨创作最有文学及文化价值的作品，可以说，是朱春雨长篇小说创作的顶峰，《血菩提》推开沉重的历史之门，向世人全面展示了“浪漫的满洲”中的一支——巴拉人的过去与今天，把这个微小的部落放到整个时代的大环境中来写，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人文景观。这里，富有地方色彩的语言描述与独特的叙述方式都得到全面的发挥，作者对于人物刻画的独到理解也在成功的人物塑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血菩提》既是满族作家朱春雨的代表作，也是当代满族文学中具有代表性质和独特价值的一部杰作。

2003年12月，我在媒体上看到了朱春雨去世的消息，这年他才64岁，当时心里特别难受，我知道他还有很多的创作计划没有完成。但愿他的在天之灵，能感知到有那么多的认识他的朋友，一直在怀念他，并把阅读他的作品，当作跟老友的又一次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