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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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散文集《大姐的婚事》简评
知道刘庆邦，是因为他的小说。喜欢刘庆邦，还是因为他的小说。我和庆邦老师有类似的工作经历，都是自小在农村长大，中学毕业后从农村出来到煤矿，而且都在煤矿的井下生产一线干过，而后进机关，写材料，搞宣传，业余写小说，不过庆邦老师走的更远些罢了。庆邦老师从煤矿出来后，先是在矿工报社，后来一直走到了北京，到中国煤炭报社当记者，编副刊，写小说，前些年退休后成了专业作家。而我从井下到机关后，除了写材料搞宣传外，业余时间也写一点所谓的小说，偶尔在国内一些不太出名的刊物露个脸，至今基本上还停留在一个业余作者的档次。
这些年来，庆邦老师书出了一本又一本（据不完全统计，累计出版长篇小说七部，中短篇小说等各种集子四十多种），各种各样的文学奖项更是拿了不计其数，几乎囊过了国内所有的文学奖，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影响大，是国内有名的“短篇王”。
庆邦老师比我年龄大16岁，在文学路上，庆邦老师可以算作是我的前辈，我的长辈。因为同在煤炭系统的缘故，再加上有类似的经历和几次短暂的文学交流，自认为对庆邦老师还是熟悉的，但看了他的散文集《大姐的婚事》（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我觉得我此前对庆邦老师所谓的了解，是表面的，也是很肤浅的。
有人说过：在散文里，小说家是藏不住的，在这里，他们把自己和盘托出，与最真实的灵魂照面。《大姐的婚事》全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作家一组关于追忆故乡和亲人的文章，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强，是本书的重头戏；第二部分是作家的一组行走散文；第三部分是作家与文坛挚友的交往一组随笔散记；第四部分是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个人感悟和真知灼见。在这本集子里，作家以平实的话语，朴素的情感，率真的笔触，清新的文风，将这些流淌在自己心间的文字，不急不缓徐徐道来。总之，通过这本书，将会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刘庆邦，感性的刘庆邦，柔情的刘庆邦，一个和小说中完全不一样的刘庆邦。
著名作家余秋雨说过，置身异乡的体验非常独特。乍一看，置身异乡所接触的全是陌生的东西，原先的自我一定会越来越脆弱，甚至会被异乡同化掉，其实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异乡的一切会从反面、侧面诱发出有关自己的思想，异乡的山水更会让人联想到自己生命的起点，因此越是置身异乡越会勾起浓浓的乡愁。刘庆邦亦然。他二十岁离开家乡到煤矿，后来又到北京的中国煤炭报社工作，离开家乡四十多年，至今仍然没有走出对故乡对母亲的眷恋，这些从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
读刘庆邦的散文，常常使我泪满衣襟。《大姐的婚事》我是含着泪水读完的。《大姐的婚事》是一首唱给母亲唱给故乡的歌。在第一部分中，几乎所有的篇章都和故乡都和母亲有关。《勤劳的母亲》是一篇长篇散文，也是这部集子的开篇之作，在这里，作家为我们讲述了母亲拾麦穗儿、捡布片儿、搂树叶儿几件小事。
先说拾麦穗儿，作家讲了自己参加煤矿工作后，因为没人照看幼小的女儿，他就让母亲从乡下来到了矿上，母亲平时除了看孩子，还帮他们做饭，母亲总是趁孩子睡着了，抓紧时间和面擀面条，使他和妻子一回到家就能吃上应时饭。因为矿区临近农穗了，母亲时常给他和妻子说一些麦子生长的消息，什么麦子扬花儿了，麦子黄芒了，再过几天就该割麦子了。母亲的心思他知道，想回老家参加收麦子，但在母亲没有挑明要回家收麦子的情况下，他也没有主动提出让母亲回去。麦收开始后，母亲看到矿区附近的农民拉着一车一车的麦子从楼下经过时，就再也忍不住了，说星期天他们夫妻在家有人看孩子要出去拾麦子。因为没让母亲回家收麦，就已经违背了母亲的意愿，如果再不让母亲去拾麦子真是太不孝了。于是他就同意了。周六一大早，母亲就戴着草帽，用手巾包了一个馒头，拿着一个黄挎包就出了门。等天黑母亲回来时，他看到母亲的脸晒得通红通红。母亲去拾了三天麦，收获了二三十斤小麦，他把母亲拾得麦子碾成麦仁，满口清香。送给岳母一些，岳母也说好吃。不让母亲回家收麦的后果的结果是当年生产队里没有给母亲分麦子。这对一辈子穷怕了饿怕了的母亲来说，是个永远也过不去的坎。以至于后来作家回家探亲，生产队长去找他说话，母亲还质问队长，为什么不给她分麦子。“我连忙把话题岔开。没让母亲回家收麦，责任在我。”
我相信，那一刻，作家心里一定充满了愧疚与自责，是自己的自私，导致爱惜粮食如生命一样的母亲失去了一年的口粮。
看到这里，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和作家刘庆邦的母亲一样，因为经历过缺粮的岁月，对粮食有着很深的感情。我的父亲是一个矿工，八十年代中期，国家出台了一项政策，在煤矿干够若干年，可把妻子和未成年的子女转为农转非，那时，我中学毕业已经到矿上上班了。户口刚转到矿上那几年，母亲因为舍不得离开土地，她带着九岁的妹妹在家里过活，我和父亲在矿上，一家四口人分为两下，最后，在我和父亲的一再坚持下，母亲才恋恋不舍地把家门锁上，离开了土地，临走时，还把家里剩余的几百斤小麦寄存在二伯家，说如果需要再往矿上拉。刚到矿上，母亲和刘庆邦笔下的母亲一样，时刻关注着季节的变化，什么时候该种麦子了，什么时候该种玉米了，什么时候该撒萝卜籽种萝卜了，一到麦收季节，母亲就急得团团转，想去拾麦子，父亲怕母亲累着，坚决不同意。但后来母亲还是去拾麦子了。那天，她在父亲上班后，把我们的午饭准备好，留了一张字条，就和楼上的几个家属偷偷去拾麦子去了。到晚上回来，因为天气热，母亲身上都湿透了，脸、肩膀、胳膊等皮肤外露的地方都是通红通红的，父亲训斥她，她也只是讪讪地陪着笑脸，绝不顶上一句嘴。后来听说母亲为了能拾到麦子，一连穿越了好几个村子，我不知母亲一天几十里地是如何跑下来的？母亲说，接连拾了一星期麦子，母亲的腿脚都肿了，按一下一个坑，但她确忍着不敢给父亲说怕挨骂。
捡布片儿写的是作家从煤矿调到北京上班后，几经搬家，在住房稍微宽敞些，每年就把母亲从乡下接到城里住上一段。因为作家夫妇中午离家远不会来吃饭，闲不住的母亲除了给孙子做饭外，几乎没什么事，闲不住的母亲就把眼睛盯上了门前的一个垃圾场。因为附近有一个制衣厂，制衣厂的垃圾也往这里倒，这就吸引了一些捡垃圾的人，刚开始母亲只是看，后来在一个老太太的建议下，也开始捡一些纱线、扣子和小布片。然后把捡来的东西分类，把捡的小布片用剪刀剪成三角形，然后用针线把三角形缝在一起，四个三角形对成一个正方形。然后把再把许许多多的小正方形对成一个被单，母亲把对的被单给妻子看，并说把对好的被单送给他们，妻子不要，说我们有被单，并说让母亲把对好的被单回去送人。妻子还让他给母亲说，别再去垃圾堆上捡布片儿了，说不卫生。妻子的意思他自然明白，捡布片儿不只是不卫生，更多的是关系我们的面子问题。说过之后，他们都认为，母亲果然不再去捡布片儿了。十几年后，母亲在家养病，他回去陪伴母亲，母亲让他猜，在北京捡的布片儿做了几条被单，他猜不出。母亲才告诉他对了五条被单。原来，只从他和妻子说过不让母亲捡布片儿后，母亲把捡布片儿转移到了地下，利用他们上班后照样去捡去对布片，到他们快回来时再收拾起来。
作家最后写到：“母亲把被单给大姐、二姐和妹妹每人一条。母亲去世后，姐妹们把被单作为母亲的纪念物，十分珍惜，可惜我没有这样一件纪念品。”是啊，作为家中的长子，最应该拥有这样一条被单的他，却因自己的虚伪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看到这里，我更是禁不住的泪如雨下。母亲都是伟大的，人世间所有的母亲都是伟大的。我也有和作家类似的经历，2008年端午节，在病床上躺了近10年的父亲去世了，为了让母亲换换心境，姨和舅就劝母亲回老家住一段日子。母亲在老家住了几个月回矿上的时候，我去接她，看她大包小包从老家带来很多东西，到家里一看，原来是从亲戚家拿来的旧衣服和从县里鞋厂拿回来的边角料布片儿，只是比作家笔下母亲捡拾的布片儿要大得多。我问母亲要这些破烂干啥，母亲说做鞋垫。做这么多，啥时候能穿完呀，母亲笑笑说，穿不完会卖呀。后来母亲把从老家捎回来的旧衣服和布片儿做了好几百双鞋垫，做鞋垫有时候一直做到半夜凌晨。那一段日子，母亲除了自己上集上去卖鞋垫外，听人说我和矿工会的人熟悉，就想让我给工会打个招呼，给矿上送一些鞋垫。干过煤矿的都知道，煤矿工会一直到现在，每个月都要组织一些活动，如组织女工家属给井下工人缝补作衣或者送安全茶水和安全鞋垫，说起来，这也是煤矿特色，因为经常搞这一类的活动，每月鞋垫的用量还不少，一个季度大概需要三五百双，工会的人总是定期不定期去买一些鞋垫。这本来是打个电话就能办的事，而我却怕失面子没有去说。看到作家笔下的母亲，想到我的母亲也是如此勤劳，特别是当母亲去世后，每次想到这，我的心里总是充满了自责和内疚。
读刘庆邦的散文，就像和邻居大叔唠家常，轻松，随意，亲切。《大姐的婚事》写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婚姻观，作家的父亲曾在冯玉祥部当过一个下级军官，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因为受父亲的牵连，作家一家饱受歧视。后来，邻居给大姐介绍了一个对象，身材、相貌等各方面都不错，但因为家庭成分是富农，母亲和上初中的“我”商量，自私的“我”因为怕全家受牵连，断然否定了这门亲事，甚至连大姐都没告诉，后来，有人又给大姐介绍了个对象，识字不多，就因为家庭成分是贫农，后来就成了作家的姐夫。姐夫是勤劳的。在大姐家的好日子刚刚开始，姐夫就因癌症去世，在回老家给母亲上坟烧纸的时候，作家为了安慰和陪伴大姐，在大姐家住了几天。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才说起邻居曾给大姐介绍过对象，而大姐却一点也不知道，作家写道：“因为我的年少无知，短视，自私和自以为是，当初我做出的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40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情我之所以老也不能忘记，是觉得有些对不起大姐。而大姐一点儿都没有埋怨我，说那时候都是那样，找对象不看人，都是先讲成分。”
读到这里，我不禁感慨万千：是啊，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刚和唯成分论的年代，又有谁不是这样的呢？令人高兴的是，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读刘庆邦的散文，犹如在欣赏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刘庆邦的散文不急不躁，娓娓道来，满纸是回忆、是生活、是细节、是情感的有序流动。如《凭什么我可以吃一个鸡蛋》是一篇回忆性散文，说，早些时候，鸡蛋很贵，家里都舍不得吃，过生日时才能吃一个鸡蛋。可是，那时的“我”每天都吃一个鸡蛋。作家在文中说，我母亲没有吃鸡蛋，大姐、二姐没有吃，妹妹和弟弟没有，只有我每天早饭时吃一个鸡蛋。刘庆邦觉得兄弟姐妹们是平等的，对于吃鸡蛋这事，心里很愧疚。此外，还有《留守的二姐》《妹妹不识字》《不让母亲心疼》《那双翻毛皮鞋》《挑水》《端灯》等等，更是把我们一下子拉回了几十年前的那段岁月，尤其难得的是，作家在追忆过去的同时，在自己内心深处把对母亲对亲人的愧疚进行了剖析，揭示了作家人性善良的一面和真性情。
《吹柳笛，放风筝》用细腻的笔法描写了乡村童年的生活，尤其是在细节描写上，用工笔细描的手法，同时在叙述描写中，把自己的感受融入其中，那种语言，特种描述，怎一个美字了得。欣赏这样的文字，简直犹如欣赏部绝妙的乡村风情微电影。
刘庆邦是当今文坛很受欢迎并独具特色的一位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始终蕴含着正能量，他关注着中国最广大下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如《黄梅少年》的少年，《马大爷和他的鹩哥》的马大爷，《花工》中的河南花工等，写出他们人性中善良、美好的一面,表达了他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向往与憧憬。而《野生鱼》通过对童年钓鱼、摸鱼的回忆，把笔触深入到乡村深处,揭示了传统诗意乡村的过去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表达了作家对当下中国农村环境现状的忧虑，引人深思。
故乡和煤矿，是刘庆邦的一座富矿，就如同高密之于莫言，商州之于贾平凹等，永远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喜欢刘庆邦的作品，喜欢《大姐的婚事》，更喜欢他为我们带来的心灵的洗涤。
原载《阳光》2019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