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知道我没文化的妈这么唠叨,觉得自己什么都行一样。就是回家喂个鸡,都啰嗦不停,长篇累赘:记得槽槽里装满水;记得把鸡圈门的钥匙套回到那个“钢石板”上(不知道她从哪里捡回来的一个圆柱形的鹅卵石);记得把大门多揪两转反锁了。你还未出门,后面追过来一句:“把窝里鸡蛋捡起放到冰箱上面格子里哟!”“知道。”我逃出病房,躲开她的视线所及。
难道我鸡都照顾不了吗?割一些红苕叶子,添一瓢苞谷而已。你刚进屋,头盔手套都没来得及摘下,电话又撵上了,“娃儿,记得数下鸡,大鸡十只,两个鸡公,八个鸡母,小鸡七只。别喂多了,多了会胀死——”“嗯。”我鼻孔重重地发了声,这就是我妈。
我是大不以为然的,而结局是很窘迫的。我妈的鸡在我喂养的日子里,在一个难得见到阳光的午后,一只半大鸡蜷缩在鸡圈的泥土里,冰凉僵硬没有一丝的阳气。扑棱散开的翅膀和羽毛,我猜测是被“毛狗”(我们那里把黄鼠狼叫着毛狗)之类的野物糟蹋了的。但我妈没有对我唠叨,很意外的只悠悠地说了一句:“死了就死了,狗日的毛狗。”再不多言,也不再提。不几日,又一只半大鸡萎缩在墙角,苞谷粒滚在眼前也懒得动嘴,我提了提它的翅膀,一松手,它跟着又矮了下去,勉强地啄了一粒苞谷。再也飞腾不起来,跳到我手上的瓢中,努力地绷着身子,伸出尖尖的喙,亟不可待地抢食。我害怕它再没了,把它放到腿上,右手稍稍带力地捏住它的双腮,用瓷勺的把子撬开它的嘴,灌下去我所能找到的鸡药,然后单独放在一边,为它点亮一盏灯。它依然蜷缩着身子,耷拉着头,眼前一堆的苞谷和一碗的水,它没有多看一眼。我出门前,又多看了它一眼,默默地为它祷告一番,除了这些,我无能为力。
第二天,我借车送吵得心烦的我妈回去养两天。我没有进门,赶回单位。我妈后来说,鸡死得梆硬了,屋里灯怎么亮着?灯是我亮着的,但没有开启生命通道,鸡还是死了。
我妈没住进医院前,好像没这么老,也没有这么多话。“我看到的,那车子硬是生生的把我们挂倒的。路边检查的特警过来后,车子驾驶员才下来,”我妈说,“遇到鬼了,那天不上街理发就好了,再也……”这个片断她对我三天说了五六次,我已经能够一字不差,连语气都能像她一样夹杂着委屈重复出来。“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事情出都出了!”我已经很烦她的唠叨。我妈以前不是这样的,十天半月没事不会给我打一个电话。我们之间通话主要是她的菜,没用农药化肥的莴笋、白菜、上海青、菠菜、萝卜、苦瓜、丝瓜……地里出来什么就托人给我带什么,放在单位门卫室,然后再嘱咐我下班后记得去拿。但很少有超过六十秒的,我和我妈之间有代沟,年龄的沟,文化的沟,思想的沟,所以要说的很少。她沤臭的肚子话,我文绉绉的知心话,都从没给对方说,单独相处的时候,她发呆,我看手机。在医院这样,以前回家打一网坐着喝口开水的工夫都这样,我和我妈,说不拢,最好的相处就是相对无言。
“我明天不输液,手都输痛了。”六十八的妈像小孩一样,怕疼。我很不屑,不语不睬,液还得输。“别人家的红苕都挖了,油菜也栽了,豌豆也点了,我得回去几天……”“那田边的冬瓜,横七竖八的,蒂把死了的得摘回去,不然要烂……”我知道要烂,已经有两个莽冬瓜烂在地里,快溶了。但从田埂到路边有近十米,那么多又大又重毛乎乎的冬瓜我才懒得弄,也不值几个钱,况且比冬瓜重要的事太多,哪里顾得上它,由它呗,烂在地里也不亏,还可以肥明年的地。“我问了医生,可以照片看取不取得夹板了,你带我去照。”我妈是个假洋盘,一个人只能在那一层楼中活动,楼里再闷楼外阳光再好,都不敢从七楼下去,没人陪不进电梯,走楼梯又累不下来。只有和同病相怜的病友,还有服侍病人的老头老婆婆,摆些农村的龙门阵。
我最近对她也是豆爆的脾气,为了她吊着膀子闹着回去,劈头盖脸凶她:“你就是个结肚子,说什么都不听,如果回去发生第二次骨折,别喊我!”然后气呼呼出去,从前到后都没看她一眼。我妈只要一落屋就歇不住,在医院呆了刚一周我们带她回去了一次,左手打着夹板,还穿上筒靴去地里拖回盖菜秧的薄膜,使唤叔叔做这做那,叔叔年纪大腰腿不好,楼上楼下按她的吩咐收拾也累得生了厌。于是她气呼呼地进里屋,提一个塑料桶出来,准备用脚踩,原来是沤的带皮的核桃。我冲过去一脚踢开,“回来就这里那里,整到哪里怎么办?”然后催着收拾一下又送回医院。
在车上我们都不说话,到了也没送她上去。我赌着气,她脸色也不好看,只是磨着身子下车后回头说了一句:“自己吃好点,早点睡觉。”第二天回去喂鸡的时候,我抓紧时间,偷偷的把核桃一个一个清理出来,摊在二楼阳台上,把我妈想干的活干了。
每次吼我妈,她都不吱声不反驳,委屈受着,她很多时候得依靠我这个儿子出面跑路。望着我妈紧成核桃般的皱纹,头顶如雪的银丝,实际我也揪心难受,我知道不该这样对她,她的委屈顺从更加深我的内疚和负罪,我妈可是十月怀胎一屎一尿把我拉扯出来,送我上学吃上国家饭的,我本该一切顺着她听她的话,但我不能,只有狠心含泪地吼她。
“去看片子出来没有,你下去看看,有一个小时了。”我妈问了我几回时间,催我下去守着拿片子,她比望着乌鸭嘴里那块肉的狐狸都着急。
终究没有架住我妈的坚持,取了夹板吊着根绷带,拿了两盒片剂办出院。上午就收拾妥妥的,不落下任何一个物件在病房里。上车的时候,她侧着身子用右肩抵开车门,挪上坐椅,然后慢慢磨到左边位置上,一直用右手护着左肩,显得格外的小心翼翼。因为我告诉她,出院后别人就不负责任了。
星期天我一早回去,到家就换上旧衣服,把屋角红皮红心的红薯选没挖伤的往地窖搬。地窖在屋西小水沟靠坡的竹林里,沟不深也不宽,但背着东西得多走两步,一下一上,我妈说那样费力气,于是她拉开隔壁菜老板的小货车后厢门,踮起脚夹着一尺宽五尺长的木板往后拽,然后叫叔叔去搭成跳板。背篓还没到一半的时候,我妈就开始喊我别捡了,多了背不动,我总不听她的,一边捡一边对她说,我知道。她急了就把背篓拉起来,往我背上抽。当我背到地窖准备放下时,背篓忽然被牢牢抱住,原来是我妈的右手抓着篓沿,右脚弓着垫在篓底,身子拥着背篓。
我不让她跟着,她也总不听。依然不停地说:“别捡多了,背不起。”依然在身后牢牢实实抱住背篓。同样的话同样的动作,她不厌其烦的重复,但我有些烦,我都快五十了,还被她当孩子一样不放心。到后来,她一步一趋的步子越来越慢,右手臂时不时按着右腿膝盖,她出的气息越来越粗。但当我卸肩时,她总会扑近前来,狠狠地向上托住我的背篓,咬着牙使劲,但我明显感到那一股力量越来越弱。
阳光里,那脸皱纹却陷得越来越深,头发越来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