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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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拉开，街灯一盏一盏亮起，雨穿过夜色，迎面而来。
想灌醉自己的一杯酒，还闪着猩红的记忆，一朵守了半年才绽放的玫瑰花在阳台摇晃着，像一个人的名字，搅动着夜色安宁。
我站在21楼阳台上，风失魂般扑进来，打着翻卷又急吼吼寻找下一个出口。隔壁的欢声笑语顺着风挤进来，我闻到了酒和肉的香。我能想到隔壁单住的那老俩口乐呵的样子，半个多月前，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一袋一袋从超市往家里提，每次在电梯里遇上，都要满面春风给你解释：“今年儿女们难得一起回来过年，得多备点年货。”
女儿坐在电视机前，刷手机的姿势要比弹钢琴顺溜多了，不知道是对我的简单年夜饭的抗议，还是其他原因，吃完饭后，她一直没说话，总低着头，眼睛粘在手机上，电视里的热闹和窗外的风声好像都与她无关。花一样的年纪，就对春晚这样的热闹失去兴趣，让人不解。想起我们小时候，盼年那劲儿从腊八就开始积蓄，每天瞅着墙上的日历，恨不得多扯下几页。年夜饭后，围着父母坐在电视机前，几盘花生瓜子，都能开心到梦里。
窗外的云朵，没因过年而兴奋，被风唆使着，正一团一团恶狠狠纠集着，黑夜裹挟着一阵阵寒气，向我袭来。对面公园里的路灯和梅花并排开放着，青石板的路面上闪着几道青亮发紫的光，无数的枝叶和花朵，都沦陷在潮湿的灯影里，除了寥寂，还有一种丝滑和透心的凉。
小区门口的银杏树旁，一个老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站在那里，从我站上窗台的那刻起，她就杵在那里，一寸也没有挪动过，她的头转向左边下高架的方向，她手里的蓝格子雨伞与齐脚的大红羽绒服在淡黄灯下，像一幅彩色的油画，挂在夜空的深处。
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交替工作着。被红灯拦下的两辆红色小车显得尤为突出，我猜司机一定是女性，从另一个城市赶回来和父母相聚，也可能是急着见自己的孩子，还有可能是因为春节轮班，就像我的一些同事，现在也在岗位上。远处，高铁鸣着长笛，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偶有车灯指向小区匝道，老人才会转动脖子，随车辆移动。
十点钟已过，春晚里的戏剧都已登场，老人依然保持着先前的姿势，定格在黑夜的画色里。我拍拍站得发麻的腿，突然担心起来，温度越来越低，雨也还在下着，这样站下去，怕是穿得再暖也吃不消，更何况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如果她不是我想象的在等人，而是迷路或是失忆，那麻烦就大了，她的家人该有多急。
正准备进屋找物业电话，一辆黑色轿车在老人面前戛然而止，一个四十岁左右，穿着厚厚红色羽绒服，甩着大波浪的女人冲出车门向老人跑去，老人见状，扔下雨伞，张开双臂颤巍巍奔过去，两团火紧紧抱在一起，灼得我泪流满面。
女儿侧过脸看着我说：“妈，你咋哭了？”我只好强颜：“哪有，风大，迷了眼，大过年的，高兴着呢！”
女儿从来没有一个人离开过家，也没离开过我，就是失去父亲后，奶奶、姥姥、姑姑、舅舅、表姐们都是对她倍加呵护，像这样的场景，她哪里会感动。此时，我真希望那个下车的女人是我。只是母亲的腿受不了风寒，也站不了那么久，母亲表达的方式也不如老人那般直接。这些年，母亲早已习惯了和远方子女相聚分离的模式，对相见的喜悦一再收敛，每次离别时，都假装强言欢笑，转过身，就是抹泪。
那棵银杏树举着大红的灯笼，像卫士一样守在小区的门口，奔走的车灯越来越少，梅花列成两排，一副傲骨的姿势，无论冰霜雪雨都会绽放。
远处，闪烁的霓虹，像大地的眼，又像是黑夜的咒语。我不知道，母亲此刻是否坐在那里看春晚，还是靠在窗边凝视着远方。窗外老人等待的时候，我的心里是着急，可又莫名地感受到一种温暖，仿佛站在那里的是我的母亲。
“爸爸，楼下大门开啦！快上来，我们都在等你！”就在这时，一声甜美的孩童叫喊，划开了小区的宁静。一个女孩把头伸出窗外，朝楼下大喊着。
我知道，那是3号楼最中间的那个位置，喊话的女孩，叫妮妮，刚刚上小学。她的爸爸妈妈都是肿瘤医院的医生，当然，这些也是先生住进肿瘤医院后我才知道的。
女孩的爸爸是个医学博士，专攻肝脏方面的肿瘤，在熟人的介绍下，成了先生的主治医生。转到放疗中心时，女孩的妈妈又恰好是先生的管床医生。两年前的今天，也是除夕，整个医院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宁静，我和女儿一起在医院里，没开电视，也没说话。不知为何，先生突然口吐鲜血，值班医生并非先生的主治医生，我担心血流不止会有生命危险，慌忙给主治医生打去电话，本是试试看，没想到，那位潘医师，也就是女孩的爸爸，不到半小时就穿过大半个城冲进病房，给先生做了及时救助，直到血流控制后，才肯离去。
第二天，查房护士们在一起开玩笑说：“昨天潘医生忙得连手机都忘了拿，她的女儿可真行，打了他好几十个电话。”先生听完，默默地转过身去。那一刻，我们唯一的女儿，也是一个人呆在家里。
爱人已经离开三年了，每个除夕夜，我都习惯站在窗台上，看万家灯火，看霓虹闪烁。看对面那个有小女孩的窗口。不知道今晚，女孩的爸妈要不要值班，或者还在医院里根本就走不开，这样想着，回头看一眼还在刷手机的女儿，心里却涌出一股排山倒海的痛。
先生走后，女儿一下子成熟很多，也变得沉默了。她看起来比我要坚强的多，一直不愿意告诉老师同学家里所发生的事，哪怕在我快抑郁期间，她也能忍住我的反复无常。她从来不提自己爸爸的事，甚至是之前那些相关的不得不说的事，也不愿意说出来，大概是怕我伤心吧。
电视里插播着一组公益广告，主题是《留一盏灯，温暖他人》，一个老人给放晚自习的女孩留着灯光，女孩回眸的瞬间，是老人那慈祥的笑脸。
我也突然想起多年前那个除夕，想起那个我根本不认识爆爆米花的人。他和电视里那位老人一样，围着旧围裙，头发花白，皱纹很深，可他一双油污的手和那盏在风里摇晃的煤油灯，却狠狠地温暖着我的记忆。
那个除夕，有风，小雪。母亲要做米花糖，我自告奋勇去街上爆爆米花，忙不过来的母亲巴不得此时有人领命。可爆米花的人太多了，等我爆完爆米花，满街都弥漫起诱人的香味，路上已没有几个行走的人，我激动地拎着蛇皮袋，像捡着宝一样迈开腿往回跑，却不想被一块石头绊到，爆米花沸沸扬扬和雪花抱到了一起，我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那个爆米花老人是怎样出现在我面前的，我已经没有记忆。他把煤油灯放在地上，用他黑乎乎的手把我拽起来，塞给我一个装了一小半爆米花的蛇皮袋，笑着说：“幸亏刚才只给你装了一半，不然看你父母回去怎么收拾你”。
我惊喜得竟信了他的话。我接过爆米花，又想跑起来，他拉着我，示意我把膝盖上的雪花弹掉，他的脸上都是油污和碳灰，我实在看不清他的眼神。他举着灯，让我先走，当我要在黑洞洞巷口转弯时，我回头发现，老人花白的头发在雪花里飞舞着，那么晶莹，那么剔透。
多年后，这幕情景像一幅画，贴在除夕夜的深处，温暖着我。从学校毕业后，无论在哪里遇到爆米花的人，都想上前看看，都会买一点。总惦记着，能不能遇见那个给过我爆米花的老人，和他油灯里的暖。
雨和时针一起叩出了新年的钟响。只是，没有爆竹声声的除夕夜，到底失去了一些趣味，就连那些大红灯笼，也比往年暗淡了不少。
母亲应该已在梦里，她没有守岁的习惯。我不知道，她的梦里有没有我。天气预报里说母亲那座城市明天有雪，想起年前母亲电话里那句话：“老人家的年，哪有个确定，过了这个，都不知有没有下一个”。
这几年光顾着抵抗灾难带来的伤痛，多数时间都是在微信里和母亲碰面，更别说能回去看看她了。此刻，做梦都想能陪在母亲身边，一起听听新年的钟响，哪怕就像三十年前那个除夕一样，被父亲惩罚，把我关在院门外，母亲偷偷跑出来抱着我靠在自家大门前，看烟花飞落，一声不响，也很好。
我知道，母亲过节前一次一次追问回去的消息，是因为担心。他经历了我同样经历的事，她总是怕我想不开，总是担心我的的身子骨经不起打击。父亲去世后，母亲很平淡，平淡得让我们以为她是个没心没肺的人，直到先生离去那一刻，才明白，母亲的痛，痛得蚀骨。
人总在失去时，才回味更长。那个骂我不喜欢打转向灯的人，那个骂我洗澡把窗关得太严的人，那个骂我坐火车还能搞反方向的人，那个骂我不好好吃早饭的人，还能不能在岁月里重逢。
千方百计想捡回的梦，已经变得不可能。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欢喜与离别，植物一样并肩生长的两个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三号楼的灯光已经暗了下去，我猜那个喜欢依窗等待的小女孩，一定在他父母的怀里进入了梦乡。
风在新年到来之后，收敛了脾气，只是轻手轻脚地在玫瑰花枝上荡来荡去，铜钱草的叶子和三角梅一样，总是繁茂葱茏。那朵红色玫瑰花在绿影里摇曳着，充满倔强。
翻完手机里的照片，天就快亮了。年味在朋友圈里沸腾起来，一些地方的雪正下着，一些地方的花正开着，拜年的贴子，铺天盖地。
胃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抽痛，想要去煮碗饺子了，母亲说过，不管多喜多悲，多痛多累，都要按时吃饭，再跌宕起伏的生活，也抵不过一碗人间的烟火。
大地还是喜欢沉默不语，灯火也没有发表年夜感言。我有，只是，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我相信，春风一定懂得，怎样把美好寄到人间。
晨光，碾去了夜色的漫长。只是，我想知道，满城的灯花，又去了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