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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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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2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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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饥渴症


                                                           

我曾经患有十分严重的“电影饥渴症”。

儿时生活在乡下,想看电影就像饿极时想吃饭、渴极时想喝水一样。我的家乡远离县城,那时交通闭塞,还不通电,几年看不上一场电影是常事。偶尔县上派电影队下乡,在乡场上放一场电影,那已是我们所能享受的非常奢侈的文化盛宴了。电影队若是逐村放映,我和一党发小,就会寻着电影队的踪迹,跑遍周边所有的村子,反复看同一部片子而乐在其中,不知疲倦。

为了求学,一九七八年我从乡下来到昆明。我的电影饥渴症,在意外之中大大得到了缓解。那些年,我的母校——云南民族学院,现在的云南民族大学,除了特殊情况,比如下雨下雪,还有学校有重大活动之外,每逢周六晚上,都会在校园的球场上放映两部电影,偶尔也会只放一部。因为是校内免费放映,其他人不得随意进校观看,所以,每逢放电影,学校围墙外的马路边,都会有一些过路人,坐或站在自行车的货架上,观看“倒电影”。作为刚跨进大学校门的新生,本来就兴奋异常,加之每周都有电影可看,更是喜上加喜,乐不可支。大学四年,是我有生以来电影看得最多的时段。《流浪者》《大篷车》《五十一号兵站》《七十二家房客》《乌鸦与麻雀》《十字街头》等等,等等,都是那个时候看的。

大二以后,我和我的几位同窗,还获得了云南省电影公司的一项特殊礼遇——优先观看即将上映的片子。新片上映之前,我们就会被邀请到位于南屏东街的试片室先睹为快。这样的优惠,不免使我们生出几分自豪感。要知道,那时候的电影经常一票难求,拿着钱在电影院门口“堵飞票”(看谁有多余或愿意出让的票)者大有人在。接受邀请之后,我们当然不能白看,还是要做点儿事的。所要做的事,就是看了片子以后,把感想写成评论稿,投给《电影之窗》。

《电影之窗》是当年云南省一份专门评介电影的杂志,图文并荗,很受欢迎。因为从小患有电影饥渴症,所以,在学校阅览室,《电影之窗》是我翻阅最勤的杂志之一。当然了,层次更高,影响更大,我翻阅得更多的,还有《大众电影》。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对电影的热衷程度依然不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昆明市电影放映是分批次进行的,第一批次的影剧院先放映,然后是第二批次、第三批次顺序放映。大体上是先市区,后近郊,再远郊。我至今没搞清,为什么要这么分,可能是拷贝数量有限,不能同时投放更多影剧院的缘固吧。

我的工作单位在市区,所放映的电影,在第一批次的时段我就能看到。加之,单位的工会组织热心为大家办事,每有新片上映,都会为大家代购团体票,所以,新电影我一般都不会错过。能在第一批次看到新片,所写的影评时效性就较强。因而,有些评论曾登上过省报的副刊,有的评论还受到过省报和省电影公司的联合奖励。

令人意外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电影的痴迷程度在不知不觉中逐渐下降,看的片子越来越少,最近十多年来,甚至没到电影院看过电影了。《电影之窗》《大众电影》不知什么时候也已偃旗息鼓。我的电影饥渴症神奇地自愈了,可是,病好了,心里倒反空落落的。

说到这儿,突然想起蔡明小品中的一句台词:“这是为什么呢”?我暗自思忖,是自己老了,欣赏情趣跟不上了?可我对宏大叙事的大决战三部曲一类的片子,还是很“有感觉”的。是电影走下坡路、失去吸引力了?可时下的新片,时不时地还创造出惊人的票房新记录。

对于“为什么”,我作为赋闲老翁,没有能力说清道明,我也不想去追根究底,只是诚挚地希望,能再不断地出现令人百看不厌的新片子。若果真有盼头,我情愿再患一次不亚于当年的“电影饥渴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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